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试论新世纪散文情感的坐标点

作者：王聚敏




　　 新时期以来的散文研究和批评，无论是学术品位还是理论的深广度，较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均有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近年来理论家和批评家们企图建构当代散文理论批评体系的决心，很是令人钦佩．但又由于“散文”这一文体自身的特殊性，致使批评家们至今并没有能够像小说诗歌批评家那样，找到属于自己本专业的理论话语和作品评价阐述体系。非但如此，不客气地讲，当代散文批评家在对理论批评的建树上，较之现代散文批评家并没有多大的进步，甚至在某些观点和见解上，还有些退步。这就使得目前的散文批评文章，始终也像它的对象——散文那样，成为一种人人皆可客串且“大可随意”的文体，这就难免给人造成一种“散文无理论”的印象。而对这种“大可随意”必然带来的批评的“公说婆说都有理”式的极端相对主义现象，我们必须保持足够的警觉，切不能以“见仁见智”为托词而小觑之。反之，对创作特别是对散文批评的威信，必将带来不良影响。比如同是评价2004年度的散文创作，有人把它描述为：“非典之后”重新“活跃”；“关注社会关注人生的散文显现出作家的认真与自觉”；“亲情散文”取得收获；“新锐散文”“亮点”闪闪；散文大“事件”多多，“论文之宏吕，美文之精瑟”(此句似文理欠通——引者注)，散文园地正好似一派欣欣向荣的喜人景象。①但散文家韩小蕙女士却将该年度的散文创作形容为“个别的”几颗“顽韧坚守在萧瑟中的红柿子”，并因此在内心产生一种令人失望的“2004年的危机感”。②请看，两位评论家面对同一现象，却得出两种完全相反的结论，难道不显得很有些意味儿吗?这充分暴露了当今散文批评价值的可疑性和重新建构21世纪散文评价标准的迫切性。当然就事实而言，作为散文家的韩小蕙在这篇文章中对当今散文创作现状的总体把握是比较准确的——从“太阳向着散文微笑”到“萧瑟中的红柿子”，她的这种形象化的比喻，确实道出了新时期散文创作从盛到衰、由“热”而冷的大致轨迹。但恕我直言，这仍是一篇敏锐地说出“所以然”而对“之所以然”说得不够新意的文字。比如文中诸如“呼唤载道”、“读书”、“文化承担”和“社会关怀”等观点，虽然重要，但同行皆“已述备矣”故显得“大路货”。本文企图从“散文情感”这个角度，通过对当今散文情感内涵与质量的分析，重新界定和寻找新世纪散文的情感坐标点，并为目前散文之所以出现“危机”和“萧瑟”的原因，提供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
　　
　　 以我之见，目前散文创作之所以出现了“萧瑟”与“危机”，从某种意义上说，并不是因它已经放弃了所谓“载道”，而恰恰是因为它企图承载“社会关怀”、“文化承担”之道的心情的过分迫切。最近《光明日报》邀请了散文界几个朋友，又做了一个关于“散文怎样承担起中国文化建设责任”的专题对话，再次表达了他们的这种迫切心情。但事实已经证明，作为一种主情而内敛的文体，如果一个散文家的主体关怀和情感投放过分指向外部“社会”和“文化”，则必然会带来散文情感的“非体验性”或“间接体验性”即“大情感”化。而“大情感”化的直接后果，则必然带来创作主体“大我”与“小我”的失衡与失重，同时这种“失衡与失重”，最终也使主体的上述“关怀”和“承担”成为不可能。当今那些貌似很“文化”很“关注”很“承担”的散文，实质上就是这样一种“大情感”化的即“非体验性”或“间接性体验”的散文，读者拒绝它是必然的——这恐怕就是当今散文之所以“萧瑟”的一个自身原因。
　　 何为散文中的“大情感”呢?所谓散文中的“大情感”，就是散文家在文章中所流露抒发的那种仅有“大我”出现而少有或没有“小我”介入参与的情感。也就是俞平伯所说的那种“给人看”的“应世”文章③中或林语堂所说的那种“八分为人，二分为己”④的文章所呈现出的那种“粗糙的”(何其芳语)情感。更具体地说，就是封建士大夫之“万寿无疆赋”情感、五六十年代散文之“时代情感”和当今以“文化大散文”为代表所致力追求的那种“叙大事、宣大理”之情感。“文化大散文”虽然为自己的“大”贴上了一个“文化”标签，但其情感内涵与前者一样，都是一种少有或没有“小我”融入参与的“非体验性”情感，也即是一种“浅层次真诚”(林非语)。而在我国散文创作史上，“大情感”又常常体现为仅仅是一种“臣民对君主”、“个体对集团”和“个人对党派”的情感。正如周作人所言：“言他人之志即是载道，载自己的道亦是言志”。⑤由于现当代散文家常常把一种“他人之志”自觉转化为“自己的道”，所以他们“载”起来，就显得十分轻松和自然。就是说，他们在主观愿望上虽然极力反对“载道”，尤其反对承载那种“君主”、“党派”和“集团”之“道”，但他们的这种倾心和自得于“大事件”、“大题材”制作本身，已经说明在他们的“集体无意识”的深处，始终并没有放弃那种“载道”的企图。就是说，“文化大散文”在骨子里的“载道”冲动其实是很强烈的，它并非是一种作者自我认为的纯而又纯的艺术创作。比如那些写伟人领袖和政治事件的散文，比如那些写美国、写伊拉克战争，再比如那些写司马迁张爱玲、写凡高贝多芬等等之类的散文，作者就企图在一种“大视野”、“大气魄”、“大境界”中，承担一种更大的“道”，即超越“党派”和“集团”利益的“道”。这种企图或愿望当然是美好的，而且说到底，散文这种文体与“载道”之间，也并非是一种绝对排斥的关系。因此说“文化大散文”家属于一种“后载道”派，似也并不含多少贬义。但由于“文化大散文”常常以一种先验的非及物性的“大情感”作为文章的切入点，介入贯穿并规约着整个文章抒情叙事说理的走向和基调，这就形成了“文化大散文”大而抒之、概而言之的文本模式和抒叙格套。这种模式或格套的具体特征是：语言叙述的粗直化、构思立意的从众化和风格基调的亢奋化。历史上曾经出现“新华体”、“社论体”和当今还在流行的那种“大通讯”式的散文，就是这样形成的。因此，“文化大散文”和许多类似的创作方法，基本上是违背艺术规律的。
　　 与“大情感”相对应的当然是一种“小情感”。由此我想起了现代散文史上周作人、林语堂等提倡的“性灵散文”，“性灵散文”作为一种对古今散文“载道”传统的反拨，它的出现，在漫长的散文史上确属“异数”。但由于这种反拨过度，“性灵散文”后来又走入极端的“趣味主义”一途。“趣味主义”对新时期散文创作的影响仍然是深远的，比如那些屡遭评论家诟病的所谓“小情感”、“小情调”散文的出现，就是受此影响的结果。对此我们仍需警惕和反拨。上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大散文”主张，旨在纠正“小散文”的流弊，不料大多数散文家将此主张理解成“抒大情、叙大事、宣大理”并实践操作之，则不能不又是另一种偏颇了。“大散文”固然会映照反衬出“灵性”式创作的“灵性”之小“趣味”之轻，但也绝不可能真正体现和承受散文的“社会关怀”和“文化承担”之重。因为这种“关怀”和“承担”，是深深建立在每一个散文家的生命体验基础之上，并深深寄植于个体性情之中的一种内心自觉，而非是一种先验性的集体呼喊和外向型的祈请。“文化大散文”文本风格基调貌似豪放壮美，实则已走入粗鄙浮华一途，其语言行文表征是，大量亢奋性的形容词的如泉涌现，“我们”、“祖国”、“人民”、“前进”等大词乃至学术性政治性词汇和经济技术术语贯穿全篇。我曾经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中说过，一篇内容局限于三房(婚房、产房、厨房)之内，描述不出一己之私的散文固然气象狭小，但一篇“我们”、“祖国”、“民族”等大字眼满纸充斥的散文，也同样乏美可陈。这就是说，作为文学作品，散文所呈现的情感，既不能过“小”，也不能过“大”，既不能“八分为人，二分为己”，也不能“八分为己，二分为人”。主体“大我”与“小我”在一篇散文中的含量与分配，有着特定的比重或比例，一旦违背和失衡，“自我”便失。如“闲者自闲，忙者自忙”的三四十年代作家们笔下的“身边琐事”类散文和“腥风血雨”类散文；如五六十年代的“三大家”散文；如80年代以来的从“控诉”式书写到“今昔对比”式描述，从“写三房”到今天的“文化大散文”，已经证明了散文家主体情感的忽“大”忽“小”，“小”则囿限于“小女(男)人散文”格局，“大”则陷入“大情感”制作。散文家们要不将散文情感与时代政治情感相等同，要不则极端地将二者视为绝对的对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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