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艺术精神与文化自立
作者：时胜勋
一、中国艺术精神的多重纬度
中国艺术精神有其历史的发生，对她的言说也不自本文开始。①宏观上讨论中国艺术精神已有定论，而且可开发的空间也很小。不过，从细微处上看，中国艺术精神突出显示了以下诸种意蕴：
中国艺术精神显示了中国独到的美感形式与多样的艺术风格。没有丰富多样的美感形式和艺术风格就没有丰富多样的中国艺术与精神气质。中国各类艺术中的具有民族特性的艺术形式，如二胡、古琴、琵琶、埙、编钟、山水画、汉语诗文、书法等等，已经构成中国人的基本的审美感受形式，而悠久的文艺也形成了具有深厚文化基础的民族批评术语，如意、象、境、韵、味、风、骨、气、格、调等，它们构成了中国人艺术欣赏的基本期待视野。
中国艺术精神显示了中国人超迈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中国艺术精神不是止于物象，而是抵达“道境”：盘古开天，高山流水，逍遥世界，香草国度，桃花之源，西天之路，太虚幻境，笔墨之间等等。此“道境”是中国人的卓越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体现，由此构成中国人寄存理想的精神世界，并在这种“无”的境界(可“游”之“艺”)中体会到一种超越，从而感受到“天地”之大美。
中国艺术精神显示了中国人深厚的情感与人格感染力。如果没有情感、意志、人格的投入，文学艺术就会苍白无力。精卫誓死填海，庄子妻死而歌，屈子九死不悔，太史公发愤著书，太白大笑出门去，卿臣心碎祭侄稿，汉卿六月飞雪天，雪芹一把辛酸泪，野草鲁迅之浓烈，二胡阿炳之凄婉，这种大爱大恨、大悲大喜、大彻大悟、大执著、大解脱，构成了中国艺术雄浑壮丽的“境界”之美。
中国艺术精神显示了中国人深切的人间情怀与价值诉求。悲天悯人、关注众生、惩恶扬善、针砭时世，代不乏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老子常怀圣人心，孔子问人不问马，刺客豪侠义薄云天，清官士子忧国忧民，孟郊游子吟，缠绵西洲曲，这些对人情、民情、世情、亲情、爱情的深切关怀，对人生辛酸与冷暖、幸福与悲哀、痛苦与快乐的关注，感动了千千万万的人，从而成为中国艺术精神的优秀传统。
中国艺术精神显示了中国人深邃的存在意识与超拔的生命魅力。屈原“天问”，那一百多个问题究竟解决了多少?幽州台的歌声不是震撼了太多的“来者”?山水画中的空白不是留下了千年的思索?那书法、舞蹈的灵动不是体现了生命的不朽?至如尽善尽美的孔门诗教对“孔颜乐处”的追寻，自然任性的老庄神态对“赤子”“至人”的渴望，妙悟圆融的禅宗意趣对“无我之境”的领悟，这些都是中国艺术生长其中的深厚的生命土壤。
中国艺术精神秉承中国文化精神中“生生之为易”的生生精神、“自强不息”的自强精神、“革故鼎新”的革新精神，以仁爱精神、自然精神、圆融精神为辅翼，勇于开拓、不断创新，从而在当代世界文化精神生态营建中具有重要作用。
二、艺术精神与文化自醒
中国文化性格历来强调“包容”精神，与包容精神相关的还有“和合”、“中和”等，这种包容与和合精神产生于古代中国是不奇怪的，但今天这种精神的确需要反思一下。②在“边缘”与“落后”并存的情况下，中国的文化性格也面临新的优化与调整。发现和突出什么样的优秀文化性格在当代显得尤为重要，这同样是一种基于精神生态学的思考。③“精神生态”、“文化生态”的研究给中国文化性格的优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视角。④其实，对中国而言，文化的生态思考在民国时代就已经有了，延续至今的古今、东西之争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生态学的思考。在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的语境中优化和调整自己的文化性格正是解决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发展失衡的重要途径之一。
“文化”的突出特点是对大自然的改造，从而养成了人类积极进取的拓展性格。在人类之初，改造自然是全人类的特性。一切自然如果对人具有一种亲和性无不是人类改造的结果。在荒野大海、沙漠戈壁、冰天雪地等等，亲近自然完全是不可能的。自然对人类而言不但是浩瀚无边的，更是残酷无情的，这已经为地质学、天文学、气象学、地球物理学等学科所证实。自然的野性与神性对人来说具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其并非是人类自身造成的。所以，人类倾其全力认识、改造自然，这一过程就是“自然的人化”(马克思语)。
改造自然是因为人类生活在自然的必然规律之中，人类必须掌握这些规律，加以利用。但是，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往往落入利益牢笼，这种改造最终使自然成为人类肆意征服、任意奴役的对象，从而给整个地球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和破坏。在“唯物质征服”哲学笼罩下，人类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必然是一种终极的不和谐关系。此时，“精神拓展”显然是比“物质征服”更为重要。“改造”、“开拓”比“征服”更加强调精神、物质的平衡性，不求外物拜倒在自己脚下，而是以“亲和性”为目标。在精神特别是艺术精神的照耀下，人性的完美得到展现。虽然“物质改造性”与“精神拓展性”是不同的文化性格，但是，二者实同出一源。在当代中国，“物质改造性”与“精神拓展性”是相辅相成的，二者的结合对当代中国是极为重要的。
在文化性格上，中国文化似乎并没有积极发展其外拓的方面，而是发展了她的内敛型的“包容”性格，这种包容的性格就是博大宽容。尽管这种包容精神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这种包容是有缺陷的，即导致过分的文化优越感(文化自恋)，与此同时也就缺乏主动性，即没有开拓远大空间的行动和热情，满足于“朝拜”、“等待”和“逆来顺受”。从整体上说，中国文化性格更多的是偏向于“取经”、“内化”、“自足”，而多少忽略了“输经”(输出)、“外化”(世界化)、“交流”(沟通对话)。更糟糕的是中国包容的品性在历史上曾经一度断绝而沦为封闭，比如明清的闭关锁国政策，这同包容而言又是等而下之了。“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马克思语)，因此，一个崭新的中国必然在同世界的平等而积极的交流中产生。
在文化心态上，“边缘化”趋势深刻撞击着流传已久的“中央之国”的观念，先进发达的西方科技又不断地动摇着中国人原有的心态与生活方式。中国生存环境的恶劣造成中华民族的一个弱点就是对天与地的依附性太大，“靠天吃饭”与“眷恋故土”二者成为中国民族特性的鲜明体现。虽然中国人因此养成了顽强、忍耐、节俭、安贫乐道、知足常乐的性格，⑤但却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强烈的进取精神。如何实现农业的现代化，从而将中国人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世界公民，获得新的尊严，是中国最严峻的任务。
另外，中国文化环境也并非没有缺陷，中国历史上重大文化灾难就有13次之多，以及不计其数的书厄(焚书)、党锢、教难和文字狱。⑥动荡的历史与顽固的文化专制给中国文化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中国传统文化的“更新”无疑就是一种精神生态、文化生态的思考。张君劢就认为，“明日中国文化”的总纲就是：“造成以精神自由为基础之民族文化。”⑦这种尝试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