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诗歌的尺度

作者:王立宪




  现代诗歌已经走过了几十年的历程,对它的评价其实就是一个尺度的问题。对一首诗的看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尺度,这里当然有个孰优孰劣的问题。对诗歌的看法,应该有一个正确的尺度。比如在一段历史时期内,我们崇尚那些关注现实的诗。诗歌关注现实,无论什么时候都没有错,但问题是如何关注。你可以说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黎明的通知》是好诗,你可以说田间的《假如我们不去打仗》是好诗,你可以说戴望舒的《我用残损的手掌》是好诗,因为它们关注现实,而且艺术表现上也是上佳的。你也可以说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是好诗,它是以一个独特的角度关注现实。但你不能说卞之琳的《断章》不是好诗,不能说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不是好诗,不能说戴望舒的《雨巷》不是好诗。在这里我们要把握好评价的尺度,就是既要感受到关注现实之作的力量,又要体味到挖掘心灵之作的魅力。对这两类诗的共同尺度是看是否属于艺术的表现。建国后的新诗曾一度存在着图解政治、缺乏艺术表现力的问题,粉碎“四人帮”之后一度很有名的诗现在看来也存在着口号过多的问题,尽管它说出了人们的心里话,我们仍然不能把它们看成好诗。
  近年来,诗歌观念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个人化写作的倾向越来越明显,新诗在纠偏中越来越靠近艺术的本位,诗人们在现实的大背景上注重对自身心灵的挖掘,注重诗歌在人类心中的恒久意义,表现了诗人的明智选择,也表现出诗人很高的艺术禀赋。诗歌总要在不断总结中前进,前进的过程是一个不断修正的过程。但问题也随之出现,在不少人的写作中,我们看不到对人类命运的关注,看不到悲悯的情怀和对自身的反思,而看到的是毫无意义的琐屑和玩世不恭,看到的是大量不堪入目的词语出现在那些人的笔下,还美其名曰真实,这是对真实的曲解。某些人的写作就停留在这样的尺度上。只讲呈现,不讲究诗的过滤;只讲平淡的叙述,不考虑情感的升华;只是说出来,而不是说得好,而不是讲究韵律与节奏……凡此种种,都没能看出写诗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都没有看出诗歌的圣洁和高尚。大量作品缺少自律已是不争的事实。语言的放纵,口水的泛滥,无聊调侃的日益增加,使诗歌陷入极其尴尬的境地。我们从这些所谓的诗中看不出伟大的诗歌精神的传承,看不出诗歌的想象和意境,看不出诗歌的美。这些人在自闭中孤芳自赏,甚至还对真正的优秀之作大加鄙视。这就是某些人的尺度。令人不解和悲哀的是,我们的一些优秀诗人也跟起风来,他们的某些作品,从内容到艺术表现都平庸得令人失望,我们不禁要问:诗人怎么了?诗歌怎么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到底该以怎样的尺度写作和评价现在的诗歌作品。到底是以外国翻译诗为尺度,还是以中国古典诗歌为尺度。外国诗歌对中国现代诗歌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问题是外国诗也有优劣之分,我们应该从那些优秀之作中汲取启迪。有些人缺少对外国诗歌的宏观把握,从思索到表现手法都没能走出他们心中的一两位大师的光环,似乎只有模仿才能显示他们的与众不同,岂不知,他们学到的只有皮毛。应该知道,外国诗歌与中国诗歌有许多共通的地方,但也要知道相异之处,我们不应该把外国人的审美标准照抄照搬。同样一个意象,外国人看着美,中国人看未必美。中国几千年的古典诗歌光辉灿烂,它留下了太多我们可借鉴的东西。当然我们不能完全用古代诗歌的标准衡量现代诗,因为当今时代,人们的生活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变化,人的情感也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变化,但我们绝对不能忘记古代诗歌的意境和美感,不能忘记它的以情动人和语言的锤炼。这就是一种尺度。
  现在有人对现代诗的内容不大满意,主张诗歌关心政治,主张诗歌抒写重大事件。这样的主张也有不妥。诗终究是诗,它不应是政治的传声筒,也不是对重大事件的简单演绎,这方面我们不是没有教训,让诗歌担当不该担当的,最终只能成为不是诗的东西。我们看到有人洋洋洒洒几千行,只是几千行而已,从中很难看到艺术的质素。关注现实有一个定位的问题。现实包容的东西太多,政治只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关键是从心灵出发,以一个诗人的真挚看待人生和世界,这样才能避免假大空,真正体现出诗歌的感染力。但诗走向另一极端也不好,个人化强调得过分就会误入泥淖。
  近些年,诗歌处在这个写作那个写作的不必要争论之中,一些人打着“先锋”的旗号抛出一批又一批的实验诗,似乎中国诗歌非他们莫属。经过一代代诗人的努力,新诗已处于成熟阶段,最重要的是诗人对心灵的挖掘和对世界的表现,而不是搞什么文体实验,诗歌应在稳中求进。应该在对语言的打磨中显示出诗歌的力量,语言的质地就是灵魂的质地。新时期以来的优秀诗歌以其思想的深邃和语言的灵动赢得了赞誉,我们应该把这些优势保持下去,让灵魂的脉动体现在字里行间,让生命的思索在诗中进发出灿烂的火光,让人生的况味牵起我们永久的感动。诗人应该以挑剔而不是随意的眼光选择表现生活的切入点,灵魂的焦灼与苦痛,生命的挣扎与诉求,心灵的彷徨与不解,命运的温暖与寒凉,世界的亲近与悠远,都要通过这样的切入点得以最佳的表现。诗人应该在自由而不放纵之中驾驭自己的语言,让绵绵余韵成为读者心中长久的回味。切近心灵而不曲意逢迎,深思独语而不趋之若鹜,精心打造而不失真诚自然,倾情表现而不失艺术本色,这应是我们好好把握的诗歌尺度。一个优秀的诗人总能很好地把握诗歌的尺度,这就使其作品既走进读者的期待视野,又不失艺术的品位。
  当然,新诗有它的受众范围,我们也不要指望它有太多的轰动效应。其实不少所谓的轰动和诗的固有因素没有太大的关系。我们如果不能深深地认识到这一点,对新诗的评判就会出现偏差。从另一方面说,新诗的读者也不应只是作者或者他身边的几个人,诗人应以最大的努力增强其诗歌的共鸣度。读者应允许诗人对生活表现的曲折度,诗人的艺术往往表现在曲折度上。曲折度也有一个“度”的问题,诗人的长处应发挥在懂诗的人所能理解的范围内,这样诗歌才不至于自闭得近乎死亡。
  令人欣喜的是,不少诗歌编辑面对不良的诗歌现状正不断地反思自己,他们正在调整自己的编辑方针,这对引领诗歌朝着正常的方向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是诗歌尺度的变化,相信这种变化会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带来希望。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绥化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