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砚边琐谈
作者：王立民
一、师承
游寿先生说过:“书法既然有法，就必然要有师传。”讲的就是师承问题。我是1965年上小学的，刚上了一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就读的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小学停课了。当时社会上很乱，到处是游行武斗。妈妈不让我们上街，就在家里的旧书中找出颜真卿的《勤礼碑》，指导我临习。
我家祖籍山东蓬莱，高祖王瑛曾任登州府道员，后来举家迁到吉林扶余，家族中的青年人大都在北京、沈阳和长春读书，然后到各地教书、为官。我刚懂事时，记得家中的字帖和古书很多，可文化大革命越搞越“轰轰烈烈”。父亲因祖上的“出身”而被隔离审查。家里的书大都被当成“四旧”抄走，只有散落的几本王羲之、怀素颜真卿的字帖成了我日课的课本。后来，因为我会写“毛笔字”，每有抄大字报的差事，都会派给我，我也偷偷地有意识地在抄写中体会用笔用墨的神奇。这就是我少年时期受到的书法教育和训练。
1978年末，我从生产建设兵团返回哈尔滨，在哈尔滨市和兴百货商店做美术设计师。当时文革刚刚结束，百废待兴，但人们的思想还带有文革时的阴影，那时出版的碑帖，编者恐其内容有宣传封建思想之嫌，所以只印一些选字本。即使是这样，我每买到一本碑帖，对每一个字都认真临习、比较。我做美术设计师，写字画画是业务学习，笔墨纸砚又都很充足，所以这一时期成为我书画打下基础的重要阶段。回首一想，我非常羡慕今天习字的青少年，一起手就有这么多资料可供学习。
1980年，我考上哈尔滨师范大学政治系，我和同学们组成校学生书法协会，在游寿、周齐、王大安先生的指导下开展活动。后来成立了黑龙江省大学生书法协会，我被大家推选为第一届主席。大学毕业后，我又留校在哈师大美术系执教书法。可以这样说，师事游寿等三位先生，使我在书法理论和书法实践上产生了质的飞跃。
那时，游寿先生为我列出了一系列必临碑帖目录，如《大盂鼎》、《毛公鼎》、《礼器碑》、《张迁碑》、《郑文公》、《张猛龙》、《瘗鹤铭》、《石门铭》、《张黑女》等等，也借给我一些书法理论方面的书籍。这使我的眼界大开，由三代到民国有了一个整体的把握，从帖学到碑学有了更理性的认识;于碑学之中各流派有了更细微的体会。
由盲目地学习到系统有目的地研究，我深感师承的重要。
因为中国传统书法的遗存浩如烟海，从何下手，沿着什么路子前进，对于一个学书者是至关重要的。开始习字时，往往由于自己阅历和知识的局限而无所适从，如果有一个高明老师指点，就会解决以上的问题，所以康有为讲学习书法必须有“通人”指路。
游寿先生的书法师从胡小石。胡小石是李瑞清的高足，从李瑞清到游寿先生，从书法理论到书法实践有一个比较系统的体系。李瑞清、胡小石、游寿，加之李健、张大千、吕凤子、侯镜昶、吴白匋等皆为集大成者，眼格都很高。游寿先生一生置身于书道中，与诸位师友相互熏染，形成自己独特的书风。游寿先生的书艺是在继承了李瑞清、胡小石书学基础上发扬光大而成，加之自己的学养，故对问题认识很深、很透彻。在游寿先生的指导下，从24岁开始，我踏上了“金石书派”这条道路。
“金石书派”几代人在书学研究上各有侧重，如李瑞清对篆书有专论，胡小石对汉碑有专著，游寿对北碑研究比较深入。当然，对于其他方面，每个人也有很深入的研究。不管他们研究得多么广泛，多么深入，一百余年以来，这个书派历代的诸位书家都高举着李瑞清树起的旗帜，这面旗帜就是“求篆于金，求隶于石，神游三代、目无二李”。
二、性情
除去师承之外，性情是形成一个书家书风的重要因素。人的性情(不是表面的，指本质的东西)有耿直、大气、委婉、细腻，这里没有好坏之分。一个人性情耿直，就说性情细腻的人不好，这不对，反之亦然。这个宇宙是极讲平衡的，有冬就有夏，有白就有黑，有男就有女，有老就有少，有甜就有苦，有香就有臭，但都有它生存的理由和条件。不同的性情决定了你崇尚书风的不同。 比如性情耿直大气的人比较喜欢朴拙一些、大气一些的书风，性情委婉的人比较喜欢流美一些、精巧一些的书风。但也有相反的，那是特例。
我的性情是和北方相联系的。我生活的哈尔滨，建市才100年，这里是肃慎、东胡、岁貊、鲜卑、室韦、契丹、金、蒙、满各族生息、繁衍的地方。先后有鲜卑、女真、契丹、蒙满等民族逐鹿中原，建立了北魏、金、辽、元、清政权。这里的民族强悍、野性，渔猎为生，富有传奇色彩。哈尔滨一百年前只是一个围绕在松花江岸边的晒网场，这里的人崇尚骑马射箭。近代有了中东铁路，“晒网场”变成了一个移民城市。在这里，可以找到欧洲任何一种形式的古典建筑。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失势的白俄贵族大量涌入哈尔滨，我记事的时候，我家住的就是俄式院落，很多邻居都是俄国人。所以，这里是以土著文化(萨满文化)和外来文化相融合的一种边疆文化。虽然现在哈尔滨已成为我国著名的大都市，但这种文化的本质还没有改变。
高中毕业后，我来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六团屯垦戍边。这里是由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冲积而成的中国著名的三江平原，小兴安岭东南麓的余脉在这里形成了一处处的丘陵。我们在这里用大机械开垦着黑土地，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在这里的草原上放牧。骑着马、挎着枪，放着无数的马群，过着原始而单调的生活，真有一股回归远古和自然的味道。在4年的“屯垦戍边”生活中，这里的大家业、大荒原、大草原的神灵像一股浓浓的血液，注入到我年轻的生命中。
北大荒真大，当我在草原上放牧时，只有天上的云、地上的草和马群，其余什么也不在你的视野之内，天地间仿佛就你一个人一样，心中广阔得很。至今，我还时常怀念着那种情感。
人与生俱来的秉性、生活环境和历史文化的影响造就了一个人的性情，一个人的性情决定了他的书风。
但人的性情是在不断提高、完善的。如人的耿直，可以是粗野，也可以是忠直，更可以是大智大勇。所以，需要不断地修养自己。
修养自己的第一要素是要有榜样。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古之先贤乃是一面镜子。了解先贤的生平、思想、业绩，用以严格要求自己，刻苦努力，不是一定要达到先贤的地位和名气，主要是学习先贤们的“道”和“德”。
第二要读书。读书是一种追求、一种选择、一种乐趣。要有目的地读书。书读得多了，气格也就高了，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也就更加深入了。现代社会的传媒很多，可以通过电视等得到更多的信息，但这些与书都无法相比。书可以使人长时间地停留在某一句话或某一段落上，去思索、去分析。所以，书更可以使人发挥自己的智慧。
第三要有时代气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气息，这种气息应是这个时代的主流、先进的思想意识。时代气息与怀旧情愫不矛盾。怀旧是一种文化现象和心理现象，同时也是一种反思。但这些现象的本质和目的就是推进社会的前进，所以，一个人也好，一个人的书风也好，一定要有时代气息。
三、碑帖
碑学与帖学是书学范畴中的两大体系，明朝以前只有碑而没有碑学，虽然有人如李邕的字吸收了很多碑的营养，但还称不上碑学。有清一代阮元、康有为等人力倡碑学，身体力行，又有何绍基、赵之谦、李瑞清等人的合力驱使，使碑学这艘巨轮乘风破浪，一往无前，今日势头不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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