首页 -> 2008年第3期
诗歌观念变化与现代叙事诗的脉冲式繁荣
作者：方 涛
究其形成诗歌抒情主导倾向的根源在于文人士大夫的外部环境的严酷性，导致了外儒内道成为他们不约而同的文化选择，即使身在庙堂亦在内心为自己留下一处自由的精神空间。因而，隐逸(包括身隐与心隐两种形态)才成为士大夫文化传统的重要部分。仕途的艰辛使得他们的确是需要一种艺术形式来彰显个性，宣泄幽思，从这个角度上来选择，诗歌可使一切其它的文字都喑然失声。那么，正因为他们选择了诗歌，今天我们才可以从他们的诗句中更为真切地触摸到他们心灵的真实。同时亦由此派生出了显而易见的弊端，即使得诗歌的艺术视野逐渐狭窄而最终走向自我封闭，难以容纳心灵外的现实以及非抒情的形式和鲜活的语言。然而每当此时，民间的文学艺术资源就会成为诗歌所借重的力量，向民间学习来拓展自己的思维空间，重新调整自己的艺术视野，打破人为的疆界，为其注入新的生命活力。所以，诗歌即使在逐渐贵族化的过程中，也有叙事诗的几次脉冲式的繁荣，如汉乐府和新乐府运动就曾经为过分个人化、心灵化的诗歌注入了现实感和叙事性。无疑这也是对人们对于诗歌艺术的叙事性审美要求的迎合，每一次叙事诗的脉冲式的繁荣都产生了一批至今仍是脍炙人口的作品。《长恨歌》无论是故事的传奇，形象的丰满，语言的优美还是叙事与抒情分寸的拿捏都十分到位，成为古典叙事诗的巅峰之作。然而中唐之后就鲜有规模化的叙事诗潮出现，更未有好作品问世，对这一文学现象最为恰当的解释应该是：戏剧小说的日渐繁荣续接和满足了人们对故事的审美偏好与欲望，致使叙事功能逐渐从诗歌中淡出。
从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脉络我们可以看出叙事诗的勃兴与民间文化力量的凸显存在着一种和谐共振的关系。这种和谐首先是表现在形式上，摇曳多姿的故事是需要自由的形式来容纳的，无独有偶的是古典诗歌的两次叙事诗高峰，所倚重的形式都是民间意味浓厚的乐府，而且也正是乐府诗体制的自由为诗歌叙事留下了极为广阔的空间。民间诗歌有感于人们在生活与劳动中的喜怒哀乐而发，“动乎天机，不费雕琢”，只管应和自己的内心的情感，任意而发，自然天成。意犹未尽时，便重章叠唱，一唱三叹，却歪打正着地加深了民歌的情感浓度。粗砺鲜活的形式，既充满生命的活力，又为文人留下了人为美饰与精致的空间。
其次是叙事诗所表现出的强烈的现实感与民间精神的和谐共振。所谓民间精神即深厚的人民性，深蕴其中的是现实性、批判性以及乐观精神和自由精神，由此构成了民间精神的传统。在实在的生活与形而上的精神之间，民间的眼光永远关注的是前者，正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听一听桑间陌上的不平之声，街头巷里的怨愤之语，你就会与一位诗人的思想产生共鸣：“他把带泪的悲歌，放到乐府的天平上，让所有的谄笑者，都失去了重量。”直到今天，国风与汉唐的叙事诗仍是我们倾听那个时代的重要的声音。在中国叙事诗的发展进程中，最为重大的变化是于“十五从军”的质朴告白中融入并强化了中国文人叙事诗歌的抒情化倾向，他们在叙事中也表现现实，但那只是现实在他们心灵中的回响罢了。
第三，叙事诗迎合了民间的审美偏好。对于故事民间一直报有持续不断的热情。虽“感于哀乐”，却是“缘事而发”。无论在哪里他们都希望看到一个好故事。因为一个好故事能够给予人们更丰富的审美感受，情节与细节的铺陈，强烈的令人唏嘘的命运感，摇曳多姿的形象性，还有多样性的描写方式，既可极其简洁亦可铺排细致的表现。
在20世纪文学发展的过程中，诗歌的主导倾向由抒情向叙事的转化开始于解放区，在此之前虽有零星的叙事诗创作，终难成规模。解放区的叙事类的文学样式，小说，尤其是戏剧获得了更为长足的发展，决非偶然，与此时民间力量的强盛导致审美主体和文学价值取向的转换密切相关。
纵观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每逢文学变革的重要时期，民间的力量与作用就会凸显出来，扮演重要的角色。如唐代对魏晋六朝诗歌的反拨，又如20世纪初新文学倡导者为对抗旧文学所选择的“民间立场”。胡适提倡文学革命，其革命的最重要一项是反对文言倡行白话，“不避俗语俗字”。他认为，中国“一千多年的文学，凡是有真正文学价值的，没有一种不带有白话的性质，没有一种不靠这个‘白话性质’的帮助”。他在盛赞了《木兰辞》、《孔雀东南飞》、陶渊明、李后主、杜甫的《石壕吏》、《兵车行》之后说“自从《三百篇》到于今，中国的文学凡是有一些价值有一些儿生命的，都是白话的，或是近于白话的。”过去尽管有白话的文学，“因为没有‘有意的主张，所以白话文学从不曾和那些‘死文学’争‘文学正宗’的位置。”钱玄同称“胡君‘不用典’之论最精，实足祛千年来腐臭文学之积弊。”赞“《焦仲卿妻诗》皆纯为白描，不用一典，而作者之情感，诗中人之状况，皆如一一活现于纸上。”他也百般推崇“小说戏剧，皆为文学之正宗”。胡适等人的“有意的提倡”，无疑促成了文学语言的革新，完成了从文言到白话的伟大蜕变，使文学获得了“吾手写吾口”的自由表达。20世纪的社会生活开阔了现代文学的视野，牵引着人们的视线更多的时候是向西看，诗歌形式的变革亦不例外。尽管在上世纪30年代有朱湘、冯至的对现代诗歌叙事化的不懈实践，但占据诗坛主流地位的依然是自由体的抒情诗。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在诗坛一片抒情声时朱湘对叙事诗的独到见解与创作，朱湘曾批评说：阻梗新诗发展的是“胡适的一种浅薄可笑的主张，他说，现代的诗应当偏重抒情的一方面，庶几可以适应忙碌的现代人的需要。”“诗的种类很多，抒情不过一种，此外如叙事诗，史诗，诗剧，讽刺诗，写景诗等等，哪一种不是充满了丰富的希望，值得致力于诗的人去努力。”他认为现代新诗太偏重于抒情，这无疑是会阻碍新诗的发展的。他甚至在同一篇文章中推测“叙事诗将在未来的新诗上占重要的位置。”因为“叙事诗的弹性极大”，能作“人性的综合描写”。所以他便用《王娇》来实践这一主张。因新月同仁都极推崇古典的文学传统，《王娇》便取材于《今古奇观》中的故事，对其进行了现代化的改写。朱湘砍去了小说中过繁的情节枝蔓和可有可无的人物，只留下几个大的关键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