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期待大师
作者：孙 克
出现了这么多位大师的时代，能说不伟大辉煌么?在这些巨星照耀下，能说它暗淡无光或是“穷途末日”么?
人们看重大师，因为一部绘画史的精粹本质就是大师史。是大师和许多有成就的艺术家的名字嵌就的，是大师的光芒照亮了一个时代。就中国画史看，第一个照亮时代的大师是顾恺之，在他之前则显得模糊不清。我们不能想像唐代画家中缺少阎立本、吴道子、王维、韩干，五代画家缺少了荆浩、董源、黄筌、顾闳中这些大师，如果没有了范宽、倪瓒、徐渭、陈洪绶、朱耷、石涛，那一部中国美术史将是真正暗淡无光了。看来古今中外，莫不如此。正如人类不可缺少那些光耀时代的伟人、哲人、思想家、政治家、大文豪—样。
照耀一个时代的大师是不可多得的。记得50年代马克西莫夫在中央美院演讲，有人提问为什么苏联没有出现列宾那样的大师，马回答说“大师要一百年出现一个”。年轻的我不解其中道理，还以为他大言欺人。几十年过去，有了人生和艺术的阅历，多少明白了一些个中道理。
从绘画史经验考察，堪称“大师”的艺术家应该具备以下几方面条件：一，具有承前启后的开拓性。集前人成果，开一代新风，影响深远，古有吴道子、荆浩，近有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等。二、旷世奇才，风格独特，领异标新，古有徐渭、陈洪绶、朱耷，近有石鲁、陈子庄等。三、苦学精进，德艺光辉，成就巨大，如徐悲鸿、李可染、潘天寿等。四，技艺超绝，画品卓越，古有范宽、倪瓒，近有任伯年、张大千、黄胄等。当然以上只为举例说明，星宿繁多，难以尽列。
人们心目中的大师确是卓荦超绝，彪炳千秋，因而不可多得。而时代却呼唤大师，艺术的繁荣需要大师。当我们欣慰地看到20世纪出现多位卓越大师时，也必然关注当代与未来大师的诞生与成长。
大师的产生无论古今不外乎主观自身和客观——时代环境两个因素。就其自身因素看，有天分、学养、悟性、师承、功力、勤奋、体质、机遇等等，而其所处时代社会环境的繁荣富裕或衰乱穷困又会大大影响其才智的发挥艺术的成长。以上主客观两方面，又是互为因果互相影响的。由于古代记载材料简略甚或缺失，画家自身的因素所知较少，故研究时多从时代情况考虑。而近现代画家生平较清晰，较易比较考量。就画家个人因素论，其实无论古今，上述诸条件，尤其关乎天分、学养，功力与勤奋诸条定不可或缺，客观时代环境则起到无形的推动或制约作用。从天才大师生成的主观方面看，固与时代无绝对的因果关系，但历史上天才大师的出现又与时代盛衰不无关联。从中国历史看，盛唐时期社会安定繁荣经济上升，思想比较活跃，文学艺术成果显著，宗教、宫廷绘画很盛，记载许多大家，其中吴道子、王维、张璪、韩干等成就突出。而晚唐五代社会动乱，纷争不止，经济衰退，却有荆浩隐居太行山多年。将中国山水画推向完整阶段，董源在南唐，黄筌在西蜀，都成为开宗立派大师。元代异族统治，汉族仕人深受歧视，却出现黄子久、倪瓒等山水画大师，影响几个时代。明末清初社会动荡更甚，民族矛盾严重，堪称乱世，而名家迭出，尤以石涛、朱耷、渐江、石谿、龚贤等成就最著。应该注意的是这些时期大多是社会动荡造成正统儒家思想削弱，道家、佛家及杂家思想比较活跃。相反，明朝早、中期，虽然社会相对安定，经济较发达，却因社会正统思想束缚较深，虽然出现浙派吴派的兴旺，却少卓越大师出现。
近代中国自19世纪逐渐衰败，列强侵凌，政治动荡，军阀混战，民生凋敝。而中国画坛竟前后出现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三位继往开来的大师，其后陆续出现了徐悲鸿、林风眠、蒋兆和、潘天寿、张大千、李苦禅、叶浅予、赵望云、李可染、石鲁、黄胄等位大师级人物。应该说这些光彩的名字照亮了20世纪中国画的历史。综观以上情况，不妨说对于中国画这种注重主观情境表达和抒发性灵，充满东方文化精神的画种，似乎在艰难困厄的时代压力下，却较安定富足的盛世出现天才大师的几率更高。古人说“诗穷而后工”，因为时代的艰难，人生的潦倒，造成诗人的感慨尤深，方出好诗(杜甫、曹雪芹为显例)。画家作为个体活动的创作者，困顿的物质生活和精神苦闷的压力，对于庸常者无疑会令其沉沦驻足，但对天分素质学养俱佳性格坚毅的天才人物来讲更可能成为埋头努力、苦心励志、一鸣冲天的动力。
那么，今后这个事情的前景又会怎样呢?对一个中国画家来说，其青年、中年时期(35岁至55岁前后)我暂称为孕育期，在此期间画家做好学养上、技艺上和心理人格上的充分准备，以达到艺术更高的炉火纯青阶段。经此尺度看吴、齐、黄三位的孕育期都始于19世纪，而徐、林、潘、傅、二李等位其孕育期开始在20世纪早期，石鲁、黄胄则开始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
就大师出现机率看今天中国画坛，令人不安的是大师级人物的阙如。以北京画坛看，自李可染、叶浅予去世后，画坛便缺少了主盟人物。五六十年代培养的画家和80年代后培养的画家中间出现了断层。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言难尽。这里有对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影响，对传统审美精神和艺术规律的疏离背逆，传统文化教育素质下降传统艺术教学方法的弃置，以及人才培养使用政策上的极左影响造成的种种偏颇等原因。另一方面是50年代以来思想上强调一统，政治运动不断，造成僵化、沉闷与禁锢的意识环境，无形中影响了一代人才的成长，使许多富于才华正处酝育期的青年受到压抑，终于造成今日的窘境。可以安慰的是80年代以来，一批中年画家破土而出，成为今日画坛中坚。这部分人大多出生于四五十年代前后，少年青年生活穷困，经过“文革”风雨，体味人生苦况，大多有自我奋斗经历，有一定社会体验，天分较高，艺术功力扎实，思想活跃而头脑冷静，审时度势而能处高望远，“文革”前至世纪末可称他们的孕育期，在他们中间有望出现21世纪早期的大师级人物。对于他们来说，身体精力的充沛是重要的，长寿成为制约攀顶的重要前提。不久前画家王晋元病逝的噩耗令我们深感悲痛震悼，不仅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星辰殒落，更是冲顶群体中失去一位德艺俱佳的好伙伴，更令人们深切感到画家们健康的重要。
在进入盛世的中国，令我有所忧虑的是年青一代。如果我们把老一代前进中曾遇到的困难比喻为挡道的巨石，则新一代青年成长中遇到的将是一个个陷阱(而不少是美丽的)，其中将不乏有早来的荣誉，金钱美女的成功幻象或由此而来的破灭。他们生在富裕顺利的环境中，很多青年向往早熟易得的成功及由此而来的快乐物质生活。这些人的危险是人生与艺术陷入极端个人意识中，漠视生活与艺术的种种法则，淡化艺术家的社会责任。在一些传媒不负责任的炒作下，先是浮躁，然后是消沉与沉沦，过早地燃尽才华油盅的最后一滴，随时被判出局。盛世的危险在于有才能的人变得平庸，灯红酒绿的温柔乡令人骨醉神销。大师出现的几率可能降低。然而历史走向实难预测。而我则期盼着在新世纪里伟大的中华文化在发展中得到全面的复兴，向当代的画家们呼唤大师，热切地期待大师的出现。
（作者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委会秘书长、中国美术理论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