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非经典理论时代的来临
作者：傅修海
一方面，中国自有的和旧有的理论无法继续解释中国一个世纪以来的社会思想“议题”，即便勉强“曲为之辞”，也无法继续获得大多数人的信服和认同。另一方面，国外的理论资源一个世纪来纷纭复杂，在完整性、片面和深刻上都兼而有之，足以让国人叹为观止，但这些名目各异的外国流派和主义，都自有其发生和论难的现实政治和社会的“依托”依托，生吞活剥和夹生饭式的迅速同步的引进，又总是让人感觉“猪八戒吃人参果”的盲目和酗酒过度般的“醉眼中的朦胧”。目前中国的现实处境和历史参照，提出的不是“学不学”和“学什么”的问题，也不纯粹是“怎么学”的“现代性转化”反思问题，而是提出对“学”和“术”经典合法性的根源反思要求，重新思考经典思维得以确立、历史被固化和强制描述的蔽障，彰显这些蔽障后面活的过程，回到非经典的理论原生态时代。
早自鸦片战争起，一个时代的民族文化信仰危机和自救自强的迫切，就使得“同步”以来的中国学术，变得前所未有的恐慌和不自信，起码在理论资源上渐渐“全盘西化”。自此，取“格义”之术，搬洋人师傅，从“拉普”到“现实主义”到“辩证唯物主义的现实主义”，从“自然主义”到“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从“结构主义”到“新批评”到“后结构(解构)主义”，目不暇接，潮流滚滚。只要引进的都是“西方”当今理论“经典”，谁率先拜倒在“洋人裙下”，谁就是天然“经典”的“新闻发言人”。这种发言制度，当然不都是“同声传译”，甚至连林纾式的翻译也不是，只是哄抢麦克风的权力争夺战。林纾是小说再创作，而理论的再创造，当然也可以，问题是既没有结合自己的现实社会“议题”，又没能领会人家“理论”和“社会议题”的关系，于是只能“玩”理论，“自封”经典，最后变成理论“主义”满天飞，“问题”依旧的困惑。
现在不是没有理论，也不是缺乏经典，当然强大的所谓“民间”的呼声也是高涨得不行，“知识分子牌”的帽子也越来越泛滥。目前，中国缺乏的是“现代”和“后现代”的“自己”的理论，而面临的是“自己”的、驳杂着“农耕时代”、“现代”和“后现代”交织的“社会议题”。就广大农村看来，老百姓还在欣赏二人转和《三国演义》，打工的年轻人爱看《李嘉诚传记》和劲歌辣舞，大学生喜欢的是歌星影星时尚和自己的网络虚拟生活，专业知识分子整天折腾的却是“现代性”和“后现代”。从农耕情怀的浪漫到暧昧的东北农村二人转，从信息网络社会的“闪电”爱情到民工兄弟的“窝棚性福”不可能，从众人喊打的“现实主义”到走马灯似的当代西方主义，都不肯来个“尘归尘土归土”，非得驳杂牵扯不停。当下的中国社会，“谁说了都不算”，学术研究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现实，社会“议题”纷繁浩大，从“自然主义”到“后现代”在中国都有它的现实因子，但都不完全合适。
“主义”具有与生俱来的“概括”和“抽象”，但没有触摸到“主义”诞生的土壤，没有体会与“社会议题”血肉相连的活态呼吸，大量的“性”和“主义”在理论生产中搬用的最大结果，就是在搬用的时候就开始宣布它的“僵化”、“冷冻”和“肢解”。的确，当古今中外的“经典理论”都无法描述、阐释，更无法判断中国“现实经验”的高下美丑的时候，“社会议题”就面临双重危机：一是“经典”的危机，二是“民间”的危机。当然，也提供了另外的一个反思路向，那就是“非经典”时代对“活”的理论生长生态的呼唤。
一、经典
作为名词，经典[classics]就是指具有典范性、权威性的著作，它包含历来被尊奉为典范的著作，如：“五经何谓?谓易、尚书、诗、礼、春秋也。”(《白虎通•五经》)“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李白《嘲鲁儒》)“治经为博士。”(《资治通鉴•汉纪》)。经典又指宗教典籍，如《佛经》、《圣经》、《古兰经》；或指某一学科的专门著作，如《山海经》、《水经》、《茶经》。同时，中国古代图书目录四部(经、史、子、集)分类法中指儒家经典及小学(文学、音韵、训诂)方面的书[Confucianism classics]、诸子及经史，也称为经典。因此，“经典”本身就有价值等级判断在里面，而这种判断纠缠着政治意识形态、道德和审美的要素，例如：“经部”就指[Confucian classics]我国古代图书四部(经史子集)分类法中的第一部，包括儒家经典和语言文字学方面的著作，所以也被称“甲部”。这里的“第一”和“甲”，无疑都是一种秩序等级的象征。
作为形容词，“经典”似乎就成为“经典的”、有“经典性的”的缩略语。大量以此标目的广告和宣传，无一不是在利用该词本身无前提的强制性的“秩序”转义，意即“最好的”、“最古老的”、“最传统的”、“范式性的”，进而自我生产一种对同类高出一等的权利威严，从而得到不可质疑的发言权和价值评判权，甚而因此把自己本身作为最高的不可企及的标准存在。
从形容词的“经典”到作为名词的“经典”，这当然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经典化”的过程，就是从源于民间到高于民间的过程(或者叫做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既然是过程，那就是可逆的、动态的。与此同时，过程的前进是合力的推进结果，是局部到整体的演进的结果——它总是由个别要素的经典化到形成整体的经典，例如洪子诚就专门探讨过当代的“文学经典”形成的要素。①而如何从个别的“要素”的经典走向自身整体的经典，这也是需要很多内、外策略的。这些要素在整体经典形成以后，便内化为经典成为经典的一种特征，一项判断标准。越是历史悠久的要素，这个经典的标准判断越是强硬。这种强硬有时甚至成为铁的甚至钢的定律，也许它本来不过是泥巴的。当然也不排除它自我调整，形成合金。但是，越是硬性的要素，在标准价值越大的同时，也慢慢地加大了它成为枷锁的危险，成为后来的民间者经典化的“人民公敌”。这时候便有新的经典形成，而原来的经典则逊位禅让成为古典。然而，正是这些走向经典的策略所指向的“要素”，还有这些“经典要素”本身的“静悄悄革命”，引导我们去发掘“经典”一路走过的坎坷和平凡，它的主动变革与不情愿的调适，从而使我们在经典的“发达”和它的“家谱”之间取得关联，找到经典“革命”和“反革命对象”之间的恩怨，这也是一种观察神圣的文化人类学研究途径，即从“功能”和“环境制度”的角度，来研究“经典”是怎样形成和产生作用的，它又是如何消解和自我更新的。
二、民间
民间，含义有[voluntary]，指平民自愿组织的，如“民间团体”；有[folk、popular、among the people]，来源于老百姓或在老百姓中间广泛使用的，如“民间文学”；有[nongovernmental people to people]，非官方的，如“民间来往”；有 [in common people]，百姓中，如“岁征民间。”(《聊斋志异•促织》)而当“民间”用来指向文学范畴的时候，如“民间故事”[folktale、folk story]，就是指民间口头流传的故事，尤指没有作者姓名、时间、地点的民间传统故事；而“民间文学”[folk literature]则包括神话、传说、民间故事、 民间戏曲、 民间曲艺、歌谣等在内的、劳动人民直接创造的、在劳动人民中广泛流传的文学，主要是口头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