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心历的寻绎　生命的升华

作者：石延平

　　中国人的艺术观，是一个典型的伦理型的文化观，这是由我们祖先的哲学精神的蕴涵所决定的。伦理文化，人的道德修养就被置于立身处世的第一要位了。因而，艺术修为也要符合这一范格了。《论语·为政》有曰：“有耻且格”。“格”，被解读为“格，正也”。“格”，就是道德礼义之格范。在宋代画学中明确提出人品画品的契会，为我们检视艺术美的高下确立了一个重要概念。北宋郭若虚在论述人品和画品的关系时称：“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所谓神之又神而能精矣。”（《图画见闻志·气韵非师卷一》）中国哲学认为，人的心灵之境是个大的宇宙系统；郭若虚的人品之“品”，非局限于人品性的更宏观的一个大宇宙系统，它涵括了人的灵境，宗白华老先生把它解释为浩阔幽深的“灵府”，他认为艺术产生于幽深的心灵。荣海的画中为什么会有这些朴素的人文精神，这些皆缘于他那朴华高旷的灵府。他这么多年来都把书画作为“文以载道”的圣业来对待的；“修身以立世，修德以润身”。故而，他的笔墨中具有“道”之精神；他是在“依仁游艺”中“志于道”的。当然，他也有与古代的文人书画家有着某些相似处，由“仕途入艺道”，这一立足点必然转换为“载道为德”的儒家情怀。为了提升画中的“清、净”之气，他学八大、学昌硕、白石等，得其简约，得其空逸。这在他的“韩坤清风”、“来秋傲怒霜”、“兰香”、“菖莆”等意象中皆得印证。
　　再谈一下荣海绘画中的简约之风。他受八大山人影响最为深刻，复又在这一系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中借鉴取法，现渐已完善了自己的绘画语言。文人作画尚简约是有其历史文化渊源的，古人在先秦时就有：“礼之以少为贵者，以其内心者也。”（《礼记·礼器》）《乐记》中也有同样的认识：“大乐必易。”老子也提出了：“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可见，简约平淡是我们民族先贤的哲学观，它一直在影响着我们的审美意识。其后司空图有：“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刘勰有：“两字穷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在绘画上，恽格论画曰：“笔墨简洁处，用意最微。”大写意画，“简者，简于象，而非简于意”（恽向《玉几山房画外录》）。荣海学八大，得其简约平实之风，表现在花鸟画的创作中有三个特征：一是在物象的绘写上，朴茂含蓄，恬然淡若。既描写了（借物）物象，又抒写了强烈的情怀；如“秋菊”、“葡萄”、“白菜”之物象的绘写。二是在笔墨的表现上，尽管不无取法古人的迹象，但运笔赋彩更加地有力、恣情奔放。线构简约，墨彩淋漓元气，我尤其喜欢他画的“乾坤清风”、“农家夏日”、“千朵万朵天上来”、“菖莆”这一系的意象精神。你从点划中完全可以感觉到，作者强烈抒写自己内心情怀的瞬间感受。正所谓：“笔情纵恣，不泥成法，而苍劲圆晬，时有逸气。”三是在布局上大胆明快地剪裁与挪让，把画内的物象与画外的空间遥相呼应，画尽意未了，气势博大。画外之情是他画的一大特征。细心的读者定会发现荣海的画，一直都在写着他的身世和心事。他的写意中涵养性情完全做到了物我合一；“借笔墨借天地万物而陶泳我”。他在绘写中超越了具体的时空物象，而获得了精神的“坐忘”，其笔意必然就呈现出简约平淡、浑厚朴华、天真热烈的新文人的逸气。
　　综上所说，中国艺术注重的艺术精神是人格的内含性，中国书画艺术的审美思想其焦点投注的中心是在对人格精神的超越上。将人格作为艺术修为的表现，其最深层的结构形式就是天人合一的境界，中国书画艺术的内审美的旨归，乃是为了造就“温柔敦厚”的和谐的审美人格。中国书画艺术的内美，就是筑建在这种质朴人格蕴涵之中的一种“天人合一”的灵境。因此，荣海的笔墨语境，始终都是围绕着自我体认的高尚情怀而生发的。特别是他对儿时故乡的情结，那朴素的齐鲁精神达到了与天地参，与宇宙合一的超诣之境。荣海的物象性直接将艺术的审美性激活在人格精神的修为之中，那就是他绘画中的一种平淡与自然之风。你读它，往往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情感体验，对它的激赏必须要凭借读者自身的胸次。有如古人所曰：“初观平淡，久视神明。”读荣海的画，若离开了对他心历人格情怀的追寻，仅得物象外在的体语，而未能体悟到他画中至真至诚的人格蕴涵的灵魂，那将是一憾事。
　　（作者为中国美术研究院研究员；李荣海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党组成员、副秘书长，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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