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探究本源，廓清迷雾
作者：胡沛萍
一､正本清源——对先锋以及先锋文学概念的谱系学梳理
在我国当代文坛，对先锋文学的认识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众多的差异，认识模糊，含混不清，甚至连那些最先提出先锋文学概念的研究者也没有对先锋文学这一概念及其特征有一个明确的认识。更让人失望的是，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些热衷于不断引进西方各种理论和概念的学者和研究者，似乎从来不愿意身体力行地去对这些概念作一“考古学”式的追问。他们只乐意从西方世界那里舶来“新鲜”的概念，不失时机地放置在新出现在文学现象之上，就算是大功告成了。这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学术研究套路对于一些学者来说，可能是很正常的一种研究方式，但这种浅尝辄止的“浮夸”作法却严重伤害了读者的阅读“权益”，更严重的是它无形之中误导了读者，给学术界制造不必要的混乱。近二十年来，先锋文学这一概念也难逃这种混乱的命运。众多的评论者在不断地运用着它，但却不知道它的真正内涵。这不能不说是文学研究界的一大憾事。
也许是有感于先锋文学所面临的这种尴尬局面，洪治纲对先锋文学这一概念做了一次发生学意义上的追溯，通过这种实证性的考察，他让我们看到了先锋和先锋文学这一我们既非常熟悉又非常陌生的概念的“庐山真面目”。读完《守望先锋》的绪论，以前许多模糊不清的问题会忽然间豁然开朗､茅塞顿开。之所以有如此的阅读效果，主要在于作者在梳理这一概念时具有非常明确的目的和敏锐的问题意识。正如作者所说:“面对这些纷乱而各有其理的阐释，我们不仅有必要从发生学的意义上进一步厘清先锋文学的基本概念和性质，还应该从产生和发展的文化背景上进行较为宏观的分析……”怀着这样的研究目的，本着严谨务实的研究态度，作者从先锋这一概念的本源意义入手，考察了它的发展､演变历程，归纳总结出了先锋分别在军事领域､社会学领域､艺术领域的各自内涵。在此基础上，作者又不厌其烦地对先锋文学这一概念的内涵做了“追根究底”的考察，然后水到渠成地得出自己的结论:一切具有积极独创性､反叛性､实验性､前瞻性的文学创作都应该属于先锋文学。不要认为这种“曲径通幽”式的研究显得繁琐拖沓。在我们当下的文学研究与批评中，尤其是当代文学批评中，这种从本源上澄清一些重要概念的涵义的做法是极为重要的一种研究品质。因为我们的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的理论资源，基本上都是从国外引进的。引进可资利用的理论资源当然是好事，但存在的问题是，我们往往对那些“拿来”的理论资源不求甚解，对它们作囫囵吞枣､不加分析的运用。结果是:我们的文学批评与研究的确显示出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但同时却也混乱不堪，矛盾百出，甚至漏洞百出。这样的文章读多了不但让人哭笑不得，更为重要的是让人对文学批评甚至文学失去信心，因为我们发现那些本来有着明确的内涵和一定的使用范围的概念､理论简直就成了一团软泥，谁想怎么捏就怎么捏。真不知这样的文学批评是多元化的体现呢，还是后现代主义式的“怎么都行”?评论界的这种华而不实，飘浮不定恶劣风气已经严重伤害了文学批评的信誉，它让越来越多的文学爱好者对文学批评失去了足够的信任。面对这种糟糕的状况，我们的确需要一些能够进行脚踏实地的批评者做一些必要的修复工作，让我们重新看到文学批评的魅力，重新树立文学批评与研究的良好形象。毫无疑问，洪治纲对先锋以及先锋文学概念的正本清源，就是这样一种脚踏实地的批评与研究。它既是对先锋文学研究的一次重大突破，也是对一种弥漫于当前文坛的浮夸风气的有力反拨。它不但对我们认识先锋文学具有巨大的意义，而且对当代文坛的文学研究与批评在方法上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二､廓清迷雾——对先锋文学中一些重大问题的重新认识
在厘清了先锋､先锋文学的概念内涵后，作者对先锋文学的特征及其有关的几个文学现象又做了细致地论述，这在很大程度廓清了由于对先锋文学的一知半解而留在人们脑海中的迷雾。
关于先锋文学与传统的问题，在评论界始终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由于先锋文学强烈的叛逆性，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先锋文学都是反传统的，是与传统断裂的。即使有不少学者在学理上认为先锋文学与传统的完全断裂是不可能的，但他们也只是仅仅停留在理论性的言说层面，给人一种空浮感，这其实是一种学术研究中的“投机主义”;因为出于对思维的严密性考虑，稍有学术修养和经验的人都会用这种不偏不倚的言说来表达自己的看法。洪治纲的独到之处在于他不但断然认定先锋文学与传统是有着紧密的联系，指出先锋文学的前进是一种“在历史的选择中选择”，更为重要的是他比较翔实地列举了大量例子来论证了先锋文学与传统文学的不可分离性。很显然，这样的理论推演和实例分析相结合的论述是极具说服力的，它比起那些把先锋文学看作是一个静态概念，只看到先锋文学的反叛性就简单地认为先锋文学不要传统，抛弃传统的结论会更使人觉得合情合理，严谨有力。这将肯定会改变人们对先锋文学与传统关系的认识，以一种更为客观的态度去认识先锋文学的“叛逆”精神。
关于先锋文学与后现代主义也是一个众说纷纭､纠缠不清的话题。在我国由于这两个概念都是从西方引进的，因此在对它们错综复杂的关系的阐释上就显得更为混乱不堪。有关什么是后现代主义至今还是一个没有定论的问题(至少在中国是这样)。但是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后现代主义传入中国后，它就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与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纷纷把它当作解读当时出现的“新潮小说”的有效武器。在后现代主义理论烟雾的笼罩下，新潮小说逐渐变成了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小说。由于当时的新潮小说同时也被有些研究者称作先锋文学，于是许多不明何谓先锋文学的人就把先锋文学当作了后现代主义文学。而在一些知名学者的影响下，后现代主义理论越来越成为了一种解读当时新潮小说(先锋文学)的权威理论，但解读､阐释的结论始终越不出:消解意义，抹平深度，解构中心，追求片断化，反文化，反传统等这样一些大同小异的言说范畴。如此徘徊不进的解读与阐释不但没有加深人们对新潮小说研究的力度，反而由于这种解读与阐释的不断强化，使越来越多的读者，甚至研究者以为先锋文学(当时的新潮小说)就是后现代主义小说。虽然一些研究者并没有明确指出先锋文学就是后现代主义文学，但其许多不置可否的评论在客观上却昭示了这样一种认识与理解。多少年来，笔者就是这样一个坚信者。但是在洪治纲看来，事实并非如此。他认为先锋文学与后现代主义在某些地方有内涵交叉的现象，但二者决不能等同。他在对后现代主义内涵分析之后指出:“倘若我们对它(指后现代主义——笔者注)的上述特征进行更深一层的探究与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它与先锋文学还是存在着许多十分明显且极为重要的区别。”在阐述这些明显且重要的区别后他又特别指出:“后现代主义试图取消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内核——人的精神深度……这是对人类心灵的严重伤害”而“对于那些真正意义上的先锋作家，这一点并不为他们所认可。”洪治纲的这种具有追根究底性质的论述，顿时让人有“扫清云雾初见月”的感觉，而他的精彩的论述又使人感到信服与可靠，他说:“在文学中，后现代主义不可能以完全独立的方式呈现出来，他的反叛性也不能确保文本能够像先锋文学那样具有内在的超前秉性和积极的开创性价值。因此，我们看到，几乎所有的先锋作家创作中，即使他们具有后现代主义的审美倾向，也都只是某些方面的，而且完全出自于作家自我探索和创新需要所生发出来的”，“很多时候，并不是先锋作家们充分理解和认同了后现代主义的某种倾向之后，才有意识地采纳了它们，而是作家们在叙事探索中逐渐形成了某种审美倾向之后，才有理论家们将之归纳并认定为后现代主义的实践形式……”这样的论述，虽然平淡无奇，但却掷地有声，它彻底澄清了先锋文学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纠缠不清的混乱认识，让人看清了先锋文学到底在哪里与后现代主义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与追求;让人明白先锋文学到底在什么地方应该摒弃和超越后现代主义;更为重要的是它让人明白先锋文学的出现并不一定就是后现代主义影响的结果，相反先锋文学可能是促生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根源。这真可谓石破天惊的有识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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