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关于文学的追问
作者：刘 忠
文学是什么?似乎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问题｡教科书上说,它是一门语言艺术,是一门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审美的语言艺术｡人们通过它可以表达情感,认知世界,可以“兴观群怨,可以多识草木虫鱼”｡在普通百姓看来,它是生动的､鲜活的,是《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是黄河岸边的砍砍伐檀声,是南山东篱下飘香的菊花,是李白樽前的明月,是臧克家笔下的老马……当下,在一些人们那里,文学又忝列新解,“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欲望叙事”､“胸口写作”……一句话,文学是欲望,是金钱,是玩耍｡“文学这个东西”被他们肢解为尖叫､放纵､刺激､汽车､咖啡､冒险､自虐､别墅,文学不再是心灵和精神的驻地,而变成了欲望的发泄场所｡
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活动,文学的功能和价值是多元的,有政治的､审美的､宗教的､娱乐的､宣泄的､心理补偿的｡虽然文学创作中,如何处理不同功能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但是,有一点是确信无疑的｡那就是文学最终指向的是人,是有精神追求的人｡文学可以讲故事,可以娱乐,可以休闲,但这些只有在语言的创造中形成伦理观照,才能获得精神品格,成为艺术｡早在两千多年前,古罗马的贺拉斯就曾把“寓教于乐”作为一条艺术法则提出来,他说,“诗人的愿望应该是给人益处和乐趣,他写的东西应该是给人以快感,同时也对生活有帮助｡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又使他喜爱,才能符合众望”｡上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进行的如火如荼,林语堂提出“闲适”､“幽默”､“性灵”主张,鲁迅虽然与之论争,倡导“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是,鲁迅接着也说,“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娱乐､休闲､游戏……仅仅是文学功能之一种,并非文学的全部,文学永远是一种精神存在｡
但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流行时尚､快餐文化､图文时代､电子媒介等新元素的出现与介入,衍生出了许多新鲜而良莠不齐的文学话语,文学的娱乐性一变而为娱乐化,并且与市场一道,走向了庸俗､粗鄙｡从“娱乐性”到“娱乐化”,一字之别,但相差甚远,文学功能的多样性存在被娱乐“大而化之”的单一化取代,文学步入了一个为娱乐而娱乐的粗鄙时代｡没有了贺拉斯的“说教”,没有儒家诗学“温柔敦厚”的传统,文学的理想国里剩下的仅是戏说､噱头､搞笑､插科打诨､身体､欲望､尖叫等东西｡大量以隐私揭秘､情色凶杀､江湖官场､闲情野趣等为内容的文学作品几乎无限制地蔓延开来,文学精神与使命变得越来越不重要,文学审美性跌落在商业操作与文化消费的多重挤压之中｡其结果,文学在很大程度上走向了两个极端:一是文学精英们的孤芳自赏或是“波希米亚”式的我行我素;一是文学浪子们逐“利”而居､无所顾忌地放纵文学､游牧文学｡
其实,作为人类对自我的一种确认与慰安,文学从来都是活生生的,不管这确认与慰安是希望还是绝望,它都是心灵在场的,充盈着“爱”和“美”｡当然,文学从来也是不拒绝语言､知识､经验､身体､欲望的,否则就不能解释汉赋中的宴饮升平､魏晋名士的服药狎妓､唐诗中的血色罗裙､宋词中的勾栏瓦肆,以及明清小说中的儿女情长,甚至是抗日战争进行的如火如荼的岁月里,我们也能看到林语堂的闲适散文､沈从文的人性小说,关键问题不在于是否写欲望､写身体,而在于有没有爱的浸润与美的烛照｡写死亡､游戏､罪恶､黑幕仅仅是它的手段,表现人的存在才是它的目的｡换句话说,透过文本,我们看到的不是本能在活着,欲望在活着,而是人在活着,精神在活着｡欲望写作之外,另有一些作家争先恐后地走向历史陈迹､叙事迷宫､传奇流言,远离生活,成为地地道道的知识写作｡忠君意识､虚无观念充斥文坛,作家头脑要么盛满封建主义礼数,要么沦为尼采所说的“他者”思想的跑马场｡
人的存在是需要精神慰安来支撑的,精神一旦消失,人就只能把堕落后的灰暗景象加以神圣化,以此来填补心灵的某种空缺｡因此,心灵的代偿并不能真正解决心灵所遭遇的精神危机,心灵的危机只能交换给心灵,文学必须承担其心灵慰安和追问功能｡于此,文学的存在才能在“文学何为”中获得阐明｡
二､作家何为?
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政治文官化时间最早､最长的国家,封建社会的大部分时间里,文人的生活都还是不错的,像李绅､贾岛等贫寒文人毕竟是少数｡“学而优则仕”的选才之路,为他们进入官场提供了路径｡在经书与权力的交换中,虽然有皓首穷经却名落孙山的身心痛苦,有伴君如伴虎的生命风险,但他们通过仕宦平台,还是获得了许多令今天的职业作家望尘莫及的实利和好处,生计安逸､荣宗耀祖不说,他们的诗文也借助宫廷权力､君王喜乐､家妓歌女而广泛流播｡宫廷歌舞､官宦唱和､歌妓传诵,外加出版业的推动,文人们的诗文阅读面､接受度极高｡仕宦权力与诗文传播的互动,使得作品(主要是诗歌)没有“卖不出去”之虞｡他们需要的仅仅是如何进入仕途､如何结交权贵,如何拜谒名士,直接或间接达到“立功”与“立言”的双重目的｡以才华横溢､桀骜不驯､“天子呼来不上船”而著称的酒仙李白,想当年仗剑出川,明明是万里觅封侯,偏要在给权臣韩朝宗的信里说,“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仕途得意之时,“琵琶起舞唤新声”;仕途失意之后,“庙堂犹奏别离歌”,诗文的传唱面丝毫不减｡可以这么说,一部中国文学史,就是一部文人仕途盛衰史｡文学批评(当时或叫文学欣赏)在作家､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并不高,偶有名士点评,那也是作为步入仕途的敲门砖,或者文人之间的附庸风雅｡所以,我们看到,五千年的文明史,诗人､散文家､小说家多如牛毛,而批评家则寥如晨星,迟至今日,不要说普通民众,就是在我们的大学生中,比起屈原､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吴承恩､曹雪芹等人来说,知道陆机､锺嵘､刘勰､司空徒､刘熙载､李渔的可谓是少而又少｡
现代社会,科技崇拜达到无以复加地步,政坛上活跃的往往是技术专家的身影,在经历了新时期文学与政治的短暂亲和后,作家们不得不为“专业”头衔买单,从构思到创作到出版到销售,读者､批评家､市场､金钱都是他们需要先期考虑的｡不过,起初,他们日子过得也还算逍遥,争相阅读《伤痕》､《新星》的余温,还不至于威胁到作家的创作､纯文学杂志的生存､出版社的码洋,批评家的工作也主要是引进西方文学思潮,命名新时期思潮,总结创作得失｡渐渐地,他们发现影像传媒和大众市场是两个互为表里的好东西,它们能够一夜之间让一个作家出名走红,一部作品走入寻常百姓家｡于是,有了海马影视厅的诞生,有了“触电”一说的出笼,有了大众文化的风行,有了作家､书商､批评家的背后炒作,有了明星作家和明星批评家的联袂表演｡看来,走影视嫁接之路､报纸连载之路､传媒造星之路､大众文化娱乐事件之路,不失为作家存在的一种好办法｡于是,美女､美男结伴而行,古装戏､泡沫剧大行其道,戏说､搞笑之风盛行｡如此,奔忙于工作､生活中的普通民众习惯了没有文本阅读的日子,它们可以说乾隆､雍正､光绪,也可以谈股市､房产､小资,还可以说说邻居大哥､大姐,似乎压根都不知道文坛上闹闹哄哄的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身体写作､欲望叙事､70后作家､80后作家等命名之争是什么｡为了换取影视界的重视,迎合市场,突然有一天,一些作家们明白,原来进入批评家视野,得到批评家命名可以“出名”､“走红”,再以此为中介,获取经济利益｡这样,批评家地位大幅上升,各种形式的研讨会､评奖会络绎不绝,文学批评也从文学现象､文学思潮､作家作品分析,一变而为各种各样文学事件的制造,比如身体术､官司术､封笔术､绯闻术､扎堆术,通过这些事件的娱乐效应,达到吸引读者眼球的目的,获得了某种替代性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