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另一半的“弟弟”
作者：清 雪
一般的写手会顺时序地展开故事，安排情节。本篇小说的作者却不这样，他不正面进入主人公活动的叙述，而是通过对哥哥的心理剖析来间接传达出故事内容。这篇小说的全部文字是哥哥思念弟弟的倾诉，加上穿插于其间的几段弟弟所写的笔记和诗歌片段。从小说艺术角度看，小说语调控制得相当好，舒缓有致，从容不迫，深情款款，感人至深；结构也很讲究，作者把上面的故事情节拆散、粉碎成若干片断，抛入哥哥不稳定的倾诉思念中，或轻或重，如烟如雾，把冷峻的现实生活现象，变化成不确定的虚幻的心像，使一篇反映严峻现实生活的作品变成了一篇缜密而浓郁的心灵画图。有评论家说：这篇小说“是我迄今读到写手足情深的最佳短篇。结尾的诗非常动人，而且整篇的文字充满了绝不矫饰的诗情。也传达出当代人在看似平淡的生存状态下内心的剧烈颤栗”。 还有的评论家侧重从小说修辞层面进行评价：“这篇充满诗意的倾诉的小说中，各种文体的相互穿插、缠绕，构成了高度繁复而清晰的行文线索。小说以探索性格、成长与命运为主题，里面的‘弟弟’既是曾经真实地生活在人群（‘我’、父母、亲人）之中，有着敏感、执着、自尊等天性，背负着出走与回归等命运的青年，又是一个在作者的叙述里不断被塑造才得以呈现、丰富和消退的‘人物’。在此，真实的人格和真诚的倾诉，与虚幻的结局和虚构的文本（诗、日记、梦录、笔记）之间，形成了某种相互渗透、相互抵消的关系，而所有现实的事件、场景都成了这一关系的填充物。无疑，这是新小说家们对小说样态的再次发现。”上述评论家的评价笔者都赞同，作者确实把一个哥哥对弟弟的手足情渲染得淋漓尽致，生动感人，也真实地表现了当代中国青年的成长之路，和出走与回归的命运。小说最初发表于国外的华文刊物，并赢得了海外汉语文学的大奖。
按照现代小说分类，这篇小说应该属于幻想文学的范畴。尽管从故事情节看它像写实小说，而经深入阅读后我确信它更接近幻想小说。幻想文学的主要特征，如梦境和虚幻的主题它都具备，只是神秘色彩不够显著而已。作为一篇幻想小说，作者安排了弟弟的文学情结这个基本的故事内容，将它当作小说的结构线索和主题线索（在一篇不足两万字的小说中将这三种不同的因素扭结起来，实在是不容易的事，而作者却轻松自如地做到了）。小说的中心事件是弟弟的逃亡，这个事件的发展都因弟弟的文学情结而发生发展，作者的思想动机也在对它的剖析中“现身”和“澄明”（海德格尔语）。在对这个事件的叙述中，作者并不固执于这个逃亡事件详细过程，而是巧妙地穿插进表面上与逃亡事件毫不相关的十二篇诗歌和散记（其中一首诗只介绍内容而未抄录全文）。这十二篇作品中有诗七首、题为《梦录》的散文诗三首、日记一篇、笔记一篇。诗七首中有叙写梵高的油画中的一双工靴的，有讴歌“刺破暮霭”的剑的，有描述冬天里一场雪在乡干部出现时“莫名其妙地停止”的情境的，有抒写“我”这个“神的孩子”“打马跃过天河”而不被“大地上的生灵”所“识”的苦恼情绪的，有对一条狭窄走廊里突然走过的女子的有意味的怀念之歌，有一首晨歌，最后一首相对长些的关于哥哥与弟弟的梦境之诗；散文诗全是弟弟的记梦之作；日记是关于“精神衰弱”词条的阐释；笔记是对古龙小说的理解，强调“睡眠”、“发疯”、“痛苦”、“磨难”、“偶然性”对人生的影响。我们知道，穿插诗文是幻想小说修辞的基本技巧，它最大的作用是通过强调文本性来达到现实性的消解。作者运用穿插的诗文营造梦、梦想的意境与意象，使读者感受到弟弟的梦幻般人生，弟弟现实生活的不如意和对文学的强烈向往，从而奠定了小说梦幻性的基调。同时，作为小说情节主线的弟弟逃亡事件在哥哥的刻骨铭心的思念中，现实成分也得到很大减弱；现实性得到减弱的逃亡事件经过诗文穿插，又遭到进一步幻化；至此，小说基本体现了幻想小说的艺术特征。
从小说修辞层面上评价这篇小说，显然不能发掘出它的全部价值，无论如何都应进入它的意义层面的探究。因为从写实文学到幻想文学的改造一定不是作者的目的，作为一篇优秀的小说，它一定会承载着更深刻的精神内涵和意义隐秘。承认这一点，对幻想文学的一般性疑惑就会冰释，这篇小说的题旨也将不言自明。因为幻想文学的根本指归不在于制造幻境，而在于对事物本质进行最简洁的归纳和概括，所以马拉梅说，世界的一切都存在并终结于一本书中。这篇小说显在的意义自然是弟弟的被迫出逃，出逃的直接原因是乡干部征收“应筹款”。这关涉到当前中国社会的“三农”问题。当下小说表现这类题材的很多，一般作者的笔下大多是揭示乱摊派现象的严重程度，暴露当下农村的社会矛盾。本篇作者的兴奋点显然不在此，他在小说中只对那个“六千几百元”的“应筹款”略提了提，将其作为弟弟出逃事件的外在原因置于背景地位。在小说中，现实社会政治问题是散漫的、徜徉的，而不是执迷的、终极性的。小说中没有强力的社会批判，没有激烈的政治问责，只有对人物进行深刻的灵魂探究，作者选择幻想文学的形式，拼力渲染弟弟的文学情结，目的在于透过浮现于现实生活中政治与社会层面的问题，展示着矛盾漩涡中人的灵魂的惶惑不安和激烈挣扎。小说中的弟弟不喜欢厨师工作，一心向往哥哥的文学事业，理想实现不了时便患上“精神衰弱”，这种病区别于“神经衰弱”，它不是生理疾病，而是时代的社会病；染病的弟弟偷偷地写诗，白天在家睡大觉，抱怨父母，憎恨所有人，只对诗人的哥哥亲近。这个形象是一个躲避在白日梦里的现代灵魂象征；他的文学情结是现实生活中的幻想物，是返回内心的、寻觅精神家园的、反现实的、与现实生活相乖离的避风港、桃花源与白日梦。弟弟的病在先，逃亡的直接原因——“应筹款”事件在后，它根本算不上逃亡的决定性条件，即使没有乡干部来征款，也会有别的什么事件促使弟弟逃亡；当前农村的乱摊派现象尽管很严重，但对人伤害最大的却是“精神衰弱”，“六千几百元”的“应筹款”，与区别于“神经衰弱”的“精神衰弱”相比不值一提。出逃的弟弟要逃脱的是他所处的环境，不是那个“应筹款”事件；是现实中的厨师职业，不是不会制怒的村民角色；是一个被惊返的梦醒，而不是一个沉溺的梦境。弟弟逃往之处从根本说也不是那个作家职业，而是一个不存在的精神之梦：因为哥哥就是弟弟梦想着的诗人，诗人职业并没有帮他破解现实难题，包括给市长写信申告不合理的“应筹款”等等。从对“应筹款”的关注转向倾力于表现弟弟的文学情结，作者正是要把现实社会矛盾内化成强烈的精神冲突，把社会化的失衡内化成个人心理、个体精神的震荡。这种转换不仅完成了一种艺术形式的改造，最重要的在于实现了对现实的消解，对苦难的消解，揭示了作家对生活现实独特的感悟和严正的审判。这显然是作者要表达的理性思考和基本意图。
在解析弟弟文学情结的本质意义的同时，还应发掘小说所包含的更隐秘的意图。评论家们指出它表现了“出走和回归”的主题，“呈现、丰富和消退”的主题，这些结论都切中肯綮，为我们读通小说提供了较好的注释。笔者认为，这篇小说中的弟弟因“应筹款”而逃亡的事件，说明了他染上“精神衰弱”的时代病，文学这种造梦手段正是表现和缓解这个时代病的有效手段；作者通过表现作为现代人的弟弟在场状态的不适，进一步揭示了现代青年所面临的现实与精神生活中的死结——存在的尴尬，这个思想较为深刻；同时，在出逃的结局——回归被披露后，弟弟的存在尴尬并没有消释，而是进一步加剧，因为它所面临的困境已不仅仅停留在政治经济文化层面，而是深化为人格的自我分裂，这才是现代人精神中最深刻最严重的危机，这才是作者在小说中提出的最有价值最值得珍视的主题。为说明它，应从哥哥的叙述中找到佐证。在哥哥的叙述里，总是把自身经历与弟弟的命运紧密联系。小说开始不久，哥哥提出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其实是我早该有所意识却又一直没有清楚意识到的，那就是，我和你作为同胞兄弟，我们身上究竟有多少相同的东西？”接着，在一首题为《一双鞋》的诗中，哥哥把弟弟比成一双鞋子的另一只；下面，哥哥又回忆起弟弟对自己一首非常得意的短诗的精彩诠释；在中间部分，哥哥又讲述了一个梦幻般的细节：一次他回家住在弟弟的房间，“我在半夜里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在你的房间里走动，仿佛觉得你房间里的每一件东西，包括每一本书，甚至整个房间的气味，都是我所熟悉的，就好像我自己的房间一样——后来我随手拉开了那张旧式台桌的抽屉，我居然看到了一叠曾经被我不小心遗失了多年的诗稿。从梦里醒来，当我开灯坐起，梦里的情景几乎还没有消失。”哥哥走到台桌边，发觉有一只抽屉是上了锁的。第二天早上，妈妈无意间告诉他，她曾看见弟弟从书架里的一本书的后面摸出来一把钥匙。“妈这样说的时候，我感觉自己突然被什么触动而要惊跳起来——因为，把抽屉的钥匙藏在书架里的一本书的后面，其实这也正是我在多年前的一个习惯”；小说还通过嫂子的嘴告诉读者，兄弟二人身上都长着脓包，需用美容针刺破它流出脓水就好了；后面部分，哥哥又这样对弟弟倾诉：“如果你是我的某一篇小说里的一个‘人物’，那么我想，作为作者，我对你的把握，已经做得差不多了”；小说由一首题为《有一天早晨》的短诗结尾，那诗有二十二行，叙述了一天早晨兄弟俩共同作了堕楼和堕井的怪梦，醒来后在被窝中互相讲述，十多年后，他们又在一天早晨进一步重温它。通过这些情节要素，作者的用意绝不仅止于强调手足情，而是指明弟弟和哥哥的精神的一体性：他们像一双鞋那样不分彼此，像一首诗的共同作者与诠释者那样心灵相通，像一把钥匙的主人那样有相同的使用习惯，像一种皮肤上的脓包包藏相同脓水，像一篇小说中的作者和主人公，像一个梦境里的共同人物……总之，他们是一个共同体。然而，与手足情的主题不同的是，作者并不进行合二而一的讴歌，而是审视同体的一分为二的撕裂。这才是现代人精神中最尴尬的存在困境，这也是作者最隐秘的创作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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