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迟滞”视野下的史学重构

作者：罗振亚　陈爱中

　　近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似乎面临着“尴尬”的境遇。从史的规律性、整体性叙述到具象文本的内涵阐释似乎都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甚至出现了过度阐释的畸形言说。也就是说，无论是从选题还是研究视角，都面临着所谓的“拥堵”和“堆积”的学术困境。于是乎，诸多的学术会议和沙龙纷纷强调要将当前的研究重点转移到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增长点问题。但事实是，从文学本体出发，现代文学的这种所谓的窘境是否是真实的呢？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角度出发，随着时光的流失，不同读者的接受视阈和接受语境必然会带来新的文本阐释和接受模式，对现代文学的阅读接受显然不是铁板一块的固执和“仅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单一性陈述。因此说，从根本上讲，目前现代文学所面临的学术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视觉麻木的表象而非本质的真实，与其说现代文学的研究进入了“无物之阵”，不如说是当下的研究者面对丰硕的传统研究，无法冲脱影响的焦虑而陷入失语的境地。因此，在当下的境况，如何克服浮躁的视觉困倦，以一颗甘于寂寞的心境，以饱含惊奇的陌生化眼光寻觅新鲜的视角来重新关照现代文学，不仅仅关涉到现代文学的重新阐释问题，更重要的是能够从根本上来扭转现代文学的这种所谓的尴尬境遇。在这一点上，我们认为刘保昌的近著《荆楚文化哲学与中国现代文学》（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5年9月版）以非凡的学术勇气，从文学本体出发，立足于自我体验，在被视为已经“板结”的文本现象中成就一家之言，从已有的对荆楚文化的研究背景出发，对现代文学的宏观本质和具象文本的阐释作了富有深度的发掘，值得关注。
　　地域视角下对中心话语的重述，是本书的首要特色。在现代文学领域，鲁迅、老舍、沈从文等作家及其文本一直以来都是批评话语所集中关注的对象，是现代文学研究的中心话语。经过很长时间的研究和众多学者的集中参与，对这些中心话语的研究已经处于一种“充盈”的状态，无论后来者如何挖空心思，似乎都难以突破传统的研究框架，得出崭新的考量结论。面对这种学术研究的瓶颈，许多学者采取了回避策略，在现实的操作中，转向对“边缘性”话题、“边缘”作家的关注，这种转变确实丰富了现代文学的研究视角和视野。但要想在整体上对现代文学的研究获得突破，单靠这些“边缘性”的话题和作家显然是难以实现目的的。因此，如何以一种新鲜的视角来实现中心话语研究的实质性突破，也就成为困扰学者们的难题。为此，许多研究者借助于语言学、人类学乃至性别哲学等其他的学科资源，从独特的研究视角出发试图有所创获，这其中，中心话语的地域性研究作为一个崭新的研究视点越来越被研究者所关注，对文学地域性内涵的张扬在很大程度上会挖掘出因为偏重史的抽象和舍弃而相对忽视的文本的具象内涵，从人类学者泰纳的种族、环境决定论出发，地域性的研究能够为文本的阐释找到更为有力的证据。所谓荆楚文化哲学是指“在荆楚的哲学”（P1），《荆楚文化哲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一书将这一富于地域性特色的荆楚文化哲学作为逻辑起点，在大量甄读文本的基础上，对鲁迅、周作人等现代文学的中心话语作了颇富创意的阐释，不仅新意迭出而且形成了相对自足、逻辑严谨的阐释体系。该书从荆楚文化哲学对“言”的怀疑和否定这一最富怀疑精神的理念出发，从表述本体而非外在思想的角度来重新解读弥漫在鲁迅笔下的“沉默世界”，认为鲁迅的作品“以‘沉默’审思‘言说’，言说籍此获得了更为丰厚的内涵；以‘沉默’、‘静虑’来直面现实，怀疑与否定获得了更为深刻的反思精神。”（P283）当人们依然津津迷恋于张爱玲家庭小说的梦魇氛围、变态的人物构图时，该书则从形而上的高度道出蕴藏在其背后的缘由，“张爱玲的家庭小说创作以荆楚文化哲学式的对悲苦人生的同情，对儒家伦理的全面解构，将现代中国家庭小说写作引领到了更高的境界。”（P301）认为张爱玲的小说之所以能在人物塑造中超出同时代作家，其根源在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具有执著个体、批判主流、反思人生的伦理的品格的荆楚文化哲学思想，超脱于文本现象的纠缠而获得了本质性的认识。再譬如，在谈及已经论述颇多的现代文学的反异化精神时，该书以翔实的资料梳理了荆楚文化哲学中的反异化内涵，给予沈从文、林语堂等阐述“已多”的作家以重新阐释，得出许多颇令人兴奋的学术论断：林语堂“从心理需要与情感补偿的角度来理解荆楚文化哲学思想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价值和意义”，其以个人为本位、从个体性出发的审美趣味和中庸精神充分体现了荆楚文化哲学精神，周作人的源于“日常生活经验”的“庸见的崇拜”体现了荆楚文化哲学的思维方式，等等。据此，该书认为“以荆楚文化哲学顺任自然、反对奢华、注重日常生活、大‘道’无处不在等思想作为理论支撑的现代文学创作，呈现出与当时主流价值迥异其趣的边缘性价值，而其反异化的共同趋向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备了独特的意义。反异化的文学创作以其自身的独特方式参与了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建构，丰富了处于急剧发展变化中的现代文学的艺术精神和表现形态，是一座在文学精神上成功地连接了传统与现代的桥。”（P331）因此，以“反异化精神”为契机，该书为处理现代文学中的本土与域外、传统与现代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路。
　　从地域文化的视角来关照现代文学尽管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实绩，譬如，从浙东“师爷”文化的角度重新阐释鲁迅、周作人的作品，从川蜀文化的情感充溢角度去研究巴金的早期创作，从东北黑土文化被奴役的沧桑经历去观察萧红、萧军的作品等等；但大多仍处“一枝独秀，尚未成林”的散漫状态。如何突破地域视角研究的狭隘性同时又能够体现其独有的切入力量？《荆楚文化哲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为我们提供了范本。该书将老子和庄子同屈原一起归结为荆楚文化哲学的核心人物，因此，荆楚文化哲学的核心内容也就包蕴了传统的道家文化哲学，在这个意义上，该书彰显荆楚文化哲学不仅仅是一种地域性的哲学理念，它所运用的崭新的文本解读方式，其意义并不仅仅拘泥于断片式的真知灼见的抒发，而是昭示着对传统文化资源与现代文学之间关系的重新理解。众所周知，从现代文学作为一种崭新的文学形式萌发开始，从文学创作到批评话语都依附于域外的文学经验和理论话语，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现代汉语语境下的他者言说遮蔽了传统文化的彰显。传统本土文化的弱化研究必然影响着现代文学批评话语的整体建构，也从根本上制约着现代文学独立品格的完善。该书立足于荆楚文化中的道家文化，在经过详观细察后，借助于大量的史料和文本体验论证，大胆而睿智地认为“真正使中国现代文学具备现代性品格的，与其说是从文言向白话的‘语言的转向’，还不如说是由白话语文所体现的平民自由言说精神；与其说是从传统向现代的飞跃或者线性发展，还不如说是本土中国人在既有传统下向现代的‘创造性转换’；与其说是殖民化与霸权下的被迫反应，还不如说是创造主体的‘有意’选择。那种将中国现代文学在时间意识上定位于历史下游、在空间意识上定位于西方强势话语的威压的言说，本身是不值一驳的。”这样就剥脱了自五四以来现代文学研究对传统文学的偏见，无论是在语言层面还是在价值定位上，都对现代文学从微观到宏观作了独具慧眼的发现。这种将现代文学的萌生归结于传统文学的有意延展的结论尽管尚有诸多的值得商榷之处，但这种颠覆性的叙述毕竟为处于迟滞态势下的研究现状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在很大程度上启发着后来者的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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