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变动中的当代新诗史叙述
作者：霍俊明
洪子诚在《重写诗歌史?》中对新诗史本体和新诗史叙述进行了双重反思②，肯定了重写新诗史的必要性和意义。认为新诗史可以包括一切对新诗运动、思潮和艺术形式、诗歌流派和诗人创作的内在研究，更新研究观念和方法的“重写”，重估“主流”发现“边缘”，深入把握新诗发展过程的矛盾。而洪子诚也相当深刻地指出“重写”新诗史困难重重，这不仅涉及到史料的收集、辨析等基础性工作而且牵涉到“诗歌史”研究、写作立场和出发点并激活这种研究“冲动”的“立场”的确立等诸多问题。在《问题与方法》中③，他又集中而深刻地对当代文学史写作的诸多问题，如当代文学史研究现状、研究滞后的原因、“叙事形式”和“真实性”、当代文学面临的压力、文学体制与文学生产、当代文学的“经典”问题进行了全面梳理和反思。
重写《中国当代新诗史》的动因机制
在当代新诗史写作中，最具代表性、影响广泛的应该是洪子诚和刘登翰合著的《中国当代新诗史》。然而更具意味的是二人修订的《中国当代新诗史》在2005年4月的出版。这种历史叙述文本之间的缝隙和差异更能说明在“当代”语境下重写新诗史、文学史的意义以及相关问题。早在十多年前《中国当代新诗史》出版之际，新诗研究界就称赞其在材料的丰赡、取舍以及客观谨严的叙述分析等方面，均表现出成熟的史家眼光和可敬的学术勇气，认为该书首次对中国当代新诗发展的丰富实践做出了某种理论形态和知识体系的概括，从而提供了一个认识和反思中国当代新诗发展历史的基本框架。而经过修订的《中国当代新诗史》在保持已有优点的同时，弥补了初版的某些不足，④充分体现了著者之一洪子诚特有的当代文学研究理路——即在评述各类文学现象时，着重点不是将创作和文学问题从特定的历史情境中抽取出来，按照编写者所信奉的政治的、伦理的、审美的价值尺度做出臧否，而是努力将问题“放回”到“历史情境”中去考察。《中国当代新诗史》初版是在1993年，修订版是在2005年，时间跨度为12年。而实际上，初版本的主要部分是完成在1988年，⑤那么两者之间的时间差就是17年。而在这段不短的时间里，当代新诗的发展和演化是相当复杂也是相对而言成就突出的时期。尽管初版的《中国当代新诗史》面世后就受到广泛的关注和赞誉，但不管是洪子诚本人，还是研究者也发现了这部诗歌史的一些“不可避免”的缺憾。而显然，洪子诚认为当代新诗史叙述从“文体”和“文学自觉”而言是不足的，而《中国当代新诗史》“这部基本上是在80年代初期就确定了的框架上叙述的诗歌史，有时候便难以充分表达我们目前的某些认识。当然，诗歌史可以有多种写法，有不同的概括角度和不同的处理方式；不过，如果现在重写一遍，肯定会是另一种结构和叙述方式。最使我们感到遗憾的是，我们未能更自觉、更集中地从文体的角度来审察当代新诗的进程，以此作为结构和描述的依据。”⑥而这种缺憾与不满也正是洪子诚、刘登翰进行新诗史重写的一个动因。
可见，洪子诚对新诗史叙述的文体和美学意识是相当看重的，并且是一种开放的“文体”意识。在“重写新诗史”的冲动和书写机制中，对当代诗歌尤其是1949—1976年的诗歌史现象的重写，其变动是很大的，并且用当下的美学范畴来评判甚至否定前此阶段的诗歌写作。在强调诗歌写作的文体意识和美学风格的重要性的同时，那些强调“社会政治生活内容”、“向社会性倾斜”的诗歌文本就受到了贬抑和否定。而洪子诚先生的在具体文学史发展语境中开放的、“容留”的美学和文体意识无疑对于梳理和呈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历史更具有可贵的精神和书写理念。
另一个“重写”的动因，则是祛除文学史“历史真实”的时间神话，突出文学史写作在本质是一种带有修辞和想像性质的话语方式。即使是在以述史客观、冷静，企图回到历史情境的洪子诚这里，也深刻地意识到历史书写和文学史书写作为想像和话语修辞的文本性质，并在诗歌史文本的“经典”和“边缘”之间在历史和现实语境中重新定位。洪子诚对“当代”与“史”的矛盾有着深刻的认识和洞见，也充满了不可避免的困惑甚至“无奈”。当诗歌运动和新诗写作不只是4年而是近20年的巨大变化和复杂形态时，作为“当代”叙述者洪先生也明显缺乏对讲述历史“真实”的自信。洪子诚在修订过程中，工作曾一度停滞，“除了有别的事要做，更重要的原因是，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其实可能并不复杂、却让我们茫无头绪的‘诗坛’，是否有能力把握，是否能做出不太过于离谱的叙述缺乏信心。在一个时间里，甚至有过放弃的打算。我们面对的，其实也就是80年代编写这本新诗史时已意识到的难题。”⑦
两个历史叙述文本的差异与变动
这种重写、修订不只是体现在容量上增加了7万多字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在对“重要诗人”的认定、新诗“经典”、诗歌流派的研究、叙述的重点和修订的尺度等诸多值得关注的问题和相应的变动。
在1980年代以来以“文学性”为主导的新诗史、文学史实践中，1949—1976年间的新诗逐渐受到批判以及程度不同的忽视和压缩。以美学和现代性为圭臬的一些当代新诗史书写范式对于反拨以往的政治话语的历史书写其进步意义自不待言。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任何叙述历史的话语方式都要与当时的历史本体联系起来，这也是话语有效性的前提。以1949—1976年这个新诗历史而言，其与政治文化的粘连关系是一个显著的事实。而对之进行的历史叙述很难单纯从美学的角度把复杂的文学史现象和问题剥离出来，一个合理的话语方式就是如洪子诚先生所言的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去。一些新诗史、文学史对1949—1976年的新诗就进行了大量压缩或者忽略。⑧以《当代新诗史》对“政治抒情诗”的处理为例，原版的第五章“政治抒情诗的潮流”与修订本的第六章“60年代诗风和‘政治抒情’”，无论是从篇幅的压缩还是对诗人的重新处理上和诗学的整体性反思上都具有简约化特征。这也是诗歌史应该越写越“薄”的一个筛选和简约的过程。在对新时期的“复出”诗人的论述中，在“‘迟到’的诗人”一节中，⑨变化就很大，初版涉及的诗人有刘湛秋、刘祖慈、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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