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论张抗抗小说女性叙事的嬗变
作者：王金城 王者凌
一､遮蔽:女性叙事的自发状态
80年代前后,张抗抗最初的小说创作具有明显的启蒙主义和人道主义特征｡她以其“超性别意识”的写作策略来表现自己对自然社会宇宙人生的审美感悟,特别关注人的价值尊严､人性解放､科学民主､精神理想等重要问题,以此探讨社会历史进程和人类命运走向｡这一时期,张抗抗对女性问题的思考让位于对人的问题的思考,女性的自觉皈依于人的自觉,女性意识融会于历史文化空间,女性叙事为启蒙叙事所遮蔽｡这一写作特色集中体现在两类作品里,一是知青题材的小说,如《淡淡的晨雾》､《北极光》､《塔》､《红罂粟》､《白罂粟》等;二是普通青年和大学生题材的小说,如《我要的不是这些》､《飞走了,鸽子》､《夏》､《去远方》等｡张抗抗通过对青年一代理想追求与精神痛苦的揭示,表现了特定的时代精神和社会文化氛围,因此作品在深刻的理性话语中,依然洋溢着青春的朝气和纯净的诗意｡
由于女性叙事被启蒙叙事所遮蔽,致使张抗抗此间小说创作的女性意识处于自发状态｡我们轻易就会发现,张抗抗小说中经常出现一些具有“启蒙者”姿态的高大的男性知识者形象,他们往往历经坎坷,历尽苦难,大都遭受过政治迫害,但仍然有不灭的信仰､远大的理想､坚强的意志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思想深刻,见识广博,散发着成熟男人的理性魅力,对社会指点江山,对女性指点迷津｡而女性形象则是被动的､迷茫的,她们有朦胧的梦想却不知如何实现梦想,有依稀的追求却不知如何进行追求,有萌芽的信念却不知如何坚守信念｡她们往往为理想男性混杂着“国家”､“革命”､“政治”､“民主”､“科学”和“真理”等宏大启蒙话语所吸引,为理想男性的成熟气质､缜密思想和庞大身躯所覆盖而自觉成为“被启蒙”的对象｡她们采取仰望的视角,将这些思想强悍者视为情感上的兄长､精神上的父亲和思想上的导师｡于是,她们对理想男性的爱情,便在这混合了依赖､崇拜和敬仰等复杂心绪中产生了｡也正是在这依赖､崇拜和敬仰等复杂情怀之中,以女性为叙述主体的女性叙事消隐了｡
1979年,张抗抗以成名作《爱的权利》蜚声文坛｡小说叙述了文革专制主义对知识分子和艺术的摧残以及人们身心的沉痛创伤,通过对社会历史的审视表达了尖锐的文化批判意识｡舒贝一方面反对弟弟舒莫对音乐的爱,另一方面不敢接受李欣的爱｡尽管舒贝也深爱李欣,甚至到了崇拜的程度:“她注视着他那瘦瘦的脸庞,惊讶这个文质彬彬的人怎么竟然会说出这样血气方刚的话来｡在这个平静的外表中奔腾着怎样的一匹思想的野马呵,她的眼睛中放射出了敬佩的光彩｡”无独有偶,《北极光》中就要结婚的陆芩芩,初遇大学生费渊便生仰慕之情,“她不觉有几分钦佩他,他讲得多么尖锐,多么深刻呀｡”可费渊这个自私冷漠的极端个人主义者,并不符合芩芩预设中的理想爱人形象｡芩芩后来倾慕水暖工曾储,是因为曾储在逆境中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既思考国家政治､经济和民主等问题,也热心于街坊邻里的大事小情｡曾储认为“只有在生活的深处,在对正义和真理的追求中,我们才会发现真实､善良和美……”芩芩和曾储都是努力追求“北极光”理想的青年｡由此可见,这里叙述的已然不是“女人”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由于舒贝､芩芩等对男性启蒙者产生了心灵的认同感,因此男性宏大的启蒙话语无形之中参与了对女性性别角色的塑造,张抗抗的女性叙事仍然在男性理性话语的强力支配下,尚未获得独立的性别意识和女性的价值立场｡《夏》及其姊妹篇《去远方》亦是如此,小说通过女大学生岑朗学习恋爱和假期旅行的故事,叙述了80年代初期青年一代的追求､苦恼与理想｡但是,无论是《爱的权利》､《北极光》,还是《夏》､《去远方》,与其说是关于男女的爱情叙事,不如说是关于青年的人生叙事｡
如果说长篇《隐形伴侣》(1986)是关于深层人性的宏大叙事,那么长篇《赤彤丹朱》(1995)则是反思革命历史的宏大叙事｡《隐形伴侣》将叙事的背景置于文革时期的北大荒,叙述了一代知识青年的艰苦生活,从而实现了对时代､对历史的文化批判｡不过,这仅仅是小说“显在”的主题结构形态,而小说“隐在”的主题结构形态则是对深层人性的深入挖掘与大胆呈现｡女主人公肖潇因无法忍受陈旭一再说谎而与之离婚,尽管她天真地认为“只要自己干净这个世界就不会脏”,可当她察觉到陈旭的毛病也不知不觉地出现在自己身上时,她开始对其追求的“真实”和信奉的“真诚”产生了怀疑｡肖潇感觉到自身“显我”(“超我”)与“隐我”(“本我”)的强烈冲突,这实质上是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冲突｡这种人性､人格的两面性同样也存在于郭春莓､罗新淮､邹思竹等其他知青身上｡精神分裂的哲学狂人邹思竹对此作过形象描述:“好像我不是一个我,好像有两个我,两个我叠在一道,你要往西,他就要往东,你要往北,他就要往南,专门同你作对｡”张抗抗对人的深层自我和主体精神的深刻透视,表明其小说创作已由社会悲剧的展示转向了人的悲剧的剖析,由此也突破了“知青小说”的主题价值取向｡因此,与其说《隐形伴侣》表现的是爱情悲剧,不如说是人的悲剧和人性悲剧｡而《赤彤丹朱》表现的则是理想悲剧与信仰悲剧｡小说将革命､战争､信仰､爱情等置于几十年风云变幻的中国历史演变中进行描绘,叙述了一个家庭三代人的历史｡在表层结构上依次讲述了母亲朱小玲的故事(1—10章)､外婆与奶奶的故事(11—14章)､父亲张恺之的故事(15—20章),深层结构则是“我的故事”呈现出的对历史的看法,并以叙述人“我”的叙述和“我的故事”将三个故事主次有序地交织在一起｡外婆与奶奶的故事是关于阶级对立的叙事,母亲与父亲的故事是关于革命､爱情和信仰的叙事｡父亲和母亲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曾满怀英雄主义的悲壮和理想主义的热情投身红色革命,然而他们为之坚定信仰和不懈奋斗的革命的胜利却让他们历尽人生磨难｡张抗抗在这里没有简单地复述那段历史,而是根据个人对历史的当下理解,以人的理想与命运的极度反差为切入点,反思历史､反思革命､反思大写的“人”,从而抵达了探询历史和人性的深度｡因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语)｡尽管《隐形伴侣》和《赤彤丹朱》都有女性主人公,但她们只是作为小说宏大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被宏大叙事所遮蔽,因此仍然不属于纯粹的以女性为叙述主体的女性叙事｡
张抗抗小说中的女性叙事基本上被时代的､人性的､历史的和革命的宏大叙事所覆盖,这有其复杂的主观与客观､内在与外在诸多原因｡从外部的客观因素考察,是社会氛围､时代文化思潮所致｡80年代是一个令人振奋和缅怀的激情岁月,特别是80年代初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在意识形态领域引发的思想解放运动,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开启的社会历史性转型,给整个当代中国带来了新的气象｡人的“主体性”逐步得到了恢复和凸显,人道主义和启蒙主义思潮成为文学艺术主要的话语实践理论资源｡如果说中国现代思想史是“救亡”压倒“启蒙”(李泽厚语),那么80年代初的中国当代思想界则表现为“新启蒙”压倒“一切”｡在“主体性”意识与“新启蒙”精神日益具有合法性的思想文化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关注精神､理想､道义､责任等形而上领域,关注民族国家和改革开放的时代主题｡从内在的主观原因来看,女性叙事的被遮蔽也与张抗抗的创作观､审美观等因素密切相关｡她认为,“十年内乱中对人性的摧残,对人的尊严的践踏,对人个性的禁锢､思想的束缚,1978年以来新时期人的精神解放､价值观念的重新确立……这些关系到我们民族､国家兴亡的种种焦虑,几乎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力,它们在我头脑中占据的位置,远远超过了对妇女命运的关心｡”①由此可见,张抗抗对“女性命运”的思考已经让位于宏大的“国家民族”的焦虑｡即使到了90年代,她依旧关心的是“人”而不是“女人”､是“人性”而不是“女性”的问题｡“回顾我的早期创作至今,我的小说一直有一个共同延续的因素,就是对人自身的兴趣｡”②“我因此越发相信自己曾经持有的看法:真正的妇女解放,不可能完全依靠以行政措施提高妇女地位的方式实现;妇女的解放首先取决于‘人’的解放;取决于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整体变革和进步”｡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