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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时期小说与日本战后文学
作者：曹志明
从文学史的视角来看中国新时期小说，无论从文学的观念还是从创作实践，都发生了巨大转变。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是新时期文学发展的两个阶段。有人用“两个回归”来表述中国80年代的特征，即“文学的回归”和“人的回归”。“文学的回归”主要指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的功能及其创作方法。“人的回归”是倡导“人的主题”。这主要是针对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潮，尤其是对十年浩劫的控诉和对历史的反思。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然而，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寻根文学”开始偏离了政治功利轨道，离开政治生活题材，取向乡风民俗，与传统文化相亲和。这是一次试图与世界文学接轨的一次尝试。进入90年代，随着经济、政治改革的深入，中国社会文化形态现出转型特征。在这种社会文化的推动下，文学的商品化、多元化转型特征也开始显现。80年代末出现、90年代转盛的“新写实”文学，“私人化写作”等就是这种文化语境中产生的文学思潮。90年代中国文学界的文学与80年代迥然不同，那种政治功利主义的、理想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在商品经济大潮中，90年代的中国文学趋向多元化、商品化，文学地位也由中心转向边缘。中国新时期文学出现的这些现象与日本战后文学的走向颇有几分相似。日本战后文学与中国新时期小说，在历史文化语境上、在文学现代化的进程中、在文学所面临的问题上都有一定的类同。
一、“伤痕文学”与日本战后初期文学
中国伤痕小说主要是暴露“文革”十年灾难的小说。这类小说揭示了“文革”十年的黑暗现实给国家造成的危害，给人们心灵造成的深深创伤。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不仅给中国及亚洲各国、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难。中日两国所经历的历史灾难，都有其自身的历史必然性，劫难不仅造成社会财富的极大无益耗费，而且还造成人的精神世界的严重扭曲。历史翻到新的一页后，中日两国都出现了声讨、控诉的社会思潮。历史由专制转向文明，作为对文化专制的反拨，文学代表了对历史灾难的控诉与批判的时代最强音。战前，日本法西斯当局野蛮地镇压共产党人和进步作家，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被虐杀，几乎所有无产阶级革命作家都被审讯过，有的长期被关在牢狱中，直到日本战败。1945年11月，在无产阶级作家的鼓动下，发起了新日本文学会，并创办了《新日本文学》杂志。其宗旨就是创作和普及民主主义文学，批判和揭露战争罪行。首先无产阶级作家率先发表作品，如无产阶级作家宫本百合子发表了一系列反战、控诉军国主义罪行的评论及小说，其中小说《播州平原》通过主人公广子的所见所闻，展示了日本战后初期凄惨的景色，混乱的社会，人民的痛苦遭遇。德永直的小说《静静的群山》描写了工人和农民与资本家、地主的斗争，中野重治的小说《五勺酒》追究了天皇的战争责任等。
中国的“伤痕小说”的首次登场是1977年刘心武发表的短篇小说《班主任》。这部小说将“文革”中“四人帮”推行的文化专制界定为“法西斯文化专制”，并揭示了这种文化专制给人们带来了精神上的“内伤”。1978年卢新华发表了小说《伤痕》，描述了“文革”期间许多知青遭受的苦难，留下了无法抹去的“伤痕”。继《伤痕》后，涌现出大量描写知青在上山下乡运动中遭受欺辱、磨难经历的作品。另外，“伤痕小说”还大量表现了普通人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如陈国凯的《我应该怎么办》、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等等。“伤痕小说”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既有对丑恶灵魂的鞭挞，也有对人民遭遇的同情。
无论是中国新时期的“伤痕小说”还是日本战后初期的民主主义文学，它们都是从重大历史灾难后，人们精神和肉体受到的伤害入手，以“伤痕”控诉灾难，追究和批判历史的罪人。并且，中国的“伤痕小说”和日本战后初期的民主主义文学都是以强烈的政治意识视角进行创作，随着中日两国作家分别对各自历史的重新认识和深刻思考， 一批追溯历史根源的“反思小说”涌现了出来。
二、反思小说与日本第一次战后派文学
中国的“反思小说”首先对建国以来发生的重大政治历史事件及社会生活重新审视，揭示“极左”思潮和“文革”的出现并非偶然。如鲁彦周的小说《天云山传奇》，张贤亮的小说《录与肉》等。另外“反思小说”在对人生沉浮的描写中反思历史，其一大主题便是对人生价值的反思，如张贤亮的小说《绿化树》路遥的小说《人生》等。这些“反思小说”大多描述了“人”在“历史”与“政治”的过多干涉下或扭曲或失语。刘再复曾将新时期以来的“反思文学”概括为三个方面，即政治的反思、文化的反思和自审的反思。刘再复还就“文学的主体性”问题和敏泽等人展开了论争。刘再复在《论文学的主体性》一文中主张：“文学应把人的主体性作为中心来思考”，“文学是人学。”这种冲击“反映论”的观点遭到了敏泽等人的反对。他们认为刘再复的文学主体论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而使这场论争具有了浓烈的政治色彩。中国这种论争在日本战后初期也同样发生过。
1946年， 日本第一次战后派诞生，它是以平野谦、本多秋五、荒正人等七名评论家和作家创办的《近代文学》杂志为开端的。虽然他们一度参加了新日本文学会，但却与新日本文学会有明显的分歧。他们反对民主主义文学那种强调阶级观点和意识形态的文学。《近代文学》派的基本方针是：艺术至上主义、尊重人权、冲破意识形态观念的束缚，追求文学的真实性。平野谦在1946年发表了《一点反论》一文，批评了日本战前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认为他是政治运动的牺牲品，污蔑马克思主义文学运动侵害了人的尊严和自由。为证明他的理论，他写道：“请看小林多喜二的遗作《为党生活的人》，作者借着革命运动的名义对同情革命的笠原的个人尊严、自由进行了侵害。这不单单是小林多喜二的弱点，而是涉及整个马克思主义文学艺术运动的一条病根。”荒正人在1946年发表的《第二青春》中，主张确立现代的自我，将艺术至上作为确立作家主体性和文学自律性的主要方向。对于《近代文学》派提出的这些问题，民主主义文学阵线中无产阶级作家中野重治站出来进行了驳斥，他指出：平野谦向反革命势力暗送秋波，陷入了不知区分帝国主义专制政治和反帝国主义的民主政治的谬误之中。
《近代文学》派以确立“近代的自我”的文学批评为先导，开拓了第一次战后派文学的第一步。此后野间宏的《阴暗的图画》、梅崎春尘的《樱岛》、埴谷雄高的《亡灵》和椎名麟三的《深夜的酒宴》等文学作品发表以后，第一次战后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在理论和创作两方面开展了文学运动。第一次战后派作家及其评论家大多数在日本战前参加过左翼运动或加入了日本共产党，而且在被捕后被迫发表声明脱离共产党。因而他们对战争及左翼运动有切身体验。他们的作品可以说反映了三方面的问题，即对战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