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解释存在，追索内心
作者：胡传吉
十多年来，青年文学批评家谢有顺一直站在中国文学最前沿的风口，很多与他同时起步的批评者早已转向更宽泛的文化研究，但他的重心始终还在中国文学的现场、中国文学的生存状况、中国文学的未来前景上，他似乎对中国当代文学从未失去过信心。从大学本科开始，谢有顺就活跃于文学批评界，直到成为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最年轻的得主，他一直不张扬、不浮躁，一直在坚持一种有尊严的写作，他的批评文字有着自己独有的精神品格。
他的新著《先锋就是自由》2004年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录了作者近十年来写的大多数重要批评文章。书中涉及的众多话题，甚至还没有引起本该敏锐的学界普遍重视，但他自信，书中所论种种，迟早会进入众人的视界。他的文字之所以不严肃不郁闷，既有正气的品质又情趣盎然，用词屡有独创性，乃因为他一直在无限靠近文学本身。这种境界，只有深爱文学的人方能抵达，更因了他自身的天赋与悟性，才得以使他的文字从文学本身获取如此多的养分与灵感。
《先锋就是自由》一书的开篇，论及的是中国当代小说的话语变迁。谢有顺认为，“叙事也是一种权力”：叙事既可以解构原有的价值和意义，也可以创造新的价值和意义，它在语言世界里是自足的。在这种叙事和话语伦理的变迁中，他概括出了三种话语力量：反抗总体话语，走向个人；反抗现实制约，走向虚构；反抗形式崇拜，走向私语。同时，他认为一个文学的对话时代已经来临。以个人、虚构、私语这三个词，作为当代小说话语的核心价值来阐发，并从中发现叙事伦理变迁的秘密，这无疑需要不同凡响的艺术发现力。从中，我们也可窥见谢有顺个性突出的批评风格：他总是以存在的追索为旨归，重视词语的力量，从而使自己的论述迅速到达事物的中心。比如，当评论界、大众媒体对“身体”一词彻底妖魔化之时，谢有顺在《文学身体学》一文中，对“身体”之于文学的亲密关系重新作了辨析和论证。他笔下的“文学身体学”，“不是灵魂的虚化，也不是肉体的崇拜，而是肉体紧紧拉住灵魂的衣角，在文字中自由地安居”。他甚至提出，“文学是身体的语言史”，“离开了身体的独特经验，语言的创造性是无从谈起的；同样，离开了语言的创造性，身体的经验也不会获得有价值的出场空间。二者在写作中应该同构在一起。”——这是一种崭新的观点，它为我们观察当代文学的诸多变化，提供了极富创造意义的视角。这样的批评，其实已经不再是一种简单的阐释，而是成了一种命名——谢有顺一直渴望成为“有勇气在存在的冲突中为存在命名的人”。这无疑是一个崇高的批评理想，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批评的一个突出困境就是日益丧失面对文学现场的命名能力。
然而，阅读《先锋就是自由》，你会发现他对中国当代文学不仅熟悉，而且认识通透，他在任何时候都有着自己清醒的判断，有着自己的命名能力，并了解作家们的长处与不足。你只要看看谢有顾对余华、尤凤伟、铁凝、莫言等作家精彩独到的评价，看看他对小说与散文的文体研究，你就会发现，原来批评也可以是一种写作，一种有思想含量、有创造精神的专业写作，同时，它还可以充满批评家个人的生命感悟。从这个角度说，《先锋就是自由》一书所收的《余华的生存哲学及其待解的问题》、《一九五七年的生与死》等文，堪称是当代文学批评的典范之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谢有顺的批评高度，也许来自于他广阔的视野。他习惯于把中国当代文学放在世界文学的语境中来考察，同时，他又注重这种世界文学经验经过中国化之后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他总是善于发现作家们在写作上的焦虑与困境，这显然与他自己一直保持着写作的自我警惕有关。谢有顾认为，有焦虑才有写作自觉，才有自我清理、自我援助的能力。正如他在《先锋就是自由》一书的自序中所说：“人只有真正站在语言面前，才会知道自己是贫穷的。”他清楚地知道，除了内心的那点真实，一切都是虚妄，所以，他的批评一直注重解释存在，追索内心，一直没有停止对文学和未来的诗意梦想。
正因为还有梦想、还有写作自觉，所以，谢有顺的写作一定可以走得更远。
二、独立在野的写作姿态
于坚曾说，“写作的勇气和智慧，就是把‘不可告人’告诉人”，这是一种独特的表达，它意味着一个创造者所说出的，应是和别人完全不同的精神事实。谢有顺大概是有这种自觉的，所以他喜欢米歇尔•福科的一句话：“我忍不住梦想一种批评，这种批评不会努力去评判，而是给一部作品、一本书、一个句子、一种思想带来生命。”能给作品带来生命的批评，一定有能力把种种正面或负面的“不可告人”发现出来，摊开在读者面前——有的“不可告人”是因为隐藏得深而难以发现；有的“不可告人”乃因为太普遍而熟视无睹。我想，能给作品带来生命的批评，不是语言暴力，也不是流行的语言泡泡糖，而是视界，是发现的眼光，发现写作者与时代的困惑、为现在和未来的读者拣出经典，有所肯定，有所判断，有所取舍。点燃作品的生命，批评首先要有自己独立的灵魂。而更优秀的批评，应该有自己独特的笔法，应该有一套自己的说话方式，应该从千篇一律的总体话语中遁逃出来，向更有生命力的个人话语方式靠近。有时候我甚至想，把某些学者论文中的双引号里面的文字去掉，还会剩下多少文字是来自他们自己的思想、创见?
我以为，批评也应该是一种写作，需要勇气和智慧，需要介入、干预，需要写作者的心灵在场。 这种写作的姿态，跟写作的尊严紧紧联系在一起。曾有论者指出：“谢有顺是独步思考的在野批评家。”从理论上来讲，每个批评者都应该是独立在野的，但事实上，一些批评家动辄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以代言人的姿态出现在作品面前，放肆地嘻笑怒骂，他们把批评对象踩得低低的，既无批评的尊严，也无写作的尊严。直接的后果是，批评仿佛成了—种自娱自乐的游戏，作家们宁愿倒向书商倒向影视也不愿意看一眼批评文字。在某种程度上，谢有顺独立在野的批评姿态打破了这种圈套。
我所指的独立在野的写作姿态，不是说他高高在上，不是说他清高自怜，而是指他从个人内心真实出发，保持清醒的个人立场，在面对他的批评对象时，总是保持了起码的尊重，承认自己也是读者。文字透着愤怒是出于个人责任，喜欢的情绪又发自个人内心。批评毕竟不同于研究、不同于资料整理，批评要对当下作出敏锐的及时反应，个人立场无法缺席。其实国人的毛病除了鲁迅先生痛心疾首的奴性之外，还有很多不自觉的毛病，比如爱喊口号，爱融入革命大合唱，惟独需要发出自己声音的时候，总是失声。大家习惯了一起说话，用同一种方式说话，而往往忘记集体之下，还有个体存在。可想而知，在大家都用同一种方式发音的时候，能用自己独立在野的方式发言是多么可贵，前者只是器官发声，而后者则是以物理器官为依托发出心灵的声音。文字不是杀人利器，也不是炫耀的资本，更不是迎合的工具，同样也不应该是冷漠的手术刀。能用自己的方式能站在自己的立场能从尊重对方出发而发出清醒的批评声音，就是我所指的独立在野的写作姿态，这不仅仅只适用于谢有顺的文字。因为时代的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