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黑龙江小说：在传统与后现代的夹击中实进
作者：张景超
但奇迹也就发生在这里｡把黑龙江小说放在全国的范围加以考量,她一点也不显得滞后｡她虽然未曾引领过新潮创作,但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到今天却从不缺少赢得全国知名度的小说作家｡小说大奖虽然不是评定小说价值的唯一尺度,但至少也应算一个重要的公共指标｡以此衡量黑龙江小说,尽管她还拔不了全国的头筹,但历次获奖的数目却可以使她的名次较为靠前｡值得骄傲的是黑龙江不但涌现出不少在全国带有年轮性的著名小说家,还挺立一些在全国属于常青树似的小说家,如张抗抗､迟子建､阿成､常新港｡即使某些新潮作家成了文坛上的匆匆过客,他们在读者中间依然还很抢眼｡
个中秘密可能有多种,比如越是边缘地区的文化人越是有前冲的动力｡但我不想从这个角度为黑龙江的小说立论｡我以为最重要的是黑龙江的小说家把握住了时代的文化脉动和精神脉动｡
曾经有过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媒体不断地呼唤主旋律｡可是每一次呼唤都像围栏一样被一拨又一拨的作家所突破｡原因倒并不完全是主旋律的提法有问题,主要是我们对今天社会所需要的文化精神缺少准确的定位,难以被作家普遍接受｡要说清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文化精神其实并不难,只要我们保持一种理性思索的方式和面对现实的态度｡我们社会的转型说到底是从前现代迈向现代,它所需要的文化自然是现代文化｡所谓现代文化,就是要解决文化的现代性问题｡而现代性的核心问题就是人的问题,其中包括人的主体地位应被认可,人的价值和个性应被尊重,人的权利和欲求应被重视,人的自由和人性的解放应该大幅度展开｡面对这种现代性,无论传统文化还是后现代文化,都是存在扞格｡前者以集体性和社会性压抑人,后者以虚无主义消解人,扼杀人｡它们都是对中国最需要的现代精神的干扰,都属于现代思潮中的反现代性｡黑龙江小说家之所以能在它们的夹击中生长,就是因为他们把握住了中国最需要的现代精神｡不管传统怎样气势汹汹地自命为正统,也不管后现代怎样大言不惭地宣称只有自己才是先进艺术的表征,可是它们不是虚脱就是无根,只有张扬人性的现代主义写作才能表达中国人普遍的价值诉求和审美诉求｡这也是黑龙江一些小说家能够成为文坛常青树的一个重要原因｡
检视新时期以来黑龙江小说的发展,可以说,许多在全国具有知名度的作家都遵循着这样的轨迹进行写作｡在新时期早期黑龙江的小说就以此连连获得全国小说的大奖｡像张抗抗《爱的权利》､王毅的《笨人王老大》､孙少山的《八百米深处》､王凤麟的《野狼出没的山谷》无一不是激扬着人的显赫主题｡面对左倾时代对人和人性的漠视,他们有的呼唤爱的权利,有的呼唤生存的权利,有的还从生命哲学的角度高扬人性之爱在人类存在中的伟大价值和意义｡它们中的每一篇都饱含着巨大的热情并充溢着浓烈的诗情,因而往往都能在整个社会产生强烈的反响和震动｡尤为可贵的是它们并不孤立呼唤爱的权利和生存的权利,而是力透纸背地挖掘出造成无爱和没有生存权利的社会因素,同时展开无情的审理和批判｡张抗抗《爱的权利》是如此,王阿成的《人生写意》更是少有的杰作｡小说的主人公“父亲”本是为“五四”新思潮培育出来的青年｡他才气纵横､激扬个性,敢爱敢打敢骂｡可是就因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没保护好一个地下工作者——妻子的兄弟,结果被妻子打成“叛徒”｡从此这个悍妇就以革命的名义不断地对他进行摧残和打压｡终于使他颀长的身材佝偻起来,唯唯诺诺､成为妻子的家奴｡他全部彻底地失去了做人的权利,多年里不敢留下一分薪金,不敢爱也不敢有亲情,就是父亲死时都不敢前去祭奠｡这种对左倾文化模式的批判真是达到了剔肌析骨､入木三分的程度｡
90年代后市场经济的勃兴为中国的现代化打开了无限的前景,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性也向着广阔的领域里延伸｡但现代社会的每一进步举措都可能带来某些负面影响｡市场经济一方面高度刺激人的创造力,另一方面也在释放着各种原欲｡以金钱为核心的价值观一旦吞噬了所有形而上的精神追求,人的异化､人的瘫痪必然成为严峻的社会图景｡几千年专制政体对人欲的灭绝,还有几千年一直在贫困线上的挣扎则形成了巨大的反弹力,给现时中国人的物质追求雪上加霜,精神的堕落和道德上的滑坡成为有目共睹的社会现象｡但黑龙江小说家并不甘心人之为人的形象消失｡他们和后现代认可“人死了”的悲观立场相反,急切地通过小说写作来抢救人｡阿成､迟子建､王立纯､张雅文不惧寂寞､不惧称雄一时的后现代批评的冷眼,热烈地歌唱被后现代弃置到废墟的人道主义精神｡长篇小说《忸怩》(阿成)的主人公一贫如洗｡但即便饿死也不吃嗟来之食——既不接受丧失自由的教职,也不接受丧失自我尊严的来自前妻和她后夫的部门经理的安排｡迟子建这一时期的小说更令人注目｡这位对人类的童话世界有得天独厚的感知与热爱的作家把她的艺术触角伸向人性领域的各个方面｡一方面她通过《白银那》举起批判拜金主义的旗帜,另一方面又通过《日落瓦窑》､《雾月牛栏》､《清水洗尘》､《踏着月光的行板》,反复咏唱在冷酷的现实世界里越来越珍贵的人性的温暖､人性的爱｡有的深情地标举小人物的看似微不足道､却胀大着自我人格的理想(《日落瓦窑》)有的含着微笑来赞美贫贱夫妻在日常生活中的卿卿我我(《清水洗尘》);有的以无限同情的笔调激赏各在一方打工的情侣们的相互关爱与渴求(《踏着月光的行板》)｡作为一个女性作家,迟子建的感觉非常细腻｡她善于从隐微之处发掘出缕缕甜蜜温馨的情丝,从而引发出人们在现实中的对位性追求｡就此意义上说,迟子建的写作是对破碎人生的殷勤修补,在林林总总的作家群中她十分值得我们尊敬｡
黑龙江的小说写作还不是卢梭式的写作｡这位伟大的智者一边为人类绘制民主自由社会的蓝图,一边抵抗现代物质文明的侵入,主张返璞归真､主张回到原始自然状态｡一个现代之父成了反现代的先驱｡黑龙江众多小说家经受过原始贫穷的磨难,又深得现代物质文明的惠赐,他们在社会理想和人生理想上不存在卢梭式的悖论,而始终和时代的价值取向保持一致｡他们不断地用自己的笔搭建现代文明､推进现代文明｡
现代社会的本质说到底是要造就现代人｡这个现代人要走出农耕时代,告别所有狭隘､保守､封闭､落后的体性,在思维､情感､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上焕然一新｡他不但要学会利用现代技术文明改造世界､全面地创造自己和打开自己,还能自觉地享受着新的文明所创造的一切,包括充分地享受新的世界和新的自我｡对此黑龙江作家有着先天的自觉｡而在他们当中张抗抗无疑是头脑更为清楚､更具有前卫性的作家｡《芝麻》写一个老年妇女到城市当家庭保姆｡开始她以小农经济时代养成的思维和习惯来看待主人家的生活｡传统的积习曾使她把每一个破布破钉都当宝贝,因而面对主人家——城市人的消费方式,她以为是大手大脚,是浪费｡但是在融入城市生活和城市文明的过程中,她逐渐意识到自己以前那种节俭明显地透露着小家子气,它束缚了自己､也苦了自己｡在主人的启发下,她有时去看一场电影,或买来一件新衣服｡这时她的感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穿上了较为时尚的新衣服后,对自身形象的良好感觉让她的意识出现了某些蝉蜕,她开始认可城市的现代文明｡应当说,张抗抗的这篇小说不是一般的写实,而是表现了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重大课题,即如何使中国广大农民具有现代意识和现代文明的水平｡这也许就是文学和文化的现代性的根本｡
黑龙江小说不只是在精神上具有强烈的现代意味,在艺术上也饱和着浓郁的现代气韵｡张抗抗不必说每一新潮艺术都抢先采撷并加以试验｡迟子建同样对新潮艺术有敏锐的知觉和吸纳｡神话､魔幻､意识流渗透在她许多文本当中｡就是阿成也不拒绝小说的新技巧｡他在九十年代以后的写作明显受博尔赫斯的影响｡他把掉书袋的写法用于《赵一曼女士》等抗联故事的编织中,别有一番情趣和意味｡后起之秀全勇先的长篇小说《独身行走》则通体采用了先锋的叙事｡但上述的无论哪一位作家,又都不同于卡夫卡或博尔赫斯｡他们的小说大都有现实的故事原型,所有新的技法都被整合到小说的艺术整体之中｡而且他们在吸收现代和后现代的某些成功艺术经验时,都是在便于更好地表现人这一维度上｡我们很难给他们的艺术作出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的定位｡它们更像是天衣无缝的融合｡而不管在理论上对它们如何称谓,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它们有着较强的可读性｡这就是它们的成功之处｡
我最后要表达的一句话是,不管我们批评的语言如何尖端､前卫,但也抵不过整个民族和社会的深层需求｡对于中国人来说,急切走向现代性是当下最为重要的文化精神和美学精神｡黑龙江小说即使不是表达这种文化精神和美学精神的范本,也是响亮的合唱｡正因为如此,她的一些著名作家才能在文坛上站住前排的位置｡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