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拆解悬置的历史
作者：张立群
然而，对于本文选择的几个“90年代诗歌研究话语”而言，我们又必须承认其本身存有的“困惑”，即：这种“困惑”不但来自90年代诗歌研究本身所具有的种种限制，还与90年代诗歌写作及研究缺乏历史沉积的“近距离”有关。就20世纪文学而言，90年代诗歌虽然已经成为了远去的历史，但从文学史的角度上说，适时的反思包含在90年代诗歌之内的、产生重要影响的研究话语，不但会破除往日思维惯性所带来的“意识幻觉”，而且，还会在收束20世纪中国诗歌这一完整时间概念的同时，为新世纪的诗歌研究奠定基础，自然，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一、“1989年”与诗歌流程的“断裂”
“1989年”对于90年代诗歌研究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它造成了80年代与90年代诗歌在时间上的“断裂感”。诗人欧阳江河在其著名的诗学论文《’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中曾以近乎寒彻透骨的方式进行描述：“1989年是个非常特殊的年代，属于那种加了着重号的、可以从事实和时间中脱离出来单独存在的象征性时间。对我们这一代诗人的写作来说，1989年并非从头开始，但似乎比从头开始还要困难。一个主要的结果是，在我们已经写出和正在写的作品之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中断。诗歌写作的某个阶段已大致结束了。许多作品失效了。……才华横溢的年轻诗人海子和骆一禾的先后辞世，将整整一代诗人对本土性乡愁的体验意识形态化了，但同时也表明了意识形态神话的历史限度。”①这段具有“经典化”作用的论述以及论文本身在90年代诗歌研究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即这种作用不但外化为这篇长达数万字的论文曾经在多个刊物和论文选集中反复出现，而且，还常常表现为对这段论述以及论文主要观点的反复援引，在这种援引中，80年代与90年代诗歌之间存在的“断裂感”应运而生，于是，所谓“1989年”在80年代与90年代诗歌之间的界限作用便在90年代的诗歌研究中被人为的突现出来。
对于中国诗歌而言，1989年自然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在这一年的春天，天才诗人海子在90年代来临之前卧轨自杀，而后就是骆一禾在心力交瘁中的去世。当然，如果联系1989年特定的社会背景，那么，1989年还有一场波及范围较广的事件。然而，这一切与80年代与90年代诗歌之间的“断裂感”究竟有何种内在的联系呢？如果只是按照诗人队伍成分特别是诗歌外部生存环境的转变来思考80到90年代之间诗歌存在的差异的话，那么，无论是缘自诗歌内部的诗人死亡和“后朦胧诗”云散后的反思，还是缘自90年代文化转型之后诗歌外部境遇的“骤然降温”，甚至还包括90年代诗人身份的蜕变与描写焦点的位移，都造成了90年代诗歌与80年代诗歌存有显著的不同。然而，任何一个时代的诗歌写作都不是凭空而生的，因此，无论我们怎样从诗人分化以及阅读群落的减少去看待问题，都无法阻碍80年代的诗歌热在90年代成为真正的历史以及因位置上的差异而形成的“断裂的感受”，但90年代普遍的“断裂感”与80年代初“朦胧诗”所带来的“恍若隔世”的感受毕竟是不同的，而关于这一点，似乎时间隔得越远就越发清晰——关于90年代初期的所谓“断裂”是在80年代诗歌“概况”与90年代诗歌生存状况的比较中得出的，而日趋中年的沉潜心态以及90年代诗歌普遍“冷风景”的境遇都无形中加重了这种感受——这是一种在对立中完成的非表面化过程，而两个时代在自己的层面上各自独立并相对开放的事实，恰恰是造成这种感受的重要内因。
但80年代与90年代诗歌在内部上的延续与进一步发展又绝不仅仅是在于时间观念上的，即使单纯分析欧阳江河的长篇诗学论文，也同样会发现他笔下的“1989年”在90年代诗歌研究中也存有明显的误读成分：89事件在欧阳江河那里很早就被看作“仅仅是个新闻性质的事件，鲜有其人将之视为精神上的事件加以深究”。而事实上，与其他被人为夸大的成分相比，90年代经济文化的转型力量以及由此带给人们心灵的错位和“影响的焦虑”无疑是巨大而持久的，而作为一个经典个案，欧阳江河的论文除了深刻记录一种历史场景的转换和后现代氛围下的反思，更为重要的是以本土气质、中年特征、知识分子身份走向一种后现代氛围下的自我认同乃至高雅的诗歌乌托邦与知识阶级——他要排除的是“为群众写作和为政治事件写作”这两个写作方向，而“在这种情境中，我们既可以说写作的乌托邦时代已经结束，也可以说它刚刚开始”。当然，在重新解读的过程中，或许我们还要指出的是：90年代诗歌在进入历史方式上与80年代的进入方式是不同的，即90年代诗歌虽然最终是通过与现实的对话和生活的关怀中逾越了断裂“鸿沟”，但90年代诗歌在自我展开的过程中却显得隐晦了许多。而从诗歌艺术的角度上看，相对于80年代诗歌技巧的“单一”，90年代诗歌也在不断深化的过程中进入了一种技巧“综合”的状态。因而，80年代与90年代诗歌之间存在的中断乃至断裂其实只是一种表面化的感受。而有关这一点，或许正是欧阳江河在其名文的开篇处就强调“本文讨论的范围限于1989年以后中国国内的诗歌写作。我把写作现状、作为历史的写作、可能的写作放在一起讨论，把语言的历史成长及个人成长、风格的一般特征及个人特征放在一起讨论，目的是想对转型时期国内诗歌写作的历史转变做出初步的考察和说明”的重要原因吧？②
二、个人化写作：再度勃兴与流于形式
“个人化写作”是90年代诗歌批评中的一个热点话题，同时也是一个反复提及并可以上升为理论的话语之一。本来，如果只是从写作的角度来说，任何诗歌写作都是“个人”的，因此，在90年代提出所谓的“个人化写作”并没有给人带来喜出望外的感觉。但90年代诗歌中的“个人化写作”关键是在于对80年代“后朦胧诗”的集体登场而发的，它是反思历史上种种附庸式写作而最终为90年代诗人普遍接受的，同时，它的命名歧义也不在于是无奈后的写作策略以及能够标志诗人独立的成长和真正独立于艺术层面上的诗歌知识谱系，而只在于它本身可以让人产生“似曾相识”的感觉。
90年代是诗歌倍感艰难的时代，无论是商品浪潮的吸引，还是大众传媒的冲击都能使诗歌濒临“绝境”。因此，适时地提出“个人化写作”，关键就在于可以以某种颠覆与反抗的边缘化策略，进而隐含重返中心的可能。同样的，“个人化写作”特别是“个人化谱系”本身还源于后现代语境下的反思与自我发现，而对它进行事实的强调则与后现代本身充满的活力有关——即此时“个人化写作”的出现宣告了诗歌写作甚或共同阅读标准的散失，一个充满差异性的时代已经到来。因而，“个人化写作”绝不是诗人无奈之后的自我逃逸，而是摆脱权利话语之后的自我发现和自我深入。所以，著名诗歌批评家唐晓渡才说：“‘个人化’更深刻的意义就在于此。它使我们真正回到了自身，回到了那个使一切矛盾冲突得以发生，在探求矛盾冲突的解决过程中不断被异化，又不断寻找过程；为生命的自发性而苦恼困惑，又不懈地试图将其转化成自觉状态的自身。‘个人化’意味着自我的解放！”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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