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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一个新文化视野的生成
作者：傅修海 刘红娟
“非物质”理论、概念的悖论处境和在中国的荒诞现实，值得人们深长思之。对此的反思和冷静，不仅仅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有定性与定位的价值，对文论研究领域，同样充满着富有生机的启示。它无疑也在昭示着一个新文论视野的开拓与生成。
长期以来，文论研究存在一个瓶颈。文论停留在文学的领域，拘泥在文字符号连缀的迷宫之中，一直苦于天地的古老、深邃和狭小，也苦闷于对象的单一和现实的隔膜。于是文学的理论探究转而放大为文化的理论探究。然而，没有比“文化”这个关键词更让人类为之苦恼了。④这个语词整整让全世界都为之着迷。但直到现在，这个语词仍旧是一个意义非常涣散的边界。
而“非物质”理论、概念的生成，恰恰又是在“文化遗产”背景上出现的，这就增加了“非物质”概念的周延性和含糊魅力。因此，“非物质”的提出，这不是单纯文艺理论边界的扩张，而是意味着所谓文化全球化和文化边缘化、丛落化共生的时代，必然需要和生成的一种理论视野和文化心态。这是必然的共存共容，而不是偏狭的抢地盘、闹独立之间的势力之争，也不是现代与前现代、后现代之间的坚壁清野。文化必然是积淀的，文明必然是嬗替的，文化与文明无疑是分别栖息在不同的层面的。我们没必要在全世界都在利用电磁能和天然气的时代，还非得钻木取火。但我们应该允许每个人在某一特殊情调需求的时刻，重温野炊时代的艰辛和快乐。因此，不能因此就否认我们人类钻木取火的文明历史，也无可厚非个别人追寻和体味原始的文明趣味和生态追思。
非物质，不是一种理论话语的权力争夺，也不是知识更新的纯粹扩张。非物质，应该是时代发展的文化更新的呼唤，呼唤一种精神心态的升华，呼唤一种文明与文化珍视的焦虑，呼唤一种爱和恒久，更呼唤着不仅仅是属于人文学者、人文领域的关注，而是呼唤一种人类心灵安顿和精神寄托的渴望。同理可知，就文化和文学研究而言，非物质的提出，绝对不是为了把形而上的追问下拉为物质上的利益增长和增值，为严肃的学术研究和理论寻找现实利益；也不是超迈于现实的人类文化关怀与文明承续的责任，陶醉在一种高蹈撕裂的语词游戏和话语泡沫之中。非物质，应该有自己的使命，它是“人类文化”的关怀，所以是超越的；它是“遗产保护”的，所以是入世和介入现实生活的。只有综合二者的“非物质”理论与实践，才是有生命的，才是独立的，也才能是学术的。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非物质的理论意义才可能获得一种文化视野的阔大和开放性，也才有理论生机和学术生命力。
呼唤“非物质”，就是张扬同质化时代的文化回归。上帝的归上帝，撒旦的归撒旦。或许，这仅仅是时代危机的思想号角，当然，也不妨是我们对这个时代“势力病”四处泛滥的良知和抵抗。“非物质”概念的辨析，这无疑仅仅是一个开端，但是一个很关键的开端。
（作者单位：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
①国内最早的关于“非物质”的专著,应该是向云驹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一书｡显然,该书具有很强的概论性质,而且以资料汇编为主｡向云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银川: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
②2007年3月20日至23日,在中山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召开了“双三角论坛”,主题是“当代城市发展与文化传承”｡会上,高小康先生､宋俊华先生都做了关于“非物质”理论与概念的精彩发言｡
③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势大于人”》,广州,《东方文化》,2003年第5期｡
④[法]路易·多诺《个体文化与大众文化·导言》｡《个体文化与大众文化》,[法]路易·多诺 著,黄健华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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