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苏珊·桑塔格的启示
作者：周树山
1993年4月至1995年底，大约有两年半的时间，苏珊·桑塔格待在被战火围困的萨拉热窝，她在那里用两个月的时间排了一部戏《等待戈多》。那里炮火纷飞，缺少食物，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没有电话，也没有邮件……不但一个现代人基本的生活条件被剥夺，而且时时有生命危险。这种独特而艰难的体验在作家的心中肯定会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事后，有人问她为什么不以小说或戏剧的形式写一写萨拉热窝被同困的事情。的确，这种贴近现实、最具时代感的题材应该成为作家的抢手货，苏珊·桑塔格完全可以为这种题材的独特占有而骄人，奇货可居，精心制作，出炉一部部小说或戏剧作品。可是苏珊·桑塔格的回答是：“那个经验还没有去到它可以去的最深处。”我们没有看到她此类题材的小说和戏剧，当然，她没有写。
苏珊·桑塔格的两部长篇小说都取材于历史，或者说都是以往昔生活为题材的。《火山情人》以意大利的那不勒斯为背景，表现三个英国男女浪漫情感；《在美国》以19世纪移民美国试验乌托邦理想的波兰女演员海伦娜·摩德耶斯卡为原型，再现早期欧洲移民在新大陆人生遭际。两部小说都“离现实很远”。为什么放着那样好的现实题材不写，偏要选择历史?作家的解释是：“我要扩大我作为一位叙事虚构作家的资源，而我发现把背景设置在过去，写起来无拘无束。”历史是作家虚构的一种“资源”，而“无拘无束”是作家写作中的快感体验。但这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作家反复强调的“必须沉入到深处去，然后你才觉得你可以写出来”，“关键在于你必须从深处写出来”。这是什么意思?“深处”指的是什么?为什么现实而新鲜的生活体验反倒不能够“去到它可以去的最深处”而某些历史题材却能够“沉入到深处去”?我想，凡是真正写过小说的人都可以理解她的话。
从前我们那些“最具时代责任感”的作家写出来的“最贴近现实”的作品经过一阵热闹的喧嚣后如今在哪里?还有哪一部哪一篇可堪提起可以被今人阅读?它们早已成为失色而枯萎的明日黄花。因为作家没有沉入到深处去，他们所采撷和展示的只是浮面上的泡沫。
苏珊·桑塔格在提到自己的个人体验时说过：“在我写这两部小说期间，我开始对历史产生兴趣——不一定与时事或具体事件有关——而只是历史，以及用历史角度理解某些事物，也即任何东西在任何特定时刻发生时，背后隐藏的因素。我曾经以为自己对政治感兴趣，但是多读历史之后，我才开始觉得我对政治的看法是非常表面的。实际上，如果你关心历史，你就不会太关心政治。”这段话说得好极了。用历史的角度理解某些事物，发现某件事情在特定时刻发生时“背后隐藏的因素”，既是理解生活的独特视角，也是沉入到深处去的思想路径。我希望读者不要因此产生误解，小说家只有选择往昔的题材才会写得好，苏珊·桑塔格很多小说(尤其是中短篇小说)都是切近时代，非常现实的。有些事情，只有在相对遥远的时空之内才能更全面地关照并深切地理解它。苏珊·桑塔格是眼光敏锐思想犀利的具有欧洲传统的知识分子，她经常涉身政治旋涡的深处，这样一个被认为是“美国最睿智的女人”的智者尚且在阅读历史之后感到对现实政治的看法是表面的，可见历史这个现实的参照物是何等重要!当它被杰出的小说家发自灵魂深处的艺术之光所照亮时，它就像神秘的古堡从地平线上缓缓升起，与作家心中或笔下的现实光影参差，明暗辉映，会发出何等奇幻迷人的光彩啊!
至于小说的形式与结构，苏珊·桑塔格的一句话也深得我心：“它们来以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叙述，并混合其他的声音。”这或许只是她一部或两部小说的结构方式，其他作品会根据题材做另外的选择。我在写作《一片蔚蓝》时运用了此种方式，把历史和现实、客观世界和主观情感交替写来，极大地拓展了艺术空间。只有实践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受它。对于早年反对释义，强调作品的形式感、多义性、暖昧性的苏珊·桑塔格来说，她在小说创作上的主张和实践的确给我们诸多有益的启示。
每个作家都是独特的精神创造者，没有谁的经验或体验具有普适性。但是，作为一个优秀的小说家，她对题材的选择以及她“沉入深处去”的体会无疑是一种深刻的启示。
电 影
苏珊·桑塔格在小说创作的间歇，常常去制作电影(她也从事剧本创作和戏剧导演工作)，这使她看起来不像个纯粹的作家。
她的电影作品是：《食人生番二重奏》(1969)，《卡尔兄弟》(1971)，《应允之地》(1974)和《无导之游》(1983)等。
热爱并从事电影工作的苏珊·桑塔格把电影作为极其重要的现代艺术形式，她看重的是艺术，只是艺术!在表现人的命运、情感及人类对世界及自身的思考方面，电影具有无可取代的优势。正因为这样，她鄙弃现代电影工业的商业化价值观。在人们可以用各种技术手段把电影搞成光怪陆离的当代杂耍和搂钱的工具时，她强调电影的艺术品位和精神价值。她说：“电影的问题在我看来，似乎比任何东西都更能表明当代文化的腐败。品味已经变坏，很难见到有导演矢志拍摄具有思想和感情深度的电影。”在疯狂的金钱博弈和市场拼死的争夺中，在以美国大片为代表的商业文化节节胜利，吞噬金钱的电影大鳄狂欢的喧嚣里，一个严肃的知识分子的文化立场多少有些堂·吉诃德似的悲壮。但苏珊·桑塔格没有悲观，她不赞成戈达尔“我们所知道的电影已经寿终正寝”的观点，她认为在那些经济尚不太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在全球化浪潮中坚守自己民族文化立场的电影人还在制作着好的电影；在这个愈来愈犬儒化的世界上，他们通过电影来表达自己的良知和精神诉求。她称赞伊朗导演基亚罗斯塔米，欣赏他镜头下人物的本真和纯洁。她最为称道的导演是布勒松、戈达尔、西贝尔贝格、索库罗夫等，认为自己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尽管苏珊·桑塔格早年曾为通俗或日“低级文化”做过辩护，认为一个人只对高尚的文化风尚产生景仰之情是一种自我欺骗，这只是说，一个人应该从一场电影和摇滚音乐会中享受快乐，而不要处心积虑地去寻找隐喻的意义。但是，她强调自己对传统文化等级的偏袒和支持，并不亚于任何文化保守主义者。她没有电视机，几乎从来不看电视，认为电视上的东西陈腔滥调，肤浅乏味，没有什么文化营养；如果非要她在俄罗斯文学和摇滚乐中做出选择，她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她说：“我从来不觉得我是在消除‘高级文化’和‘低级文化’之间的距离，我毫无疑问地，一点也不含糊，一点也没有讽刺意味地忠于文学、音乐、视觉与表演艺术中的高文化的经典。”在传统文化经典正遭遇流行文化和多元文化主义围攻的今天，一个严肃的精神劳动者蔑视金钱对艺术的亵渎，坚守着高尚的文化品位，她要在其中看到并展示这个本真的世界和人类自身的境况，这一点格外令我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