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新诗史叙述的开放空间与话语拓展
作者：霍俊明
而当我们回顾当代以来的新诗和新诗史研究，尤其是1949年-1978年这一时期，诚如孙玉石所言，期待这一时期对新诗发展历史的研究能够有比较大的突破性进展是不现实的。而这种状况的改变，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新诗史的带有系统性与科学性的研究，是从80年代中期才开始的。自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引发的“重写文学史”、“重写诗歌史”的热潮开始，当代文学史，尤其是当代新诗史写作在讲述机制和研究范式上的变化可以说是空前的。这不仅与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和整体学术氛围相关，而且与“当代”的特殊性密不可分。这种“当代”的特殊性既与不断变化、生成的文学现象有关，更与相应的当代文学史的不断重写和改写有关。正是在一种整体社会思潮、学术氛围和当代文学与历史讲述的特殊性上，当代新诗史写作就不能避免不断“重写”的命运。王光明认为“不可否认，像各种数目繁多、良莠不齐的文学史一样，当代文学史确有积累的厚薄、才力高下的区别，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功力较深、角度很新的当代文学史，也难以获得普遍的认同，难逃质疑和‘重写’的命运。”①当代汉语新诗史叙述在聚讼纷纭的错乱时代语境中，不可避免地成了时代和诗学的双重难题。由于“当代性”的特殊形态和他者性话语对诗学和史学的双重规范，当代新诗史写作存在着诸多纠结而复杂的情境，其中最为显豁、敏感，易引起争议的问题主要是当代诗歌史的分期问题，如何在历史与美学的双重视阈中抒写以及新诗史写作中诗人的经典化和重新评价问题。
如罗兰•巴尔特所言，历史叙述就其本质而言，与其说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产物，毋宁说是想象力产物。这提醒我们历史叙述具有被不断想象和修辞的性质，而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必定要被不断改写和重叙。而作为当代新诗史“重写”的一个代表，程光炜的《中国当代诗歌史》②则尝试在上面的诸多困境和难题中展开突破性的努力和新的尝试。尽管这种努力也许并非是十全十美的，但是，这种对诗学和史学的真实性维度的坚持和历史叙述空间和方式的拓展毋庸讳言是十分可贵的。程光炜的《中国当代诗歌史》试图在新诗价值评判标准的转换、新的新诗史分期以引入多元的研究方法进入新诗史的多重话题阐释上进行新的尝试与拓展。在对特殊年代的史料和被湮没的诗人、诗派和民刊的挖掘与考察上以及相关叙述的理论高度和建设性上都凸现了其对新诗、史学及相关知识的主体性的多重建构。值得注意的是程光炜避免了单纯从文学之外的机械的社会、政治角度研究新诗史，也规避了不及物单纯的诗歌美学自律性的狭隘，而多从历史与文学的双重维度切入。
当代新诗史分期：时间神话的祛除与重设
在当代新诗史写作中，争议较大、关注最多的是分期问题。一般的当代新诗史大致都做如下分期：十七年诗歌，文革诗歌，后新时期诗歌和九十年代诗歌③。毋庸讳言，这种分期观念存在很大诟病，显然是带有政治性的廉价判断，是以政治运动、事件为根基的意识形态诗学和时间神话的反射而投影。诗歌史的分期问题已经逐渐引起了广泛争议，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分期的合理性、有效性的标准和依据到底是什么?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冯沅君、陆侃如就提出了文学史分期的“文学标准”和“历史标准”，“没有人否认文学有它自己的发展过程与发展规律，所以文学史的分期首先应该以文学本身演变情况为标准，这是没有问题的”。他们同时又指出“认为文学史的现象仅仅受制于文学发展本身的规律，企图把文学的发展看成为孤立的东西，那是反科学的”④。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中对政治性的文学史分期提出了尖锐的质疑，尽管这种纯粹以文学(美学)价值为标准来划分文学史在实际操作中很难得以实现，但是对于以政治标准来硬性规范文学的文学史观其价值自不待言。
文学的分期应该纯粹按照文学的标准来制定。如果这样划分的结果和政治、社会、艺术以及理智的历史学家们的划分结果正好一致的话，是不会有人反对的。但是，我们的出发点必须是作为文学的文学发展史。这样，分期就只是文学一般发展中的细分的小段而已。它的历史只能参照一个不断变化的价值系统而写成，而这一价值系统必须从历史本身中抽象出来。因此，一个时期就是一个由文学的规范、标准和惯例的体系所支配的时间的横断面，这些规范、标准和惯例的被采用、传播、变化、综合以及消失是能够加以探索的。⑤
中国当代诗歌史的分期几乎很少来自诗歌自身，而是或潜隐或直接地反映了政治意识形态和国家话语的外在规范与强调。因此导致在整个20世纪，“文学史好像是政治思想史，或者是思想斗争史。”⑥中国当代新诗和文学的命名显然与复杂的政治运动和重大事件联系紧密，呈现出简单的文学进化论倾向和时间神话喜剧的惯性表述，“当代新诗”、“新民歌”、“新时期”和“后新时期”诗歌就是这种思维漠视所预设的再造性想象的直接反映。而新诗史叙述首先应是新诗自身发展、演化的历史，而决非生硬地套用通史的框架，直接比附的社会政治史。当然，鉴于当代新诗尤其是在1949年-1976年间与政治文化极其紧密的关系这一事实，新诗史分期只能依据具体历史情境在美学和历史的多重视阈中来进行合理分期。而程光炜正是在长期的新诗研究和文化反思中体悟到这一关键点，如在以往的诗歌史中，一般指认1976年的天安门诗歌运动是新时期诗歌的起点和伟大序幕。“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伟大历史性胜利，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纪元，同时也拉开了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的序幕。从此，社会主义文学走上复苏和振兴的道路，进入崭新的历史阶段。”⑦这种显然以政治事件作为新时期诗歌起点的新诗史的分期方法在“重写诗歌史”的浪潮和文学史研究范式中首当其冲受到了反思和质疑。程光炜对这种以政治事件为圭臬的新诗史分期进行了深锐的整体性的反思：
一般而言，人们习惯把1976年10月“四人帮”的垮台看作本时期诗歌的上限，按照时间的概念，它的下限自然应该在1999年。事实上，如果说以l978年4月30日艾青复出后的第一首诗《红旗》和同年12月《今天》的创刊为标志，新诗在诗歌观念上真正开始了“新时期”的话，1976年和1977年只能算是五六十年代诗歌向新时期诗歌转移的一个短暂的过渡期。这是因为，1976年前后庆祝打倒“四人帮”的大量诗作虽然包含了批判“文化大革命”的成分，但它的思维和写作模式与五六十年代的诗潮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整个社会文化环境还处在“乍暖还寒”时期，文艺思潮经常处于进一步、退两步的历史漩涡之中，总体的文化气氛不可能给新诗提供突破自己局限的契机。⑧
但是问题的关键，也是程光炜的敏识和谨慎在于将1978年作为新时期诗歌的起点仍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危险，这其中不仅有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的政治事件的影响表述，而且“新时期”本身就是政治概念的直接表达，仍然是时间神话和文学进化论思维的再一次的惯性凸现和表述。实际上很多新诗史家都逐渐认为即使撇开新诗之外的政治、经济、文化不谈，从新诗的自身发展来审视，可贵的个人化的知识分子立场和启蒙精神的坚持，对个人话语、个体主体性和诗歌本体性的双重依附和探询上，作为诗歌现象也并非起自1978年底的朦胧诗潮，或曰新诗潮，而应是起始于10年前，亦即上个世纪6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地下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