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追忆女人的诗性历史
作者：贞 桢
一、“发现女性”——探寻女性的历史存在
在漫漫的历史长卷中，女性人物往往被历史记述排挤至边缘。她们在男性的历史叙事中湮没无闻、失位失名甚至被扭曲篡改。新时期以来，随着凌力、石楠、须兰、赵玫等一系列女作家的崛起，“女性无史”的状况才得到改善。这些女作家们以性别视角对历史进行重新挖掘，使那些被所谓“正史”遮蔽、忽略、甚至歪曲的一系列女性历史人物浮出历史地表，重新进入审美视野，成为大写的存在。一些学者因此把赵玫的某些作品列入新历史主义小说的范畴。诚然，她的文本具备了新历史主义小说的一些特征。比如讲求在两个时代、两颗心灵的对话中进行文本阐释，注重返回个人经验进行历史的多重解读，拆解大文本，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文辞语言层面等等。然而，对于历史的客观真实和史料的态度，赵玫也依然保持了严谨和认真。她的几部长篇历史小说，都是在作家理性之光的烛照和穿透之下完成的，这是探询女性历史存在的先决条件。在正式写作之前，伴随着史料搜集和整理，作家先要厘清传统历史是如何记述、评说女性人物及历史事件的，这样才能够发现其中隐含的奥秘，这便是对历史女性的一种理性关怀。
赵玫在写作《武则天》时便吐露过对这种理性认知过程的理解。她知道，历史小说对于她“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我们用今天的笔去驾驭那些尘封的往事似乎并不是轻松的事。尽管我们有我们的方式，但历史是真理性的。那些最基本的历史事实不容违背，所以我们必得要钻进故纸堆。我们要弄清楚历史人物的复杂关系和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要了解当时的人文景观、风土人物，以及服饰的特点、建筑的风格。繁琐考证会扼杀想像，但我们又不能不耗费大量的时间去研究那大量的资料。只有当这一切终于被我们翔实地占有后，似乎才谈得上我们的方式”。②在赵玫身上，我们看到了“治史”者所应有的踏实，而非某些“新历史小说”提倡的放弃认知历史和逃避历史深刻的那种姿态。
在掌握了足够大量的历史资料后，赵玫才开始在作品中印射她的历史观和对人物命运的理解：“我不想在重塑历史的时候重陷历史的泥潭。我必须摆脱那种貌似正统公允的男权历史的圈套。为什么古人的论断就一定是不可逾越的呢？我应当拥有一种批判的意识，革新的精神，历史也许才会闪出新的光彩。这可能是大逆不道，但我却只能如此选择自己的方式。” ③在写《高阳公主》之前，作者所参照的只有史书中短短几行文字，以及与这几行字相关的其他人物的记载：
合浦公主，始封高阳。下嫁房玄龄子遗爱。主，帝所爱，故礼异它婿。主负所爱而骄。房遗直以嫡当拜银青光禄大夫，让弟遗爱，帝不许。玄龄卒，主导遗爱异赀，既而反谮之，遗直自言，帝痛让主，乃免。自是稍疏外，主怏怏。会御史劾盗，得浮屠辩机金宝神枕，自言主所赐。初，浮屠庐主之封地，会主与遗爱猎，见而悦之，具帐其庐，与之乱，更以二女子从遗爱，私饷亿计……④
史书的寥寥数笔，在赵玫那里演绎成一部长篇。高阳公主与房家两位公子的感情纠葛，与辩机和尚的真挚爱情，与吴王李恪的朦胧感情被她演绎成女性爱的历史。史料中的高阳是苍白的，她没有性格、相貌、情感以及种种属于女人生命内涵的东西。因为高阳的身份虽然显赫，在史书记载中也确实颇受太宗喜爱，但饱含政治色彩的史书很难对这位一生基本不涉政治的女性发生兴趣，她被“男人”的历史拒绝了。作为女性作家，赵玫所看重的是身为历史女性的高阳那舒张的性格。这种性格，在短短的几行历史记述中已经有所指涉：“怏怏、悦之、无哀容……”几片碎片式的词语，构成作家思绪发扬的触端。和高阳公主一样，史书对上官婉儿的记载也属凤毛麟角，而对武则天的记载虽有所增益，也无法显露出更多与女性性别特质有关的信息。当然，我们无法苛求古人，惟有以今观古，方可发现那些古代女性内蕴的丰富和血肉的灵动，方可发现“小女子”身后的“大世界”。凌力“百年辉煌”系列中的乌云珠史上实有其人，根据那些极为单薄的史料，作家将乌云珠塑造成一个相貌出众、才识过人的女子。这种对历史“小人物”特别是女性存在的挖掘，本身是一种积极的尝试。庞天舒的《王昭君·出塞曲》，蒋丽萍的《柳如是·柳叶悲风》无不是这种尝试的持续，历史在她们对这些“小人物”的塑造和理解中显露出新的意义。它的文学性会以相关事件和人物的记述为基点而带来一系列想像式的诠释。在新的诠释中，大量被遮蔽的东西必然得以重见天日。这些历史女性，即使她在历史发展中没有显赫的功绩，但如果其人具有鲜明的性格特点，生平具有跌宕的文学性，那她的生活所具有美学意义也是丰富多彩的，她的生命便会跳出“故纸堆”的束缚，在当代翩翩起舞。
探寻女性的历史存在，一方面是发现高阳公主，上官婉儿等等这样在传统历史书写中难以被观照到的小人物或边缘人物；另一方面，对女性人物的定位、评价以及相关史实进行重新推敲、置疑以及合理虚构，从而在发现“女人”之后，进一步发现其“人性”和“生命”，以女性叙述者身份对女性历史进行重写，成为赵玫等女作家的一种策略。须兰的《武则天》便直截了当地写到史官苏安恒撰写的史籍是由“预言”、“无耻的谎言”、“被埋没掉的历史”组成，她逐层摧毁了历史叙事那种所谓的“公正性”、“客观性”；王晓玉在《赛金花·凡尘》的前言便开宗明义地指出她的创作仅仅是小说，而且只是历史题材小说。这些女作家们正是在基本尊重史实的前提下，进行着大胆的艺术虚构，以个人心灵实现与历史女性的对话，并不断探讨着那些女性在历史长河里生命的本真存在。
二、“体会女性”——打穿横亘古今的历史隧洞
赵玫以重视史料的态度，理性观照历史记忆中的女性、特别是她们的“人性”存在。对于萧淑妃、王皇后这些与主人公对立的“反面人物”，她没有作简单化、丑化的处理；对武则天，上官婉儿这样的主人公，她也没有加之以超凡入圣的光环，只是以当代女性的感觉再现了历史女性有血有肉的一生。这便打穿了历史隧洞，以作家的心联系、体会着历史女性的心灵，从而建立起女人之间的一种对话关系。正如“花非花丛书”的主编赵昌平所言：“她们对于史料的鉴别、取舍、处理，虽然也借鉴了学术研究的成果，却更主要地是以作家——女作家的心去体味、去辨识、去通过想像加以丰富；她们……专注于通过自心的感知去再现一个个历史女性的行踪心路……于是一个个为历代的男子传奇化了的奇女子，又还原成了鲜活的个人各异的女人，一段段历史的长卷在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女性心史中得到了折射，而给人以一种崭新的感受 。” ⑤
同为“花非花”系列作家的王晓玉在接受访谈时曾被问及为什么她的创作大都以女性为主角，她如此作答：“女的比较喜欢写女的；女的比较擅长于写女的；女的常会‘惺惺惜惺惺’地同情女的……女的多是从自吟自叹出发而不是从欣赏和品尝出发描绘女性；还有，女的一旦清醒，往往能入木三分地看透了那另一半世界而且鞭辟入里地揭示之，这实在是太有悖于几千年的常规了……” ⑥王晓玉的话表明了很多女作家进行历史创作的一种性别姿态，即以自己的心灵去体会古代女性，不拘泥于史料的束缚。对赵玫来说，历史的“禁忌”多少限制了她对历史人物的感觉，她只能尽力从一个女人的角度去体会另一个历史女性的心，这正是赵玫驾轻就熟的。她所写的，都是能令她自己着迷、令她的思想有触发点的女人。在写《武则天》时，她对接近武则天表现出急切的态度，因为她认为武则天做了“许多女人想做而唯有她一个女人做到了的事情。当我答应接近她……有更大的成分就是为她，她本人谜一般的美丽和她作为女人的毕生；还有，她苦苦营造的武周王朝” ⑦；在写《高阳公主》时，仅仅是大唐公主与佛门中人的相爱这个历史提供给作者的史实便让她激动不已，高阳公主那份被限制被压抑的爱成为一种震撼人心的魅力进入赵玫的心灵。这样以自我心灵进入历史书写的方式，很大程度上避免了陷入追逐历史所谓真实的圈套。本雅明说过：史学可以建筑在充满着“当下”的时间之上。 ⑧那么女作家对历史的理解，是否就可以建筑在充满着“性别意识”的当下时间之上呢？这正是赵玫的文本试验所一直探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