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文学边缘化之我见
作者：曹志明
文学边缘化的重要标志就是全国文学期刊订户､文学出版物销量大幅度下滑｡80年代中期以前,一般的文学刊物就有十几万的发行量,那时的文学作品,起印数都在万册以上｡今天,全国最具权威的文学订户不过十余万,一般纯文学刊物最好也不过三五千份｡文学不仅不再处于中心位置,甚至已被多数人排除在自己的生活之外｡从90年代后期开始,一些文学期刊因经济上难以维持而改刊或倒闭｡《光明日报》(2001年2月21日)有篇报道这样写道:
“近几年全国各级文学期刊普遍遭遇了严重的市场挑战,如何生存与发展,已成为大多数文学期刊不得不面对且亟待解决的问题｡”
这种状况实际上和昔日文学的“轰动效应”一样也当属不正常｡中国文学的“边缘化”从表面上来看是源自社会文化的转型,当然也和世界范围内文学的不景气有一定的关联｡从90年代起,我国从封闭自守型开始转向对外开放型,由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型转向多元自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型｡政治对文学的制约也由强制的指令变成了放任和置于商品经济的大潮中｡文学这一长期被看管的孩童就像一下子被抛到茫茫的荒野而不知所措,寻觅不到自己应走的道路｡但是有很多文学评论家认为这是一件好事,甚至认为:文学地位的日益下滑也不是坏事,文学的地位由中心到边缘是中国文学的位置的回归等等｡对持这种观点的人我们也应理解,多年来,中国文学过分地受制于政治,文学的松绑使很多文化人感到如释重负｡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种文学的边缘化实际上是对昔日文学过多受制于政治的强烈反拨,换句话说,这也是不正常的｡就中国文学史而言,文学的社会中心性似乎自《诗经》以来就一直存在着,只不过是因时代不同而程度有差别而已｡但是,目前中国文坛这种文学的边缘化却是中国文学史上从来都未曾有过的｡
一般来说,伴随着社会的变革､转型总会涌现出一些著名的文学大家,如19世纪的俄国著名作家屠格涅夫､果戈里,法国的巴尔扎克､雨果,英国的萨克雷､狄更斯等｡他们的作品有对没落贵族阶级的同情,有对社会动荡的哀叹,也有对新兴资产阶级的赞许,是整个人类社会的精神财富,同时也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俄国著名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1811—1848)曾说过:
“如果一部艺术作品只是为描写生活而描写生活,没有发自时代主要思想的强大的､主观的激动,如果它不是痛苦的哀号或者欢乐的颂赞,如果它不是问题或者对于问题的解答,那么对于我们的时代说来,它便是一部僵死的作品｡”(《关于批判的讲话》《别林斯基选集》第3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基本体制､基本形态已经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历史性的转变,但是人的素质却没有同步得到提高｡社会“道德大面积滑坡”,在电视等各种媒体上,屡屡会看到见死不救,或“英雄流血又流泪”,上至某政府部门下到百姓的借债不还还处之泰然等报道,甚至我们的媒体把领导干部不受贿､不用公款吃喝作为榜样,“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的弄虚作假等等无不触目惊心｡在这物欲膨胀,道德失范的社会形势下,重建人文精神,保留中华民族传统中的精华,如仁爱､信义､修身､谦让,此外注入现代意识,如自我解放､自由平等､民主法制和公平竞争等等是非常必要的｡要实现以上目标单靠政府的努力是不够的,我们文学工作者也应担负起这一神圣的历史重任｡弘扬人文精神,积极主动地去影响社会,从而使国民成为具有开拓进取意识的现代文明人｡
然而目前我国当代文学作品中却很少有像果戈里式那样通过讽刺来鞭笞社会蛀虫､不良风气的作品,也很少有契诃夫､雨果式的通过社会的种种弊端来挖掘其社会本质及根源的作品｡我国文坛自“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后,“先锋小说”､“寻根小说”､“新写实主义”小说､“私人化写作”及“后现代小说”等思潮的出现,形成了文学多元化的局面,这无疑是好的,它给我国当今文坛带来了活力｡特别是在文革期间对个人尊严､个人自由的极大摧残的背景下,“追求自我”,“自由”及“平等”等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而且这些追求也是当今世界主潮｡但是它们毕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理念,而且中国自“伤痕文学”及“反思文学”后的这种多元的文艺思潮主要是受欧美等国的影响,它们共同的特征就是反对“大写的我”,追求和偏爱“小写的我”｡
无论文艺思潮还是文化,在正常情况下,都是要和本国的传统文化,当时的经济发展及社会状况紧密相联的,国外的东西,有时甚至看起来是好的东西也未必完全符合我国的国情(或现阶段暂时不符合)｡我国现在处于改制转型时期,在这改革开放的前进的道路上,尚有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如道德空间的大滑坡,贪污腐败屡禁不止,达到令人咂舌的地步｡急功近利,沽名钓誉的社会现象,物欲横流的社会风气亟需得到扭转,广大人民期待着宣传仁爱､信义和真诚的中国民族传统美德的文学作品的出现,呼唤着鞭笞丑恶､揭露社会问题的作品的产生｡当今造成我国文学的边缘化这一结果,当然有种种原因,但其中,我们文学作者的作品是否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那痛恨贪污腐败,贫富不均的不满心理需求,是否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追求及道德观呢?无痛呻吟,个人生活流水账式的小说,脱离现实的仿欧学美式的弄姿作态,怎能不让人生厌!
众所周知,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向另一高级阶段的转变往往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才能完成｡如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及资本主义社会等｡这种由低级向高级的社会进化少则近百年､多则需要几百年或千年以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几百年积累的文明不可能因一次或二次的政治和文化的启蒙就会真正成为我国的东西｡当然,几次经济上的腾飞会使我国最终赶上并超过欧美,但是文化的积淀､传统道德的影响则是长期的｡日本近代著名作家､思想家夏目漱石早在20世纪初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评论《现代日本的开化》(1911年11月)一文中指出:日本的文明､改革开放是外部强加的“外发型”,决不是西方文明社会那种自身酝酿成熟的,自然而然形成的“内发的”文明｡千年来,受封建熏陶的日本国人,对这种西方“外发的”文明只能感到“空虚”､“不满”和“不安”｡如果日本要想达到西方的那种“内发的”文明,还需漫长的努力｡夏目漱石的作品大多描绘了主人公在追求西方文明的个性解放､自我追求､个人主义的过程中遇到的苦恼及不安,指出了西方与东方伦理道德及文化的矛盾和冲突｡晚年的夏目漱石表现出憧憬东方文化的“天人合一”和回归自然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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