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战争书写中的人性真实

作者:赵建常




  在人类历史中,战争总是与人类的生存相依相伴,它既展现了人类生存中最为激荡、最为振奋的时刻,同时又展示了人类生存中最为荒谬、最为惨暴的一幕;它以一种极端的残酷手段,把人推向灾难的深渊。在这深渊之中,人性的伟大与渺小、英勇与怯懦以一种原生态的方式呈现。因此,战争与人性成为战争文学最为关注的母题。古今中外,许多优秀的战争文学之所以始终焕发出无穷的艺术魅力,就在于作家们成功并艺术的探索了二者之间的关系,深刻地揭示“战争与人性”这个二元悖论。尤其是20世纪以来,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其他局部战争,更使许多作家不遗余力地将自己的才情投入战争文学的创作,进一步挖掘战争中人性的闪光或泯灭。
  在中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战争,成为现当代战争文学的富矿,这座富矿许多作家已经开采过。虽说并不彻底,但也或多或少地挖掘出战争中人性的善与恶,尽管比起国外战争文学中对人性的拷问,它还显得比较浮薄。
  在较早一批以“九•一八”事变为题材的抗战小说中,人性的灾难就引起了关注,如在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中,我们就看到了人性在战火中的呻吟和挣扎。随后丘东平的《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和《第七连》等作品,直逼人性黑暗的底层,透视因战争引起的心灵悸动,成为抗战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孙犁的《荷花淀》则将阶级的爱与人性的美相互糅合,将战争年代的人际关系写得诗意盎然,表达出对人性美的解理。无论沦陷区、国统区、还是解放区,这种凸现战争中人性真实的小说在当时虽然处于一种潜伏状态,不能成为主流,但是人性的涌动毕竟激起了朵朵耀眼的浪花。建国后的17年中,战争文学空前繁荣,一大批正面描写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小说脱颖而出,如知侠的《铁道游击队》、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曲波的《林海雪原》、吴强的《红日》以及冯德英的《苦菜花》等等,这些作品大都以宏大叙事的方式弘扬英雄主义,塑造出许多形象光辉的英雄人物。由于当时人们对历史、战争与人的关系的理解还过于政治功利化,这些作品中极少有“战争与人性”冲突的描写。但也有例外,如茹志鹃的《百合花》便是一部早有公论的抒写人性美的优秀作品。它以战争为背景,细细发掘微妙的情感波澜,层层揭示优美的内心世界,通过对军民关系富有诗意的描写,抒发了人与人之间的美好情怀,构成新时代革命人性的内涵。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有益的人性探索,因种种原因而被迫停止了它的步伐。
  随着战争年代的渐行渐远和社会的全面转型,在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和更新迅速的文学观念的冲击下,文学由政治文化的中心走向边缘,不再承担过多的政治任务;同时新时期以来,作家对战争历史的理解与关照也渐渐趋于多元化,他们纷纷寻求突破传统的政治和历史观念的制约,试图探寻战争历史的真实情境,探寻战争中人性的真实。自1980年代以徐怀中的《西线轶事》、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等小说的出现为标志,探寻人性的战争小说从此踏上了一条回归、发展、超越的文学之旅。1990年代以后,自由活跃的思想环境更为作家提供了积极思想的自由,在新历史主义文学观念的影响下,怎样才能使战争的描写更为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成为作家不断思考的问题。本文拟以新时期以来的战争小说为例,结合国外同类作品,探讨中国作家关于战争与人性的书写。
  
  一
  
  将英雄人物身上普通的人性以原生态的方式真切地展示在人们面前是战争小说发展的一个方向。在17年间的战争小说中,英雄人物的肉体升华为精神,他们的精神信仰、钢铁意志使他们的身体超越了生理意义上的实在性,因而有了不可毁灭的崇高性,他们成了由特殊材料制成、不食人间烟火的神。新时期的战争小说则颠覆了17年间英雄人物“高大全”的坚不可摧的形象。英雄不再是神,他们回到人间,具有了人性,从理念高不可攀的超人变成生活中可触可及的凡人。从靳开来、梁三喜(《高山下的花环》),到项英(黎汝清《皖南事变》)、关山林(邓一光《我是太阳》),再到梁大牙(徐贵祥《历史的天空》)、沈轩辕(徐贵祥《八月桂花遍地开》),这些人物都是有着七情六欲的普通人,都是活生生的个体。例如在《历史的天空》中,梁大牙是作家着力刻画的战斗英雄,可他一出场就是个不大光彩的角色。他叫人厌恶,订了亲的媳妇宁可上吊也不嫁给他;逃脱了日本人的追杀后,他在八路军的营地里蹭了几碗萝卜炖肉白米饭,吃饱后却看不起游击队的破枪,老是盘算到国民党军队去混个团长司令干干;即使后来留下来,动机既不是为了抗日也不是为了革命,而是为了年轻漂亮的女八路军东方闻音。在战场上他是个英雄,战斗中屡屡得手,出尽了风头;离开战场却又匪气十足,他勒索新战士的新鞋,冲撞顶头上司,打了胜仗叫战士用担架抬着行军,追撵调戏地方女干部,私自带队闯入敌占区为干爹拜寿等等。作家将这样一个集优点和缺点于一体的中国农民军人真切的人性原生态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在俄罗斯当代战争小说中也同样出现了这种“去英雄化”的倾向。小说的主人公不再是钢铁英雄保尔•柯察金(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不再是不屈的老工人塔拉斯•亚岑科(戈尔巴托夫《不屈的人们》),也不再是真正的人阿列克谢•米列西耶夫(波列伏依《真正的人》),而成了如安德烈•索科洛夫(肖洛霍夫《一个人的遭遇》)一般的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如在著名作家阿斯塔菲耶夫发表于苏联解体之后的《被诅咒与被杀害的》中就描写了一个机智而又狡诈、勇敢而又残忍的兵油子的形象。作家从多角度展示出他人性中的各个方面:他渴望生,所以在战斗中总是躲在最安全的角落,而把新兵推向前面;他又总是在适当的时候击中敌人的要害,杀死他们;在战友遇到危险的时候他又会挺身而出。作家剥去昔日英雄身上的光环,叫他不再一味去做战争的机器和奴隶,而是有着多重性格的鲜活的人。
  正因为人是鲜活的人,所以当前的战争小说便不再刻意避讳人性中最美好的感情——爱情。尽管战争造成的死亡、伤残和痛苦,但它却无法遏制人性中的爱情。一旦有了萌生的条件,爱情便冒出礁石的缝隙,同战争去争取生存。然而,人性中这基本的需求在17年间却被人为地掩盖了。那时的作家将政治主题和战争背后的政治利益作为最高目标,忽视了战争中作为个体的“人”的要求。所以革命者远离爱情、远离欲望;而“性”作为邪恶的象征,总是给“坏人”准备的。新时期在“新启蒙主义”文学观的影响下,对英雄爱情与性欲的描写不再视为禁区,尤其是近年来问世的战争小说,对征战间隙的情爱给与了热情的笔墨。因为即使在战争中“现代男女之间,也像过去千百年的男女之间一样,存在着动人的、单纯而永恒的爱情”。作为个体人的革命者,爱情当然也不能回避。还以《历史的天空》为例。参加革命之前的梁大牙喜欢追逐女性,但是自从东方闻音出现后,“爱情”两个字开始注入他的生命。他从最初握着东方的手不放,到别有用心地要求和她一起并肩战斗,再到尊她为老师,直至后来双方发展成真正的爱情,共同经历了战争的风雨和生死离别。梁大牙从一介匹夫成为一个成熟的指挥员,爱情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美好爱情是战争中的人超越自身的催化剂,使得生命迸发出更为绚丽的光芒,所以人因爱情而美好崇高,英雄因爱情而英勇无畏。
  然而战争却是一种反自然的破坏力量,它破坏着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东西,包括爱情。因此战争中的爱情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梁大牙和东方闻音在战争中就上演了一场生死离别石破天惊的爱情绝唱。在俄罗斯作家阿斯塔菲耶夫那里,爱情与战争的矛盾体现的则更为悲惨。《陨石雨》叙述一个发生在后方医院的动人爱情。主人公米沙是个纯洁可爱的青年,在战地医院对莉达一见钟情,体验了初恋的折磨与欢乐。然而现实是残酷的,爱情只能是一时的陶醉,战争又把两个相爱的人分开,爱情之火犹如燃烧、飞溅、照亮苍穹的陨石雨一样瞬间熄灭了。在《牧童与牧女》中,作家更是通过爱情阐发出对战争的感受,将战争中的爱情描述成一首优美哀怨的“现代田园诗”,揭示战争给人带来怎样的伤痛,进而对生命价值和人性尊严进行着拷问。战争中鲍里斯与美丽的柳霞邂逅并且相爱,很快又天各一方,不能相见。在一次战斗中,鲍里斯受了点轻伤,却因错过与柳霞见面而感到绝望,在饱尝了肉体与心灵的痛苦之后,疲惫地死去了。肉体的伤痛没有将英勇的战士击垮,而精神上的压抑却把他置于死地。阿斯塔菲耶夫以独特的视角为我们揭示了战争的残酷及给人造成的无法愈合的精神上的伤害:尽管战争遏止不了人产生美好的爱情,但是它却能扼杀这神圣的感情,给人带来重于肉体伤痛的精神痛苦,甚至将人的精神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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