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郭熙绘画美学思想浅谈
作者：薛 晔
赵宋时代的山水画领域，名家迭出，灿若星辰，在这个“郁郁乎文哉”的时代，绘画理论也得到了前所未有发展，一些论画之作陆续出现，理论与实践相辅相成，带来了山水画艺术的空前繁荣。北宋画院画家郭熙的有关山水画理论的不朽名篇《林泉高致》就产生于这一时代。画家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对山水画创作的一系列问题做了系统地阐述，不仅对山水画的发展起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而且对后人解读郭熙、了解当时的山水画发展情况有重要的参考作用。正如《格古要论》中所说：“议论一时，卓绝千古可规”。
郭熙，字淳大，“河刚温县(今河南孟县以东)人”，具体生卒年不详，主要活跃于北宋神宗朝，历任御画院艺学、翰林待诏直长。《宣和画谱》说他“善山水寒林，得名于时。初以巧瞻致工，既久，又益精深，稍稍取李成法，布置愈造妙处，然后多所自得。至摅发胸臆，则于高堂素壁，放手作长松巨木，回溪断崖，岩岫巉绝，峰峦秀起，云烟变灭晻霭之间，千态变状。论者谓熙独步一时……”。《图画见闻志》亦称郭熙的艺术“今之世独绝矣”。从这些评价中不难看出郭熙在当时的北宋的山水画坛，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
有关郭熙的生平史料不多，他在画院的主要活动年代当是神宗朝的熙宁初年到元丰五年(1067——1082年)左右，这一时期不仅是山水画发展的黄金时代，也是北宋历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时期，王安石变法、苏氏父子、欧阳修等人的古文运动、宋代三大发明、赵昌、易元吉、崔白等人的花鸟画改革、李伯时的人物画新风格、文人画产生等等都出现在这一时代。郭熙就处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里，他的山水画理论和实践具有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
一、艺术之功用
郭熙生活在封建社会一个相对安定的时期。与文治武功并重的唐代不同，赵宋是一个“兴文教，抑武事”的时代，士人的地位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以世俗地主经济为基础的赵宋政权在建立之初就明确表示，“敕不杀士大夫之誓以诏子孙”，以至“终宋之世，文臣无殴刀之辟。”宋太祖篡周之后，设立翰林图画院，云散于各地的书画及画院高手均被网罗进来。画家的地位不同前朝，不仅授予官职，且待遇优厚。画院队伍得到了迅速发展，而郭熙本人也是“本游于方外”，经宰相富弼推荐“奉中指津遣上京”。
1．快人意
对于山水画之功用，郭熙在《林泉高致》开篇便开山明意道出“世之所以贵画山水之本意义”在于“快人意”。他在《林泉高致·山水训》中首先对君子喜爱山水画的理由做了如下陈述，他说：
君子之所以爱夫山水者，其旨安在?丘园养素，所常处也；泉石啸傲，所常乐也；鱼樵隐逸，所常适也；猿鹤飞鸣，所常亲也；尘嚣缰锁，此人情所常厌也；烟霞仙圣，此人情所常愿而不得见也。直以太平盛日，君亲之心两隆，苟洁一身，出处节义斯系。……然则林泉之志，烟霞之侣，梦寐在焉。耳目断绝，今得妙手，郁然出之，不下堂筵，坐穷泉壑，猿声鸟啼，依约在耳，山光水色滉漾夺目。此岂不快人意，实获我心哉?此世之所以贵夫画山水之本意也。(《林泉高致·山水训》)
郭熙看来，追求山水，归心自然是人之常情，是人的一种自然本性，是发乎于内心的（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但这并非他们生活的全部，深受儒家经世精神浸染的士人们更在于积极出仕，实现抱负，这不仅是士人们应尽的社会责任，也是他们匡时济世，成就“大我”的唯一途径，优美的山水画正是对人们出仕之后“尘嚣缰锁”、令人厌倦的贵仕生活的一个丰富，一个补充，它不仅成就了君子的人生理想，解决了“尘嚣缰锁”与“林泉之志”之间的矛盾，弥补官宦生活中的不足，而且引起人们对山林的回忆与联想，足不出户的就可以从自然中得到美的享受。而又不违“君亲之心”，这也是“太平盛日”山水画兴盛的原因，也是君子喜爱山水画的理由。至于“白驹之诗、紫芝之咏”的隐居生活，那皆是士人们不得已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是无可奈何的逃避，是忘却忧愁、解脱人世的途径。
郭熙改变了传统的山水画是士大夫们“穷独”的产物的说法，将山水画的勃兴归结为天下太平的治政体现。士人们一方面以儒家之积极态度入世，希望能匡时 济世，实现抱负，一旦出仕，在经历了由野而朝，由乡村而城市的过程之后，“丘山溪壑，野店村居就成了他们的荣华富贵、楼台亭阁的一种心理上的必要补充和替换，一种情感上的回忆和追求。”(15)于是郭熙首先从士大夫的立场出发，明确提出山水画是供这些人欣赏的，而不仅仅是为帝王所专享。
而另一方面，山林对那些屡试不中入仕无门或政治受挫的士人来说，更是一个排遣郁闷的绝佳对象；林泉之志在此时几乎成为一种朝野人士皆向往之的雅致风流的士人文化。实境难求则求之于丹青，无论使出于“不得已而往者”还是“本意”者，山水画皆能令之快意。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漫朝遍野弥漫着一股浓浓的书画热潮，书画收藏蔚然成风，上行下效，书画不再是文人雅士的专利，也堂而皇之的走进了寻常百姓之家，甚至连市集上的一些经营茶坊、酒店的业主也纷纷张挂出名人字画来吸引客人，其中就包括用山水画来装饰中堂、屏风。在士人们的推波助澜之下，林泉之志更发展为当时社会普遍流行的一种审美追求，一种时尚。
2.识礼乐
对于绘画，郭熙还提出艺术之“令人识万世礼乐”的作用。虽然不是针对山水画而言，却也鲜明地反映了他的艺术功利观，他通过戴安道一例，以及考校天下画工期间，考生不考虑其时代特征“作今人巾帻”一事，从正反两方面指出“古人学画之本意”正在于“识礼乐”，他在《林泉高致·画诀》中这样说：
《世说》所载戴安道一事，安道就陈留范宣学，宣之读书抄书，安道皆学。至于安道学画学，宣乃以为无用而不喜。安道于是取《南都赋》为宣画，岂所赋内前代衣冠、宫室、人物、鸟兽草木、山川，莫不毕具。而一一有所证据，有所徵考。宣跃然从之曰：“画之有益如是。”然后重画。然则自帝王名公巨儒，详细而画者，皆有所为而作也。
这种观点并非郭熙所独有，它折射出相当一部分人的心理。宋人重视“指事绘形必分时代”，与郭熙同时代的郭若虚也提到了绘画的规鉴作用：“盖古人必以圣贤象，往昔事实，含毫命素，制为图画者，要在指鉴贤愚发明治乱，故鲁殿纪兴废之事，麟阁绘勋业之臣。迹旷代之幽潜，托天穷之炳焕。”这不仅与前代艺术功利观一脉相承，也与儒家“经世致用”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在精神的愉悦中探求“礼乐”之道，通过“修身”走向“齐家、治国、平天下”正是深受儒家文化浸淫士人们的终极目标。
二、对自然之观照
郭熙认为山水画家要做好对自然审美观照，必须“所览欲淳熟，所经欲众多”。山水画家对自然的审美观照不同于一般的翛然而来，翛然而去的欣赏，它需要深入地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