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大众文化视野中的“主旋律”小说
作者：唐 欣
一､“主旋律”小说与文化工业的联姻
大众文化(Mass Culture)产生于20世纪的城市工业社会与消费社会，它是一种以大众传播媒介为载体并且以城市大众为对象的复制化､模式化､批量化､普及化的文化形态。而“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这一概念则是由法兰克福学派提出的，在阿多诺看来，“文化工业”基本上是“大众文化”的代名词，但之所以改称为“文化工业”，意在强调其批判性，强调这种“文化”根本就与“大众”无关，大众不是作为被关注的表现对象，而只是作为“消费者”而存在的，从而大众文化的生产仅仅取决于资本逻辑､消费逻辑､技术逻辑等。
在大众文化的视野下，“主旋律”小说与文化工业的联姻颇值得关注与反思。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主旋律”小说畅销与同名影视剧之热播的同步状态，甚至有许多作家在写作之前就已经在酝酿着把小说改编成影视剧，比如张平的《抉择》､周梅森的《中国制造》､陆天明的《省委书记》等，因此其“小说本身就是一个电视剧的蓝本”。①再例如周梅森的小说《绝对权力》出版时，出版者就直接在该书封底宣传道:“该小说出版之际，同名电视连续剧25集正在摄制当中，一千万元巨资的倾力打造，唐国强､斯琴高娃､高明等影坛巨星领衔主演，必将引发强烈的轰动效应，震撼中国文坛。”这也是大多数“主旋律”小说作为一种文化产品的宣传套路，从而出现了小说与文化工业的互动格局。诚然这与此类小说强烈的情节性可供改编与观赏有关，但其间也不乏主流话语的肯定与强势推介。正如汪晖所指出的，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文化的生产一方面受制于国家机器的运作，另一方面则受制于经济资本和市场的活动。但是，经济和市场本身从来就不是脱离国家的领域。在当代的条件下，文化生产就是整个社会再生产的一个部分”。②因此，对于文化产品的解读不能脱离这一特定的历史语境，“文化领导权”(Hegemony，也译为“文化霸权”)理论无疑有助于我们对其作进一步的考察。这一理论是由意大利哲学家安东尼奥•葛兰西所提出的，在其著名的《狱中札记》中有这样的阐释:“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在两个方面，即‘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③前者主要诉诸于“暴力”而只能被消极地接受，而后者是积极的“同意”式的，这才是文化领导权的要义之所在。它通过取得普通民众的“同意”，从而牢固确立其合法性。具体到“主旋律”小说而言，一方面，借助“文化领导权”理论可以使我们进一步了解文学话语生成的深层机制。因为对于社会主义中国而言，这种文化领导权之实施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文学则是主流意识形态文化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就明确指出:“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④江泽民同志1994年在《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正式提出的“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主张，这些都表明了“文学”与“政治”相联姻的命运，从而被整合到了社会“一体化”的进程中去。另一方面，借助“文化领导权”理论可以使我们对于大众文化有更深刻的认识。诚如英国学者托尼•本内特对于大众文化之“转向葛兰西”所作的评论:“霸权理论开拓了大众文化领域，赋予它以巨大的政治可能性。”⑤这启示着我们去思考文化领导权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就当下而言，这一深刻的关系正存在于主流意识形态与文化工业之间。将文化领导权理论用于文化工业的研究，“被认为是力图表明日常的意义､表象和活动，是被精心营构了一番，而将支配‘集团’的阶级利益表现为自然而然､势所必然且无可争辩的大众利益，为人人所欲。”⑥也就是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通过大众文化实施其强势渗透，从而使得主流话语与文化工业能在一定程度上达成“话语共振”:一方面，它们都面对同样的大众基础——主流话语的宣讲需要以广大公众为诉求对象，而文化工业则更是须臾而离不开大众市场。因此，“老百姓”既成为“意识形态意欲统一的对象”，同时也是“文化产品亟须诱导的消费者”。另一方面，意识形态与文化工业都要通过影视制作出一个“符号的､意象的世界”，以平息､消化公众在实际生存层面反复经验到的不满与激愤，从而使他们至少在文化消费中“趋向并认同”一种由“他者”提供的规范。⑦因此，意识形态的“有效渗透”与文化工业的“市场取向”都有着共同的大众前提，二者进而从大众文化的“市场”中携手同归。以周梅森为例，就其小说作品而言，《人间正道》获得第三届国家图书奖，第六届“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制造》获得第四届国家图书奖，第七届“五个一工程”奖。而由其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人间正道》､《忠诚》､《至高利益》则分别获得第七､八､九届“五个一工程”奖。与此同时，小说《中国制造》已连续二十余次印刷，累计发行30万册;《绝对权力》2003年4月出版后，也在半年内印刷六版，累计15万册，并被翻译成俄文版､韩文版发行。在此，不仅作家本人“双赢”，而且主流话语与文化工业也都分别获取了其所需要的东西。
由于文化工业的产品往往是经由大众传媒播散开来，因此大众传媒在主流话语与文化工业的联姻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小觑的推动作用。对于大众传媒，美国社会学与传播学家麦孔和萧认为，它具有“议题设定”的重要功能，由于其对某些社会政治文化议题的强调，会在大量受众那里“建构议题”，从而引起社会广为关注。而拉扎斯菲尔德则进一步指出，大众传播媒介还具有“授予地位”的社会功能，它对任何事物所进行的“肯定性”传播，均能使后者通过一种“形象塑造”而成功实现其“合法性”论证。⑧也就是说，大众传媒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发现并揭示了社会问题，但另一方面又能在“肯定性”策略中成功地修复它。这是以愉悦大众的方式使其认同现存秩序，并进而完成对于意识形态的推广，从而无疑实现了一个“统治意识形态的再造过程”，“大众化与官方意识形态相互渗透并占据了中国当代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⑨这正契合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领导权之迫切需要。文化领导权在对大众文化的渗透过程中，“文化实践并不随身携带它的政治内涵，日日夜夜写在额头上面，相反，它的政治功能有赖于社会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网络，其间文化被描述为一种结果，体现出它贯通连接其他实践的特定方式。简言之，以揭示文化实践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接合是动态的”。{10}正是在这种大众传媒与主流话语之动态的“接合”过程中，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领导权不动声色地得以实施。在此，“公共性似乎是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它试图为某些姿态罩上良好意愿的光环。”{11}也就难怪哈贝马斯会认为:“大众传媒塑造出来的世界所具有的仅仅是公共领域的假象。”{12}然而，颇值得注意的是，在主流话语搭乘文化工业之快车的同时，其政治文化往往成为一种“可供展示的奇观而被消费”，在对官场失范现象进行展示观赏，并以“政治正确”面貌出现的同时，文化工业实现了自己市场价值的目标诉求。{13}可见，市场意识形态的改写亦然不动声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