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女性”、“解构”与“政治反讽”
作者：段吉方
1848年在纽约塞尼卡福斯(Seneca Falls)举行的第一次妇女权利大会标志着关于“女性”和“政治”的第一次正面交流。这次大会讨论了妇女的社会､民法和宗教状况与权利，要求在婚姻､财产､契约､买卖､职业和高等教育方面实现权利平等，特别是提出了一项要获得妇女参政权的决议。在现代政治史上，这次会议的意义划时代地意味深长。一个最明显的社会学与政治学的效应就是它标志着现代女性政治关切的开端。此后，“女性”与“政治”之间的或隐或显或秘而不宣或大肆张扬的各种话题就没有停息过。
目前，“女性”与“政治”之间的话题早已不仅仅是女性才关心的问题了，因为，一些算是有识之士的男性也趋于认为，女性政治权利得到满足不仅仅是一个单独群体的事情，女性并不为“女性”而斗争，用后来再次高涨的运动口号表达就是：“个人的亦是政治的。”(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
美国著名女权主义批评家凯特•米利特在她的《性政治》中明确地宣布：“性是人的一种具有政治内涵的状况。”①这其中的政治指的就是“人类某一集团用来支配另一集团的那些具有权力结构的关系和组合”。②凯特•米利特指出，当“女性”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最终落实到“权力”的争夺与抗拒之中时，这种女性的争夺和抗拒的焦点就是两性之中的“性”所代表的特殊的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
这种口诛笔伐和一些实际的斗争常被贯以“女权主义”的称号而掀起波澜，而在人文思想领域，辩论最激烈的地方是在文学的舞台上发生的。凯特•米利特介入论题的个案和领地就是文学和批评。非但凯特•米利特如此，在西方当代女权主义研究中，文学向来是一块“兵家必争之地”，因为在一定的社会政治背景下，文学文本中对女性由于她特殊的“性征”导致的低下､柔弱､受压迫的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往往有着淋漓尽致的描写。像凯特•米利特引入的亨利•米勒的《性》､梅勒的《美国梦》和热内的自传小说《窃贼纪事》即属此类。这已经不是纯粹的“书页上的文字”，而是有了更深层的社会､政治的符号意义。这些文本除了反击了T•S•艾略特那句有争议的话：“文明本身，都是男人一手制造的”之外，还印证了如下的观点：“与其说女性主义批评是一种方法，不如说它是一种政治，一场政治运动”。③
托里•莫依曾经向我们指出：“女权主义批评家同任何其他激进的批评家相似，均可被视为一切主要关照社会和政治变革的斗争的产物，她们在其中的主要作用是试图将如此普遍的政治行动扩展到文化领域。”④而朱蒂斯•菲特莉则直接地说：“女权主义批评是一种政治行为，其目标不仅是解释这个世界，而且也是通过改变读者的意识和读者与他们所读的东西之间的关系去改变这个世界。”⑤从这个意义上说，曾经远离中心作为一种“边缘诗学”⑥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本来就有一定的政治蕴含，而对这种政治蕴含的语境阅读和批判性抗争也成了女权主义文化和文学批评重要的“言外之意”。
二
在当代西方文化批评的舞台上，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一直凭借着他那独一无二的凌厉风格，义无返顾地充当人文批判的马前卒。他那批判的美学锋芒和锐气也常常给人留下激进的印象，同时也引起了当代人文知识界的广泛关注。在伊格尔顿的文化批评中，关于当代女权主义研究中的“批评”与“政治”的话题占据了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位置，同时，在他频频亮相的批评实践中，“女性”与“政治”这个敏感的话题生发出了许多饶有兴味的东西。
在伊格尔顿的研究中，他首先给予了女权主义文学理论很高的评价，同时也对女权主义政治运动寄予了很大的同情和希望。在他看来，女权主义提出的问题始终是与人类历史的多重困惑相联系的。女权主义运动“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不是一个与其他政治计划并行的特殊‘运动’，而是揭示和探讨个人､社会和政治生活各个方面的一个范畴”。⑦但他也看到，在当代文化政治环境中，女权主义研究所采取的态度和策略起到了很多的负面影响，因此，他着意从具体的文本研究中分析当代女权主义文化政治的现实困境。
伊格尔顿锁定的文本是《克拉莉莎》。《克拉莉莎》是18世纪英国著名小说家理查逊的书信体小说，全称是《克拉莉莎，又名一个少女的历史》(Clarissa or the History of a Young Lady)，于1747年-1748年出版。小说女主人公克拉莉莎出身于一个上流社会的富裕家庭，是个性格开朗､生气勃勃的少女，但她的父母却把她许配给一个她所不爱的人。在她内心痛苦焦急的时候，贵族青年罗伯特•洛夫莱斯出现了。罗伯特•洛夫莱斯是个在外表､智力和仪态上都很具有吸引力的男人，他假装协助克拉莉莎摆脱痛苦的婚姻，帮助她逃出家庭，但他在内心里想到的却是玩弄她。当克拉莉莎完全处于他的支配之下的时候，他利用迷药把她奸污了，使她悲愤而死。最后，克拉莉莎的亲戚莫登上校和洛夫莱斯决斗，杀死了他，替克拉莉莎报了仇。
小说出版后，受到了读者的欢迎。贤德的女主人得到了读者们的喜爱，尤其是女性读者更是同情克拉莉莎的精神痛苦，竟一再要求作者给小说一个“幸运的结尾”。但这还不是令作者最意外的，让理查逊始料不及的是他亲眼看到那个诱惑克拉莉莎的恶棍罗伯特•洛夫莱斯得到了大批青年男女的崇拜，而且也有人对小说女主人公诟病有加的。小说反映的情感纠葛和家庭恩怨还触及了当时社会的种种规范，以至于小说出版五年后，英国通过了进一步强调家长权威的婚姻法。⑧
这足以证明《克拉莉莎》所蕴含的巨大的思想能量，因此在它出版后自然是诸多批评家的阐释对象。当时英国批评家凡•根特就不认为克拉莉莎多么值得同情，他认为克拉莉莎的被强暴“不值得引起满世界的大惊小怪”，⑨因为克拉莉莎是一个极端虚伪的清教主义的放纵者，她几乎是自觉地配合了那种强暴的欲望，在某种程度上克拉莉莎是自作自受；另一位批评家沃纳则对克拉莉莎的被强暴作了解构主义的阐释，认为克拉丽莎是一个认同整体性的意识形态符码，坚持稳定性和同一性的自我，而强暴她的洛夫莱斯则是一个“解构”的英雄，是那个强调多元性的“尼采”；著名小说家瓦特也曾像其他批评家一样把克拉莉莎和洛夫莱斯看作是一个意识形态悲剧，认为克拉莉莎对洛夫莱斯有着无意识的感情，她的行为超出了自然，所以她也不那么值得同情。
伊格尔顿认为这些批判都是有问题的：凡•根特片面地从社会意识形态的角度对克拉莉莎的被强暴进行解读，忽略了女性的个体问题，毕竟克拉莉莎作为女性个体遭到了摧残；沃纳则体现了解构主义思想的局限性，他的问题是拒不承认历史，克拉莉莎除了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隐喻之外，也有着作为社会个体的内容。伊格尔顿从文化政治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克拉莉莎被强暴这一“符号性事件”的社会意识形态意义，并从《克拉莉莎》的文本意识形态意义入手探索了当代性别政治研究存在着的问题。
伊格尔顿认为批评家们一直在道德和宗教意识形态中把克拉莉莎说成是一个自作自受的施暴者的帮凶，这本身就是一种强调“强暴”合理性的压抑性政治意识形态。把克拉莉莎看作是一种神经质的假正经，对克拉莉莎所代表的贵族清教意识形态的嘲弄打击，这是关于理查逊小说评论中的老生常谈。但它却忽略了克拉莉莎的被强暴所代表的突出的社会意识形态内涵。而克拉莉莎恰恰是她那个时代以及所有时代被践踏的妇女中的斗士，她的死本身就表明了一种政治姿态：对政治社会的拒绝，一并拒绝性压迫､资产阶级父权制和放浪形骸的贵族政治意识形态，从而毫不留情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忠贞道德与资产阶级社会实践之间的断裂。因此，克拉莉莎其实是以一种自虐式的受难对资产阶级做出了彻底的批判。通过她的受难，资产阶级的施虐危及自身，从而使束缚克拉莉莎的那些忠贞道德经不起实践的打击而最终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