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新世纪文学研究：如何面对“文学性”？
作者：周维东
性的宏大叙事到日常生活的小叙事；话语姿态由精英的宣言变成大众的狂欢；文本形态从美学的典范变成平面的大众读物，文学在外延的膨胀中又陷于到内涵的贫瘠。然而，如果我们对这种转变的深层原因进行分析，事情似乎又并非那么简单。文学在新世纪的危机本质上是现代性在新世纪的危机。在现代性的框架内，文学承担着许多社会重大命题，譬如启蒙、民族、终极关怀等等的建构，然而，随着后现代的到来，这些重大的社会命题——为世俗的欲望所解构，文学不仅不能通过它们参与社会对话，而且这些命题本身已成为掩盖社会真实的道具。文学不能不随着现代性宏大叙事的瓦解步入到日常生活的小叙事当中，也不能不放下高高在上的架子成为消费社会众多消费之一。但是，这并非意味着新世纪文学文学性的彻底消失：新世纪文学不渴求社会的本质和真相，但表达了对于世界的疑惑和好奇；不在乎外在世界与个体的关系，但常常探询个体内心世界的幽暗深处；不宣扬什么主张观点，但必然注意叙事的精巧与文字的唯美。新世纪文学就是如此让评论家一息一叹，难舍难弃，它到底是如著名评论家陈晓明所讲只剩下“残留的文学性”，还是文学彻底回归到自身作一次彻底的转型，需要我们用新的话语与其对话，新世纪文学研究必须对此——这个“文学性”问题作出回答。
二，如何面对日常生活中表现出的文学性。这也就是理论界所说的“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文学性旁逸到房地产广告、咖啡馆、家居装修、街心花园等日常生活，并进入到如哲学、心理学、历史学等其它社会科学学科的理论创作当中。文学外延的扩大造成了大众视阈中文学形象的模糊，因此也成为新世纪文学研究必须面对的另一个层次的“文学性”问题。
“文学性”向日常生活和相关学科“旁逸”有两个原因。第一，工具理性工具功能的凸现，使作为现代性核心价值的理性、科学、知识及真理产生信仰危机，使许多学者认为：世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不平衡、不稳定、无序性与非连续性，因此，不能用不变的逻辑、规则和普遍规律去解释世界，而应该用开放、灵活、多元的游戏规则代替普遍的规律，即使以追求真理为己任的科学和哲学也不过是形形色色的语言游戏罢了。对世界的重新认识及游戏化的心态是文学性进入日常生活和其他学科的哲学基础。第二，后现代的游戏状态，必然伴随着消费状态、表演状态的出现。无论是游戏、消费还是表演，其实都是生活的原生素。越生活化，就越游戏化，也就越充满文学性。消费文化作为一种欲望文化，更需要用表演、游戏来勾起消费者的生活想象，消费的生活化使审美日常化。权威和真理的丧失，使文学性成为各个领域“语言游戏”的一部分，如何把握语言的向度和质量，这是保证如何在后现代社会安身立命，维持后现代社会状态的重要保证。文学性充当了后现代社会的润滑剂。因此，日常生活中的“文学性”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其成为掩盖日常生活美丽的外衣，勾起人们的消费欲望，掩盖社会中存在的现实矛盾和苦难；另一方面，其又解构了单一的话语权威，是对中心、威权的对抗。因此，文学研究者有必要在具体现象中“解剖”掩盖在生活本质之上的文学性，让大众看到这些“文学性”的本质以及它们与“纯文学”的“文学性”之间的关系。
三，如何面对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关系，保证文学研究的文学性问题。这实际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后果，旁逸在日常生活中的“文学性”使很多研究者觉得任何话语的背后都隐藏着一系列权力关系，一切文化现象都可以作为文本进行解读，这也引发了文学研究边际的危机。赞同者认为这是文学研究突破学院制度下学科严格划分的机会，使文学研究者可以面对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同时认为文化研究可以突破文学研究只停留在文学内部，可以扩展到更大的历史空间。否定者认为文化研究将一切文化现象都作为文本可能造成文学研究的泛化，虽然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着文学性，但都是较低层次的审美产品，不具有研究的价值，而且许多看似新奇的文化研究的结论是其它学科早已证明的话题，造成研究的浪费。我觉得，虽然两个方面都可以找到丰富的理论证据和现实证据，但没有在一个层次上谈论文化研究。文化研究是一把双刃剑：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其针指当下社会文化与各种权力之间的“亲密关系”，可以解决很多文学研究不能解决的文化问题；但当我们就文化研究而进行纯粹技术演练，对很多显而易见的事物故作高深进行文化研究，文化研究就丧失意义。文化研究成功的范例，如李欧梵的《上海摩登》通过对海派文化的研究，可以让我们了解海派文学产生的丰富历史背景，展示出比文学研究更大的文化表现力。文化研究不成功的例子都是就事论事，用研究的对象来演示文化研究的方法，在表面的繁华背后掩盖不住内在的孱弱，这种研究只会成为文化的快餐。所以新世纪文学研究中如何用好文化研究，也是必须考虑的问题。
从这三个具体问题进入“文学性”探讨，我觉得是新世纪文学研究出发前的一次自我检查，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交替时期，既往的文学理解充满着危机，但新的文学范式并没有建立，这对于文学研究者无疑是一种煎熬，但也恰恰是文学研究者回到原初反思文学研究本身意义的一次机会：文学研究存在的价值何在?又是谁规定了文学研究的范式?文学的“文学性”一定那么重要吗?从这些问题出发，本次“文学性”探讨出现的本质并不是文学的危机，而是现代社会分工的产物——文学学科的危机。从文学自身而言，谁也没有规定文学的形态；从文学研究本身而言，谁也没有规定文学研究的固定范式，只是“现代性”出现以后，文学具有了超越其他文化活动的崇高地位，文学研究也具有了严格学科规范、研究范式。
在现代性框架内的“文学性”理解，“文学性”即文学自足性，其包含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文学具有审美独立性；二，文学在审美独立的前提下可以进入社会公共话题的建构。而且，在现代性框架内的“文学性”的两层内涵之间又是辩证统一的，文学与社会之间可以找到清晰的辩证逻辑。正因为此，文学独立性在现代性的框架内不容置疑。但文学性在后现代性出现之后就充满了危机：一方面，文学审美的独立性被文学＼商业、文学＼政治的复杂关系所冲击，所谓独立已无从谈起；另一方面，文学在消费文化挤压下也无力参与社会对话。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研究的出现是对失落的文学研究的补充。文化研究将触角伸向文化的每一个角落，通过对文化背后权力关系的解析，使文学研究不再具有的参与社会公共话题建构的功能得到延续。
但我并不觉得通过文化研究就能壮大文学研究的生命力。文化研究之所以受到部分文学研究者的排斥，就因为其良莠不齐、鱼目混珠，近年来文化研究是理论热点自然门庭若市，假如新的热点到来，文化研究能坚持多久也存在疑问；而且，文化研究也的确存在其受到批判的问题，当文化研究取代了文学研究，虽然可以参与到与当下社会文化的对话之中，但文学的意义何在?新世纪文学研究的困境就在这个地方。因此，我觉得新世纪文学研究面对文学性，已经不可能通过“先进”的理论指明道路，需要的恰恰是向文学研究原初动机的回归：文学研究就是要捕捉住不断流动的新的文学特征；文学研究还要通过文学文本参与到社会对话，揭示人性与世界的秘密。文学研究要求研究者的是发现和创新，是保持文学研究的有效性——这或许是新世纪文学研究唯一能保持文学学科生命力的持久动力。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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