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晚近写实文学的核心原则与价值体现
作者：王 晖
一、写实文学的核心原则
作为一个因内部文体的差异而使其有着广泛包容性的文学生态，写实文学自身品格构建的多重性应该是可以得到理解的。然而，正像我在分析新写实小说时所涉及的有关它的几项基本原则一样，我以为写实文学也应当具有一些无论小说还是报告文学都能够通用的规范与原则。从这一认识出发，我依据对新写实小说构建的几个基本原则来全面审视写实文学，以为如下几个方面对于构建其基本品格有着重要的基石作用：
首先是人物与事物描述的实证性，即在文本中描述与现实可以对应的确指的地域性事物、人物和其它人文景观。我不否认这一原则是左拉自然主义小说理念的一个对应。左拉曾言：“我们只须在现实生活中取出一个人或一群人的故事，忠实地记载这个人或这群人的行为即可。作品成了一篇记录，再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它只有准确的观察，或多或少地深刻透彻的分析，合乎逻辑地连贯起来的事实等优点。”他的这种“科学时代”的小说写法在20世纪末的中国写实文学中得到了延续和光大。实证性描述，其深层原因来自于对“文革”甚至更早一些时期的无“人性”的“神性”文学理念的反动，来自于文学本体反浪漫、反虚妄的内在需要，来自于受众(读者)关怀现世、审视自身的接受法则。报告文学对这一原则的体现尤为明显——它以对现实中实存的人物和事件的“非虚构性”描绘为宗旨，但它并非是“摄像机”式的“照单全收”，而是力图将作家对人生和社会变迁的认识通过这种方式传达给受众，让受众去做或批判或模仿或保持中立的种种审视。徐迟写《哥德巴赫猜想》、钱钢写《唐山大地震》、卢跃刚写《东方马车》、赵瑜写《马家军调查》，都是对现世人物和事件的写实。但作家们并未就此浅尝辄止，徐迟对陈景润这样一个被常人“误读”的知识分子的“还原”写实，进一步暗示出“文革”对人的戕害；钱钢以全景式的手笔再现十年前惨痛的天灾，他所要传达的也不仅仅是还原历史的本相，而是思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秘诀；卢跃刚对北京名噪一时的“新东方学校”三驾马车(核心领导人)的实证调查，目的不在为其歌功颂德，而在揭示中西文明、制度的冲突；赵瑜对马俊仁及其弟子的恩恩怨怨的“实地取证”，目的也直指“民族英雄”光环下的人格、人性与集体无意识浸润的悲剧。可以说，人物与事物描述的实证性，是报告文学“非虚构性”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而力避“有文必录”的深化，又使得报告文学获得了文体存在的价值。与报告文学相比，其它三种文体类型在“实证性”的显现程度上按照口述实录文学、纪实小说和新写实小说的顺序呈递减态势。在口述实录文学那里，人物身份及粗略形态“有证可查”，最为突出的是人物语言的实证性(尽管这些语言可能已经被作家剪辑或重组)和现场情景的实证性(譬如记录者与被访者的对话，以及氛围描述)。纪实小说在事件或人文景观描述上的实证性要求应该高于其人物描述的实证性要求，譬如，《5•19长镜头》里中港男子足球赛的时间、地点及其当时的基本氛围与实际发生一致，具有可验证性和对应性，但文本中的主人公是虚构的产物，即使是这样，“滑志明”的形象也应有与现实中某个实存的人的心态和行为上的相似性。新写实小说则可能只保留了故事和人物生存地域及其人文景观的实证性，而在人物设置与事件设置等方面则行使小说家得天独厚的虚构和想像的权力。因此，当我们阅读池莉与方方的文本时，亲切感和陌生感会同时涌来——我们十分熟悉其笔下的“武汉”，它不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具体可感的现世存在。但同时文本中的人物形象又令我们陌生，因为这只是一些虚构的、并非实存的“镜像”。尽管上述几类文体对“实证性”的显现各有千秋、程度不同，但对于“实证性”法则底线的遵守却是不容忽视的事实。其中，报告文学在“实证性”之外比其它三类文体更具有创作主体介入的表征，如果不反对左拉“观察是指出，而实验则是告知”这样一种判断的话，那么，将口述实录文学、纪实小说和新写实小说视为“观察”，而将报告文学、甚至传记视为“告知”似乎是不无道理的。
其次是人物描述的平民化。这主要指两种情况：一是指作家描述或再现人物的视角(维度)；二是指描述的对象。前者实际上是对过去泛政治化时代文学中人物描写的英雄化、典型化、理想化和极端化方式的反拨，后者则是将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作为书写的主要目标。总之，是力图通过日常生活流程展示普通人物的生存状态。写实文学的这一原则，十分典型地反映出20世纪末中国文学描述对象由“超人”变“俗人”、由“英雄”变“平民”的基本轨迹。新写实小说和口述实录文学对这一原则的体现尤为突出。在《北京人》、《一百个人的十年》和《绝对隐私》等口述实录文学的文本中，“平民历史”的理念贯注其间，它们选择的是不包含高官显贵的“工农商学兵”，关注的也不是大开大阖的重大事件，而是“平民”们生活中凝聚着酸甜苦辣的“平凡事”、情感生活中的爱恨情仇、特定时代里的人性真伪和人格优劣。相比较而言，口述实录文学的“平民化”书写更具客观呈现、不露声色之特点，而新写实小说的“平民化”书写则常常显出叙述者多带有反讽意味的话语态度。报告文学的“平民化”涵盖了上述两种情况：它一方面以反映社会底层人物、弱势群体的人生人性人权状态为己任，另一方面，它对领袖和杰出人物的再现也归于人性化而非神性化，这种描述在优秀的文本那里往往还具有反思性或批判性色彩。前者在20世纪30年代夏衍的《包身工》、萧乾的《鲁西流民图》等文本中就得到生动的体现，20世纪末则更有《西部在移民》、《中国乡村教师》、《在底层》、《落泪是金》等对贫困山区农民、乡村教师、城市下岗职工、贫困大学生等底层或弱势群体的描述。这种描述的理由可以理解为报告文学作家对报告文学文体本质的深刻把握以及对中国当代社会的清醒认知。在此，我以为卢跃刚的一段话颇能代表这样的把握和认知，他说：“中国社会至今仍然是农村和城市二元结构，按阶层划分，又有富裕与贫困、上层与底层之分，如果我们的眼睛总是盯着城市、富裕、上层，无论是建构理论学说，还是用文学或者其他方式描述中国问题，都可能一叶障目，陷入‘假问题’的泥沼。……我只是发现，研究中国问题，如果没有底层、农村、贫困的参照系，没有这些层面——一个涉及十亿左右人口的层面的深切观察和体验，很难把握中国社会的走向。”①因此，只有全面观察中国社会，才能真实描绘中国社会，“平民化”视角与方法正是作家实现这一目的的重要通道。报告文学“平民化”的另一方面也早在《开麦拉之前的汪精卫》、《记贺龙》等文本中得以展现，20世纪末出现的《哥德巴赫猜想》、《长江三峡：中国的史诗》等文本无疑是这种“平民化“书写方式的继承与发展。那些以领袖人物或杰出人物为描述对象的传记作品，也将自己的叙述视角由过去的“仰视”调整为如今的“平视”，让被“神化”的人物走下“神坛”，也许这种带有“解密”性质的书写方式切合着文学适应市场化需求的潮流，但无论如何，“平民化”描述已经改变并将继续改变写实文学整体的叙述态度及其叙述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