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爱情与政治的纠缠
作者：沈芝霞
在新世纪之初，回首20世纪50年代这些人性化作品，它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无庸置疑的。可是，历史不能仅仅用好坏、善恶来单纯地褒贬。“在人类文化发展的任何一个历史环链中都有一个恒定的、超越一切时空的价值标准，这就是以人性与人道主义为底线的人文价值标准”。③今天看来，当年把这些作品当作“毒草”铲除，主要原因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在恋爱上表现为爱情至上主义)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的、建筑在共同的革命政治基础上的爱情的厌恶和敌视，以及他们想用资产阶级恋爱观点摧毁爱情中的政治基础的一种企图。”④而“鲜花”的誉美很大程度上是针对“毒草”而言，是给“毒草”平反，依然以政治标准衡量。爱情这一人类最本真的感情，被当作政治工具加以利用。
联系历史来看，这一现象的出现并不奇怪，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初民社会的人们就将自己纯真的生命情感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大有意味的是，后代的统治者出于政治需要对其进行否定，极力剔除男女之情的“人欲”，爱情在漫长的社会历史中历尽磨难。在特定历史社会，爱情远非男女之情那么简单，对双百方针时期的这些“有意之作”不可等闲视之。这些作品相对于50年代爱情描写的简单化、模式化有很大的突破，但这种突破大多是表面的、局部的。以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爱情故事，更多的让我们感受到社会生活对私人空间的挤压和吞噬，爱情的结局是个人向社会的认同，知识分子的思想由“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靠拢，是演绎爱情故事，还是进行道德说教，本是人性化作品却变成了政治意图的阐释，表面的开放仍摆脱不了深层的禁锢，而与此同时，爱情话语的社会化、政治化又加大了这些作品的历史内容含量。对待历史上特殊时期的这种特殊的文学现象，浅层次的是非纠纷无异于隔靴搔痒，做文本、社会、文化的多视角思考才是急需的工作。把这些作品还原其所在的历史语境，用一把社会历史文化的审美标尺，客观冷静地评价，才更有价值。〖JP5〗一、“双百”方针的时代背景与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JP〗“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应我们国家的社会发展需要，在特定时期提出的治国方略，和知识分子的精神自觉无关，也不是一种自发的文学运动或文学观念，它同时涵盖了除文学之外复杂的政治、历史、社会等诸因素。1955年，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毛泽东觉得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工作的重点应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1956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出了实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决定。在敏感的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没有作出明确说明的情况下，在批判胡适、俞平伯、胡风等知识分子的硝烟尚未散尽之时，双百方针并没有给出确切内涵，权威者仅凭其高度的自信提出的这一主张，便让人们心里疑虑重重。无论如何，大政方针已定，知识分子唯一能做的只是深入理解这一精神实质，并有效地付诸实践。当年，叶圣陶在作协党组召开的座谈会上就提出，“文学事业跟行政工作不一样，跟工农业生产不一样……文学事业到底是个人的劳动……既然是个人的劳动，不用问有了领导有什么坏处，只要问有了领导有多少好处。”“有了领导这个词儿，是不是跟近来提倡的‘百花齐放’有点儿冲突……叫人家这么想，原来万紫千红应该开成同一模样?”⑤今天，我们反观历史，同一模样的“百花”实际是由制度造成的，是人力所不及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突出特点，一是由国家控制绝大部分重要社会资源，并通过各种形式的“单位”进行实际运作，个人一旦脱离国家计划，失去“单位”的认可，就会失去相应的物质保证；二是片面强调某些价值观念，重国家利益轻个人利益；强调同一性，否认多样性；要求社会成员绝对服从，全民价值观念向国家“靠近”的一致性，价值观念的多样性没有必要的物质保证。⑥统一领导下的百花齐放，难于形成百花争艳的局面。
当“文学创作活动必须为政治及其一系列运动服务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文学创作已经成为一种被动的政治工具，独特情感世界的知识分子话语当然无从谈起。然而，历史发展的复杂之处却在于现代知识分子话语因为其自身的生机而很难像雨水打湿的头发那样可以随着政治运动的梳子而立即理顺”。⑦短暂的文学春天，一方面让知识分子欢欣鼓舞、扬眉吐气；另一方面又心有余悸、惴惴不安。这种压抑已久，极欲宣泄，却又瞻前顾后，复杂的矛盾心理是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真实心态。老作家废名(冯文炳)觉得在双百方针下，“大旱望暴雨，我像枯苗一样期盼着雨水的润泽”，在筹备写作中，他明显意识到不同的文学观念、不同的创作道路之间难以协调的冲突，“表现个人的思想感情变化还容易，也能表现的真实，但是是不是工农兵喜欢看?怎样达到普及的目的，是个问题。”⑧“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早春天气”，“乍寒乍暖”，让人难以适应，有作家提出“百花齐放”里要有两个“放”字，一是作家要把匠心“放”出来，一是领导——特别是党的领导要“放得下心”。⑨因为领导不可能放得下心，所以更多的作家在匠心上费尽琢磨。我们看到的小说多是过程的“个性化”，结果的“革命化”。主人公经历浪漫的情感波折，最终仍逃脱不了向工农民众情感认同的命运。许多作品真实抒写了知识分子的个性情感向革命理性靠拢中的矛盾挣扎、痛苦蜕变。《红豆》是当时爱情小说中最具突破性的作品，今天读来，仍不失为一篇优秀的爱情小说。它讲述了大学生江玫和齐虹因生活趣味相投而相爱，又由于政治立场不同而分手的爱情悲剧，展示了知识分子对人生道路的选择。爱情只是“表象”，作品的深刻内涵在于“十字路口的搏斗”。宗璞认为“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不断出现十字路口，需要无比慎重，无比勇敢，需要以斩断万缕情思的献身精神，一次次作出抉择。祖国、革命和爱情、家庭的取舍、新我和旧我的决裂，种种搏斗都是在自身的血肉之中进行，当然是十分痛苦。”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