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感受毕飞宇
作者：黄毓璜
者大体安土重迁，多没“变”到足令刮目相看的地步，也就不以为飞宇能变到那里去。想来要惭愧，我是到他把那“我变了”说到第三次，才耐不住找来《玉米》、《青衣》等篇。——读过，第一印象便是“变脸”似的变大了，身子骨都变了，整个儿的脱胎换骨。如果仅就一个向度而言，说不少同类作家都在“蜕变中”，飞宇不妨说是“一步到位”。还是“第一印象”，我记得我被他的变感动了。这年头，包括读小说，要说感动实在不容易，要那些高深莫测的评论家说感动，更无异让人家掉份儿。偌多年来，我们大概也是从这里弄岔的：我们一味向文学作品讨“哲学”内存，要“文化”蕴藏，要一切的什么什么，却唯独不介意其“文学”涵量；我们热衷于考量文学是否“提升”了我们，是否“丰富”了我们，却全然弃置可以看做这一切的前提和途径的先决性追诘——文学是否感动了我们?飞宇的感动我们，大大半在于他的小说“变本加厉”地把久违了的文学性还给了文学，在传统与现代的撞击中，扣其两端，真实地重建了“人”的图景、真诚地重奏了“人”的情韵。
作为读后感，我跟飞宇说了一层意思：较之先前，这类小说是更需要“硬功”的。毋须讳言，我一直以为，寄寓一点“哲学”、注入些许“文化”，对小说文本来说不很难办，而且笃信：在通常情形下，当文学作品中“哲学”、“文化”高扬之时，也便是“文学”萎缩之时。很长时期以来，我们高蹈“哲学”、高倡“文化”而怠慢了“文学”，小说处于文学的无能状态业已旷日持久。飞宇之变的要点，首先就在于“回到文学之家”。从“玉”系列乃至整个“王家庄”系列看，他有效地实施了几个方面的调控，一是有节制地“迫降视点”，一是有选拔地“呈现形下”．一是有约定地“演绎人性”。这是否就是文学回“家”的必由之路没那么重要，我们甚至于还不能查户口似的对这个“家”的“组员”去一一指认；重要的是飞宇的实践表明：文学构成其包容性的同时，也并不含糊地构成其限定性：文学关涉“精神”的同时必须关涉“世俗”，文学无法离开“想象性”的同时也无法离开“现实性”。似乎可以说，在多大程度上偏废了这些关系，便可能在多大程度上导致“文学”的寡薄和失落；在什么水准上体现了这些要素对立统一的运筹，就在什么水准上体现出小说家的文体自觉和艺术功力。
早年的“现代”思考、“现代”表现形成的认知方式和俯视姿态，为飞宇后来的调控积蓄了能量、磨砺了能力，也为其传递艺术体验、艺术感知的缺失和偏颇提供了自身的参照。很可以说，实际上体现为“增添”小说元素的艺术“调控”，乃是文学失落的发现之后对于文学失地的收复。用“转向”来为飞宇之“变”说事不贴切，至少有失准确与全面。他其实只是跟用了“排除法”来“出新”、“求变”的时尚迥异其趣，在艺术的接纳和扬弃中实施了“迭加”，鱼和熊掌都要。这种亦此亦彼的兼得无疑在创造和表现机制上增加了整合的难度，可也无疑为“文学性”的生成提供了优化的途径和实现的可能。
长篇《平原》应该更能于此做出阐释。论者已经充分注意到这部长篇的语言特质，这是很有见地的。在作者的“调控”和“整合”中，富于生长性和延展力的语言的意义一如既往地首当其冲。不过，我读这部作品的突出感受已经不在语言因素，或许也是一种“曾经沧海”——早在作者那些中短篇制里，已经充分领略过那种汪洋恣肆，他是凭借语言的缠绕和语言的随机，成就了其叙事的弹性和拉力，成就了其故事的开放和丰瞻，成就了其思情的自由奔竞也成就了他智慧诡秘而活泛的蹦跳。乃至担心过度强势的语言可能在小说的阅读中构成某种“遮蔽”，彼时便曾以“语言纵欲”提醒于他。到了读过《平原》，反倒有些未如预期的不满足。除了其它原因，大概跟长篇格局和长篇铺排上的需要某种舍弃和某种节制不无关系吧。
我想着重指出的是：《平原》是一个“守护文学”(小说)、并能经由文学把“感动”和“思索”传导并到达读者心灵的文本。作者称这是他为70年代的家乡写的一本书，那个家乡就是我生长于兹的苏北平原，那个年代就是我青春蹉跎的岁月；我不能也不必估测在那个时间和空间里，这位小朋友有多少有意味的亲历和体验，我只是对读完这部书便想到了果戈理以及泰纳的话颇感意外，前者自白说“我创造人物形象是根据综合，而不是根据想象”，后者论及巴尔扎克说“他不描写而解剖”。想到这两句话自然不是以为这部长篇缺少“想象”、不事“描写”(事实上，想象潜在或显现地飞动于人物和人物关系、土地和土地景观)，我是说“综合”与“解剖”恰恰可以用来表述《平原》的调度和结构意识。
长篇多方位、多层面地展现特定年代的乡村生活，借助种植与养殖，教育与医疗，求职与谋生，“政”事与“军”事，土著与外来户，乡官与乡民，智者与蒙昧者，强者与弱者，情欲与性欲——纷纭而有序地把林林总总的事件、形形色色的人物调度过来，编织起来，在一个略无奇崛的“平原”，呈示出一幅普通而怪诞、庸常而非常的历史长卷。借助行动不已的人物、频频发生的变故，它为一方不无生息而略无生机的土地“开膛破肚”，以“解构”的方式——“政”事“军”事(演习)的解构，权力利益的解构，事业爱情的解构，荣誉屈辱的解构，命运抗争的解构乃至乡村劳作与身体欲望的解构——完成其结构的同时，穷形极相了那个时代的荒谬和那个荒谬的时代。
这诚然是发生在一个具体年代具体区域的现实故事，诚然缩影了一个疯了的时代的内情，只是当一切“顺理成章”都失落运行的轨道，当一切“阴差阳错”都可以在“必然性”上得到“解说”，那个疯了的时代具象就叠映出恒久历史怪异的灵魂；当“正常”和“反常”、“它缚”与“自缚”构成难解难分的两相缠绵，具体的时空就接通了艰难人世惯常而悠远的情韵；当死亡以漠然的姿态宣告主人公们生命的无助和徒劳并为之逐一划上句号，当那一声热烈而凄楚的“我逮住你了”演绎起一种关于“目标”与“追求”的寓言；我们为之唏嘘为之动容的，就不只是属于一个时代、属于主人公们的人性事实和生存苦难，也是属于生命况味的深层品咂和人类进程的深度思考。“平原”的叙事复现了日常化的生活记忆，“制高”的俯角则让我们有可能进入恩格斯的宏观：“历史可以说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
以充分的写实去达到高度的抽象，这是对小说家园的守护，也是对小说家族的提升。较之那些中短篇，《平原》更其清晰的显露了作者的这一创造意向和艺术旨趣。其实，无论作家是否自觉，形下的具象生成和通达形上的抽象都不能不是优秀艺术的普遍法则，一方面，作家眼中的具象，都是经过其思考过滤的，另一方面，所谓抽象不体现为别的，即是生成于对于具象的追问。还不妨说，生活之外还要有文学，现实之外还要有“第二现实”，包括文学的需要“做”，文学的推崇艺术简约性、艺术提挈力等等，大体包涵了这点因由。
(作者单位：江苏省作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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