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实然”和“应然”之间
作者：黄毓璜
从这个意义上反观西方现代派,某些阅读经验就不难得到解释｡比如,在那些作家其人和其作品之间,我们的推重和兴趣有时会倾向于前者｡即使阅读大师级的作家们,为之叹服的也首先是凭借智慧和悟性､以哲人思辨高标于万丈红尘的作家形象,他们对于世界､对于类的思考和把握的整体性和终极性､对于通常借助象征､隐喻､荒诞､变形的艺术框架传达的生命和生存的惊人的真实,都在某些意义上较之前人更及于底里和本源｡而在包括一些经典性的现代作品面前,我们还是多少会萌生些许“文学性”的要求,特别是那些热衷于生活的“寓言化”､形象的“符号化”的作品,甚或以哲学家的思考代替了文学的颖思和感悟的作品,大体会让我们生发几多被“减退”了的“文学才能”的怀念,怀念通常会指向18世纪法兰西､19世纪俄罗斯的文学天空灿若星河的大师,也会指向为我们建构了“约克拉帕塔法世系”的福克纳､创造了硬汉式的主人公的海明威……把这一现象归结为阅读习惯､归结进传统与现代的命题是不够的,至少还得回到文学自身建构的自觉和能力,就文学表现的具象性有所思考｡一味“思想”高扬的一个负面结果,往往是挤兑了“形象”,而丰足形象的建构途径,不能不经由现实连接和世俗关涉｡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热衷于效仿的准现代派作家,也从这里提供一些反思:我们一度孟浪,把文学纳入实验室,文学的作业进行于跟现实不接壤的“飞地”,“超越”现实而不“经由”现实,“哲思”高扬而“情思”萎缩,以普遍社会情状的演绎代替独特生命事实的展示,以直示本质的意象代替世俗生活的形象;如此,作品虚化了历史和现实的背景,作家丧失了介入并反思现实的兴趣和能力,文学自身品格的失落与自身特质的异化就不可避免｡彼时批量涌现的作品不失新人耳目的色光,却多有轰动一时而行之不远､走得进学院讲堂而走不进读者记忆和心灵的｡文学世俗性的意义正是从这里得以彰显——文学的目标不在于抵达“结论”而在于发现“过程”,文学的途径不是直奔“哲学”而是经由“生活”,文学不能不跟人被结构其中的“一切”相关｡在多大程度上用了“回避制”､“排除法”来谋求文学的“独立”和“纯粹”,就必将在多大程度上丧失文学的真实和力量｡
跟文学的世俗性互为表里的是其精神性｡我们一度生发失落“主体性”的痛感和强化主体性的呼唤,不啻猛醒后的一声“魂兮归来”｡不难理解,当伪现实主义异化了文学,文学成为侍奉“现世”的丫环,作家成为追随“生活”的跟班,以千人一面､千部一腔为表征的文学内里丧失了的到底是什么｡上个世纪80年代的警觉原本是带有“根本性”的警觉,彼时的“破坏”原本昭示了文学的“还魂”;惜哉我们于痛快的“破坏”中连同了自身的立足点,精神的“建设”为精神的“引渡”所取代,告别“过去”向往“未来”却唯独悬置了“现在”,寻访“先人”演绎“西人”却唯独找不着自己,我们自然就只能“阵痛”而不配“分娩”｡
实践似乎有意提醒:世俗性､精神性实乃文学相关涉的“两端”,文学的作业实乃“两间”的作业｡匍伏于前者抑或高蹈于后者,都足以导向文学的跛足和失位｡如果把“现实”与“理想”喻为“此岸”与“彼岸”,那么,在连接“两岸”的桥梁上,作家不在此亦不在彼,他该走过去,还该回到桥中间,这“桥中间”大体就描述了文学的位置和看点｡文学从这里连结主体与客体,连结物化世界与精神世界,也因此连结创造者和接受者,到达并打动广大的心灵｡当下出现的不少作家关于自我调整的宣言和做派,虽然各行其是,指向回到文学的自身“位置”大概是基本的倾向｡多年前,当我们用激进的“表现”对抗机械的“再现”时,我执著于“呈现”这个名目,回想起来,也就是一点“叩其两端而竭”的意思｡“呈现”的不是跟客体无关的“主体”,也不是跟主体无涉的“客体”,它是一种“自然”状态,也是一种“结合”状态,是主体与客体如同父体跟母体那样撞击遇合而生成的第三世界｡
这应该并不妨碍我们确认文学的劳作是一种精神的劳作｡一方面,世俗关涉从出发点和归宿意义上决定了的文学“及物性”,其所及之物亦即“世俗”,不能不是作家精神朗照下的世俗;另一方面,文学固然不是哲学式的研究院､宗教式的慰安所,也并非可以组织､指导､调节､满足“物化”了的人类社会的种种学问,以为文学可以兴邦亡国､可以决定历史改变社会属于不着边际的畅想,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作为第三世界或者说成作为第二现实,其精神关涉相当“纯粹”也相当无奈｡
如同文学的关涉类同于人的关涉,文学的本质——如果文学存在本质——理应跟人的本质是一致的｡“生而自由”又“无不在枷锁中”的人,其欲望追求归根结蒂是对自由的向往和寻觅｡只是现实中的人,总是在这向往和寻觅的漫漫长途中,在挣脱旧镣铐的同时又套上新枷锁,一如人的不断“征服自然”又不断遭遇自然的严惩｡在文学的话语范畴,我们爱说“终极关怀”,想来也就是指向人的自由的实现了,从那个武陵人的走进“桃花园”,到那位K的走不进“城堡”,都内在了对于自由的向往,也都显在着自由不复可寻的怅惘｡这里昭示的其实就是人的普遍处境､人类生存的真切况味｡在“终极”的意义上,文学的作业确乎就是一种“徒唤奈何”的作业｡如同人可以“两者皆可抛”地悲壮努力,无始无终的生活可以在“过程”的意义上给予种种努力以有条件的阶段性的“满足”和“报赏”,却无法做出“终极”的昭告和许诺｡文学诚然可以寄梦,但既然我们已经失落并告别了那质朴的古典浪漫,既然进入到现代､现时的我们已经自觉到那个人类自身的“终极关怀”不过是一个永远在前方晃动的幻影,文学之梦就一如生活之梦,永远会做下去却永远也做不圆｡明乎此,我们就既不至于把对于不重“结果”重“过程”的认同,仅仅看做是艺术的一种现代选择,也不至于把对“大团圆”､“大胜利”的质疑,仅仅看做是一种对于“模式化”套路的厌倦和反感｡
我们或许可以从这里找到一些因由:何以有那么多大师级的作家,以各种自戕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何以同为传世经典,“悲剧”总是比“喜剧”更能震荡读者的心灵——在“终极”的指向上,我们面对的实乃一种不可期的期待,一种无望的希望｡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认识文学精神性､终极性品格跟世俗性､现实性品格之间的相辅相成､相克相生｡在这里,我不能不再度想起尼采,他写道:“切勿停留在水平的低地/切勿攀登至山峰的高顶/只要在半山之巅/世界将完全呈现在你眼前｡”他所描述的“半山之巅”这个中间位置,大体可以看做作家审视和照察的立点,把这里看成文学栖息的处所和操持的作坊,不是因为别的,因为它给“现象”（指向世俗现实）的灵动性和“本质”（指向精神理想）的能见度的相得益彰提供了方便与可能｡而这种作为艺术反观和心志邀游的两间作业,正是文学的存在方式,是哲学､美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以及宗教之外还需要文学的理由｡
据此,我们固然理当要求文学在生活细节的发现和书写中开掘出形而上的意义,却无由要求文学撇开现实现世去缘木求鱼地追寻“纯度”｡同时,既然文学跟人共同了“自由”的本质,既然人类追寻“自由”的进程中总是不能不伴随着“异化”,那么,表现那种追寻的异化和异化的追寻,就是面对“过程”的文学无法规避的题义,文学的批判性能也就理所当然地贯彻于它的始终｡事实的情况是,在物性高度张扬､“他人引导”无所不至的情势下,一方面,我们会感受到“精神呼唤”的必要,另一方面,我们的文学又前所未有地矮化着精神｡比如,一味趋势附俗､在粗鄙化上乐此不疲,一味奉行实用而排斥价值操守,一味顺时应天而漠视抗命英雄,一味表演人性的恶浊人间争斗的酷烈等等｡殊不知无边的世俗认同取代了深沉的世俗关怀,文学就只能成为媚态的文学､去势的文学;无节制的邪恶演绎取消了温情爱意,文学就只能堕落为冷漠的文学､魔鬼的文学｡从根本的意义上说,自由的文学和文学的自由,向来是在不断拒绝“大众平均数”､不断反抗内在外在“制控”中得以不断实现的｡文学的形象无论表现为海明威式的“强者”,还是表现为卡夫卡笔下的“弱者”,实质都内在了对于自由精神的呼唤和向往｡描写在生命抗争中获得一度胜利的人,是对人的自由本质的激扬,描绘人在异化力量罩控下的生命艰窘和苦难历程,则是唤醒人类对于自由的怀念｡虽说英雄颂歌（“歌颂”？）常常只属于一个“时代”,社会悲歌（“暴露”？）的情韵却伴随人类到“永远”,而就“自由”这一“本质”的表现看,是殊途同归的｡
在“终极”的意义上,相对于“英特纳雄奈尔”,那“胜利”当然总只能表现为“一度”;于“我们所在的地方”跟“我们要去的地方”之间,那“怀念”也只能是一种遥遥无期的等待;然而,“知其不可而为”的文学作业,正就是在这“不可为”而“为”的作业中的坚持和努力｡体现艺术法则和人类良知的文学,无论是“好了歌”还是“了好歌”,是“不了了之”还是“了之不了”,都是一种坚持,一种努力｡在精神和情感的层面上,坚持真､善､美的传导和诤谏,在族类悲壮的前行中,努力于心灵的慰勉和提升｡这些自然很为常识,也并不能穷尽文学作业的诸多命题,只是有鉴于当下文学的“执其一端”,有感于由此而导致文学的某些失落和错位,种种常识范畴的提醒才显见出不惮浅薄的必要｡
(作者单位:江苏省作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