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消费时代传记研究三题
作者：焦雨虹
跟创作相比，传记理论严重滞后的问题更加突出。当代传记理论面临的困境是双重的：一是传统的理论问题还未曾廓清，如传记的概念、类别、要素，真实性与虚构性，文献性与文学性，传记与文学批评等；①二是随着消费文化、视觉文化的勃兴，以文字力量见长的传记被围追堵截，面临着崭新的问题：如何面对视觉传记？如何面对消费文化？如何面对新的技术、新的媒介？
本文试图从视觉化、娱乐化、消费化、媒介技术化等角度出发，解析传记在当代文化语境中面临的现状、困境，并找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为传记的发展提供可能的途径和选择。
视觉化：图文共读与互释
传统的传记以文字叙述为主，通过文字记录人类生活的各种形态。但消费时代视觉文化日益兴盛，人类社会进入海德格尔所谓“世界图像的时代”，图像逐渐成为公共交往、信息传播、娱乐消费最重要的对象，文化的沟通、交流越来越依赖于图像信息，正如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中所断言“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
图像的直观性、娱乐性，更吻合当代人的审美期待与阅读心理，其阅读快感比单纯的印刷文字更能引诱人们的消费欲望。传统文学也越来越多地借助图像的魅力，从讲究的版式、造型设计到精美丰富的插图、照片，直至图像化的画传、视觉传记，图文之间的关系从“战争”到和平经历了跳跃式的发展，图像由传统的配角演变为主角。
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回溯、总结与反思，是传记文学的重要意旨。而在视觉社会，历史以何种方式进入？仅仅依靠绵密、深厚的纯粹文字表达显然并不足够，图像填补了文字力所不及的空白之处。从山东画报出版社“专门刊发有意思的老照片和相关文章”的《老照片》，到“突出历史照片和图片资料”的《剑桥插图史系列》，老城市、老照片、图片中国百年史、红镜头、人物志等以影像、照片为主要表达手段和媒介的传记类作品大量涌现，它们摒弃沉重的意蕴和漫长的时光隧道，历史以相对轻松的方式进入现代生活：通过细节的再现对历史人物进行画面再现，图像与文字的双重魅力跨越了时空的隔阂。
在人物传记中，与文字性传记相比，摄影照片等“非文字性传记”具有不可替代性，瞬间的光影定格具有永恒性，历史感、现场感栩栩如生再现于影像之中。
关于鲁迅研究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但若仅仅依赖文字描述，鲁迅的形象始终神秘而遥远。此时图像给我们提供了完整的想像和欣赏的空间：犀利、悲悯的文章和资料图片中那个瘦小坚硬的形象颇为吻合，鲁迅式的胡须、短发，鲁迅式的微笑，图像与文字共同构成了鲁迅形象，两者缺一不可。而关于鲁迅“幻灯片”事件的真相是现代文学研究中一个至今未能完全明晰的“公案”。②这一文学事件，典型地体现了影像在文学、在传记中的重要性。
而对张爱玲来说，图像的意义就更加意味深长，她在文学史上的被接受过程本来就是一个颇富意味的文学事件。在其传奇的形成中，影像巨大的推波助澜作用无法抹煞。从学术化的《张爱玲全集》，到各种张爱玲传记、文选等同科所有出版物中，照片占据了极大比例。张爱玲自己也喜欢让图片说话，小说采用电影手法，为作品画插图，而且最后一本集子《对照记》完全由图片组成，满足了大家对张爱玲的各种想像。作为一个符号，“张爱玲”的视觉化范围还进一步扩大，成了银幕上的传奇；电影《滚滚红尘》、《倾城之恋》、《半生缘》、《红玫瑰与白玫瑰》等相继出炉，就这样，历史、文本、影像，三者同构成了经久不衰的“张爱玲热”。
文学家如此，政治家传记亦不例外。被萨特称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完美的人”的古巴革命者格瓦拉，他的革命者魅力不仅仅体现在一本本传记里，也定格在众多的影像资料中：格瓦拉在古巴，格瓦拉在丛林，格瓦拉在办公室……直到在玻利维亚被俘后砍下双手的照片。而格瓦拉那幅经典的“革命者肖像”，被作为一种时尚无限复制，定格在２１世纪全世界年轻人的Ｔ恤上，它的意义和影响显然超过了纯粹的文字。
风行一时的各种明星传记更是图像盖过了文字，文字甚至变成点缀。
传记常常体现了一个时代、国家、城市、个人最基本最细节化的生活。图像可以还原历史的某个细节，细节组成人生，细节构成生命，构成传记。“老城市”系列（江苏美术出版社）中的《老广州——屐声帆影》，是一本广州城市志传，生机勃勃的广州故事和历史在书中复活。书中有一幅题为“２０年代的广州女子”的照片，画面是个梳着根大辫子穿着布旗袍的女子，行走在广州的街头，面对镜头露出灿烂笑容。虽然她的名字和身份已经无从查考，但刹那间的时光倒流让人产生今昔何年的恍惚，城市和女子本人同时复活在读者的眼前和心中。那些陈旧的建筑，那些曲折的街巷，那些衣着明显迥异于我们的人们，那些已经不知踪影而逝的故事，历史文化的巨大变迁以最直观的方式展现眼前。
国家形象与影像同样密不可分。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图像是个重要的切入视角。在陈平原编撰的《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一书中，可以直观地看到１９世纪末期日本国内媒体所刊载的“中国形象”。日本人眼中的中国是什么？在山口守的文章里，介绍了一本名为《团团珍闻》的漫画刊物，其中１８９４年１０月１３日和２７日的两期上都有刊登了“中国形象”——一幅是个光头暴眼拖着“猪尾巴”的男子盘膝而坐，丑陋而萎缩；而另一幅更加赤裸裸，一个撒腿逃跑的中国军人，背上写着一个巨大的汉字“弱”字。③日本人眼中中国是如此的衰弱不堪，影像呈现了更加惨痛的历史记忆。虽然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和横光一分别在作品《支那游记》和《上海》中详细描述了中国印象，也许他们的文字描述更加细腻，但其震撼显然无法与漫画相提并论。
在传记的视觉过程中，图像并不是文字的简单附庸，而是具有独立品格和美学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独立的审美功能。图像和语言彼此演绎，互相丰富，产生的内涵超越了单一的语言文本或单一的图像文本。两者的对话和互动，弥补拓展了传统传记的内涵，提升了视觉时代传记的学术地位。
学人传记是传记的重要领域，知识分子研究一向是学界热点，以往的焦点基本集中于文字的阐述和剖析，而李辉主编的“大象人物聚集书系”以突出历史照片和图片资料见长，在众多传记中脱颖而出。茅盾、丰子恺、常书鸿、邓拓等历史人物通过一个个生活场景，一张张肖像从历史走出来，凸现历史场景中不同人物的生存状态，加深了对知识分子文化性格和历史命运的理解。
陈平原的近现代文史研究也凸显了在学术研究中图像的不可替代性。从１９９９年《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到２０００年《点石斋画报选》，再到２００１年《图像晚清》，陈平原编著了“读图三部曲”。把“读图”作为一种研究思路引入学术研究，“在图与文字间的缝隙处”做文章，借助“图文互释”，带领读者“回到现场”，承继“左图右史”的古老传统，为“以图像为中心”的文史研究打开了“一扇奇妙的小窗”。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