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论散文的诗性智慧
作者：陈剑晖
一
诗性智慧是维柯在其名著《新科学》中提出的一个概念。维柯认为，人类的第一个文化形态是诗性智慧的文化，而这种诗性智慧文化的确定，主要是由原始的思维方式决定的。由于原始人生活在思维的昏暗与混沌之中，他们生来就对事物无知，也没有逻辑推理的能力，但他们“浑身是强烈的感觉力和广阔的想像力”。①正是这种感觉力和想像力，使他们创造出了人类童年的诗篇。由此可见，维柯的诗性智慧是建立在感性基础上的一种形象思维，这种思维的最大特点是想像力与创造力。换言之，诗性智慧是通过想像来创造或构建的智慧，它是人类认识世界、掌握世界的一种能力，也是人类观照世界的一种特殊的方式——艺术的方式。不仅如此，在维柯看来，人类早期的这种诗性智慧还可衍化为诗性的玄学、诗性的逻辑、诗性的伦理、诗性的经济、诗性的政治、诗性的物理、诗性的天文学等概念。尽管维柯对诗性智慧的认识还存在着一些偏颇，比如他将诗性智慧看作是“粗糙的玄学”，体现了原始人的“粗野本性”等；同时，他的诗性智慧还带有明显的西方文明中心论的色彩，也未能从现代哲学的高度给予这种智慧以更深入的阐释，即便如此，维柯的诗性智慧仍使我受益非浅，它使我从更深的层面来思考散文的问题。
不过，在探讨诗性智慧时，更应引起重视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由此孕育出来的诗性智慧。如众所知，中国的诗性智慧既不同于维柯《新科学》的诗性智慧，更有别于西方文艺复兴以后以逻辑思维为特征的理性智慧。从语言与人的思维的关系来看，由于汉字是一种表意性的象形文字，它首先是基于主体对于客体的形象的、直观的整体的把握，而不像西方的文字那样经过规范和分析之后，基本上抛弃了象形性的特征。汉字的这种特性，不仅凝结了中国人特有的智慧，而且使中国人的思维从一开始就具有将概念的理性思维和整体直观的顿悟体验相融合的特征。这从王弼的“意以象尽”、“尽意莫若象”、“象以言著”、“得象在忘言”等论述中就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在王弼看来，人们要想获得“意”即思维的过程与结果，必须借助“象”的显示，而“象”中所表达之“意”，又须通过语言的解释才能抵达，即所谓“象以言著”。无疑，这种“象”与“意”与“言”的互证与流动，一方面容易造成概念的模糊和多义；另方面由于流动和联想，又可以促进中国人思维的活跃与机智，甚至使中国人的思维更倾向于艺术化，即不但具有直观性的整体智慧，而且保留着浓郁的幽默感。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中国的特产——禅宗那里获得最为满意的答案：
师曰：“汝还闻檐头滴水声么?”
答曰：“檐头水滴，分明历历，打破乾坤，当下心息。”
问：“学人亲到宝山，空手回时如何?”
曰：“家家门前火把子”。
——《五灯会元》卷十
再如：
问：“和尚为什么却疑着?”
答：“野花香满路，幽鸟不知春。”
——《五灯会元》卷十四
倘若从理性的逻辑思维的角度看，这样的答问完全是一种不知所云的答非所问，是违背了常人的思维方式，因而是反逻辑非科学的。但对于禅宗来说，它要的正是这种神秘暗示，言此及彼的效果，是“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悟”的境界，而这种拒绝言说，靠感悟和体验来代替分析和推论的思维方式，正是中国式诗性智慧的典型体现。这种的诗性智慧，不可能不影响到我国的散文创作。
很显然，我国的散文特别是20世纪的散文，很大程度上便是在西方的诗性智慧和中国的诗性智慧的滋润下成长起来。比如在许地山、废名、沈从文、丰子恺、汪曾祺、贾平凹，以及台湾的林清玄等的散文中，我们都能感受到这种诗性智慧。当然，这种影响在各个时期也不尽相同。如“五四”时期的散文更多地受到培根、蒙田等西方诗性智慧的影响；30年代和90年代的散文随笔，似乎更贴近我国传统的诗性智慧。正由于诗性智慧的介入，20世纪的散文才这样品类丰富：有以鲁迅为代表的侧重“载道”的社会散文，以朱自清为代表的“抒情型”散文，此外，还有以周作人、梁实秋挂帅的“闲话体”散文。可见，诗性智慧不但丰富了20世纪散文的品类，也提高了散文的品位，使散文的审美性具有更加深邃丰厚的内涵。
二
毫无疑问，禅宗是中国传统诗性智慧的最为集中和典型的凝结，禅宗的这种侧重对事物的感悟的非理性思维，在许地山、废名、丰子恺、汪曾祺等的散文创作中都有所体现。他们的作品，无论在题材、表达方式和对待事物的态度上，都能见到来自于庄禅的诗性智慧。当然，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的，是贾平凹的散文。
贾平凹的散文，有不少带有禅宗式的诗性智慧。他的这类散文，或寄情于山水，或感悟于生活，或发掘沉积于秦砖汉瓦下的文化，但他落笔的中心不在于临摹山水的形态，如实记录各种生活的琐事或借文化思考民族和文人的命运。对贾平凹而言，他追求的是一种天地人贯通的大境界，一种物我合一，主客体相融的生命顿悟。这样，在他的散文里，荒凉、寂寞的大戈壁是一块“难得糊涂的、大智若愚的地方”。而且，由于戈壁经历了由荒凉、繁荣到单纯的变化，所以它又是一幅“现代艺术的画，画中一切生物和动物都作了变异，而折射出这个世界的静穆，和静穆中生命中的灿烂”(《戈壁滩》)。而在《夜游龙潭记》中，这个龙潭“四面空洞，月光水影，不可一辨。桨起舟动，奇无声响，一时万籁静寂，月在水中走呢，还是舟在湖山移，我自己早已不知身到了何处，欲成仙超尘而去了”。像这样神秘、幽静和空灵的散文，还可举出《三目石》、《树佛》、《生佛》、《月迹》、《月鉴》、《钓者》、《冬花》等等，从以上的“禅思美文”中可以看出，贾平凹的诗性智慧的确秉承了中国传统的艺术精神，同时又是道家思想、魏晋玄学和禅宗的人生哲学的圆融。因此，研究贾平凹的散文不能拘泥于从文字的字面意义来领会其内涵，而是要透过文字，从整体上来把握他作品中的诗性智慧，要在纯净、幽静、空灵的境界中体会其“韵外之致”和“言外之意”。这正是贾平凹散文的诗性智慧的特色和魅力之所在。
在当代散文家中，韩少功也是一个以智慧著称的作家。但不同于贾平凹的“禅宗式诗性智慧”，韩少功的诗性智慧主要不是来自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是更多地带着西方思辨哲学的特征。这种以理性思维为基础，从现象出发而后直逼事物核心的阐释方式，一旦与智性的大脑、丰沛的心灵相结合，自然会带来一派散文的新景观。这一点，我们可以在韩少功的一系列《词语新解》中得到印证。《词语新解》与其说是韩少功在散文形式上的独创，不如说是他的智慧的集中呈现。他根据社会生活的不断演进，跟踪动向，搜奇抉怪，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种词语进行解释，既直击社会世态人心，颠覆了人们的思维习惯，又有深刻独到的见解，加之笔调的调侃幽默，读来确实令人捧腹。而在《夜行者梦语》这篇杰出的文化散文中，他更是将诗性智慧发挥到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