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单纯的理想和复杂的文学性
作者：付艳霞
有关卑微者道义与尊严的书写是一种久违的声音。当代文坛经历了1985年的延伸与转折之后，从先锋小说的现代派技法，到新历史主义对于家族野史的另类书写，再到新写实小说，生存的艰难和在生活面前的物质经营稳稳占据了文坛书写的主流，至于道义与尊严则往往是“个人化”空间的理想和自我安慰。人、人性在很多小说中都只能够在欲望挣扎中体现其存在价值，而且这种欲望挣扎根本不是因为伦理道德与现实生活的龃龉，而仅仅是自身欲望的受挫而产生的失落、彷徨。然而，在徐岩这里，古老的有关伦理道义、有关正义尊严、有关同情友爱的主题又重新回归，它带着计划经济时代的印痕，它的叙事带着当代文学发展初期的单纯和明丽，但却着实让疲于奔命的人们能够重新体会人与人之间的温情。
《瓦儿》和《酒馆》可以看作姊妹篇。年轻的女人瓦儿嫁到钱家，上演的是一出“上对花轿嫁错郎”的老套故事，她看上的是有知识的钱坤，而入洞房的却是赌徒钱福。命运瞬间的玩笑让女人的生活出现了歧路，一如小说中并行不悖的两条线索一样。女人独自支撑家庭的艰难和对小叔子钱坤的思念，与钱坤出外打工和打工妹小英的爱情同时进行，相互映照。最终，钱福入狱、小英拒绝了钱坤的爱情，命运仿佛一眨眼间又让同样善良的两个人重新回到了起点。最后，面对瓦儿站在窗前那美丽而忧伤的影子，钱坤感到了温暖。《酒馆》的故事依然是戏剧性的，矿工吴大权因替老乡大河的班而遭遇矿难，寡妇吴嫂开酒馆谋生，大河自觉担当起这个家庭中的男人的角色，就在二人感情愈见浓烈、生活出现转机的时候，灾难又一次降临，大河成了救工友逃离矿难的英雄，却成了再一次抛别吴嫂的男人。生存的艰难没有让任何一个人变得更加精于算计，而是让他们变得更加坚守为人善良的本分。尤其是其中的男人，无论是钱坤还是大河，都是男子汉般的男人，铮铮铁骨中蕴含着重然诺、讲义气、保护女人的柔情。就连《酒肆》里那个不满二十岁的谢四也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街上救人、他保护桂嫂，都很难说是出于什么见义勇为的宏大理想，只不过尽了一个人的本分，或者准确地说，是一个男人的本分，这只不过是更强壮的社会性别近乎本能般的善良和道义。
又是道义，道义是徐岩小说绕不过的话题。这种道义与人物的生活状态无关，甚至与他个人的品性无关，许多时候是一种为人的本能。一如《加油站》里那个本来想去抢劫的出租司机金哥，在遇到真正的抢劫犯时候的正义和勇敢的瞬间爆发；一如那个整天勾引女下属，却在生命垂危之中想到不用裁员了的马文博，一如《桃色梦》里那个骗了黄家桥的钱又良心发现的女人，在他们这里，道义仿佛是沉睡在人心底而猛然被一声惊呼唤醒的意识，在危难中爆发了强大的正义的力量。这些行为方式上缺乏正义与道德的人物尚且如此，那些平日里就温柔仗义的人在关键时刻的出手相助就更可以理解了，比如《火焰熄灭的冬天》里那个为同事嫖娼交罚金的曹疏影，《酒肆》里那个为学校捐款的贫苦人桂嫂。不同的是，在女人这里，道义更多地带上了温柔善良的韵味，曹疏影对吴大夫的同情、桂嫂对谢四的感念，还有《男人的岸》中诈骗女瞬间的良心发现等等。
徐岩在当代文坛充当了那个唤醒文学中久违的道义感的角色，尽管他的声音还没有响亮到振聋发聩，但他至少也是铁屋子里醒着的少数人之一，尽管这种清醒很多时候不是出于一种洞察的目光，而是源于一种善良的本能；尽管这种清醒偶尔也会被略显凌乱的叙事线索所冲淡。读他的《酒肆》，很容易让人想到同样呼唤道义的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读他的《别墅》很容易让人想到东西的《猜到尽头》。不同的是，鬼子在不动声色的道义毁灭中包含了现代人对于生存苦难、对于社会规则，包括权力规则和金钱规则的强烈关注和评判，而东西则在妻子对于丈夫的怀疑、猜测和追踪中透露了所有关于感情、关于婚姻的道义的揣摩和想像。也就是说，同样是呼唤，一个直接而纯粹，但耐力不足；而另一个酝酿了很久之后，爆发力惊人，内劲悠远。这样的后果主要来源于叙事，叙事不单单是技巧的打磨和结构的安排，而是一个“始于简单而终于复杂”的故事情节和一种讲述这种故事的语言的汁液混合而成的产物，其中蕴含着一种穿透生活的力量，一种在司空见惯中发现惊心动魄的野性的力量，而不是在戏剧化的急转直下的情节中直接透露出来的隐喻，尽管很多美好的细节会掩盖这种戏剧性的笨拙。
这里不得不提到徐岩的另一个短篇《跟渔民说话》。从整个行文来看，这个小篇什更像一篇记人散文。小说用第一人称叙事，用与物推移的方式顺叙整个故事，从“我”遇到渔民夫妻开始写起，写到两个人角色颠倒的劳动方式：男人织网、女人划船；然后引出“我”此行的目的，探望救命恩人徐伯。接下来回忆被徐伯救起的旧事；插入往事之后，又回到了小说最初开始的线索，接着聊有关徐伯的现状；然后到达目的地，发现事情的真相：徐伯已经去世；接着又插入有关徐伯去世前后的故事；最后表达“我”对徐伯的怀念。在这样一个短短的小说中，叙事线索几次中断，而每一次插入的情节往往都是为了保证事情的前因后果，实际上这种情形在《酒馆》等小说中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叙述者，或者叫隐含作者非常本分、实在，他与他的人物一样，愿意将所有的东西和盘托出，让事情看上去一目了然，这样执拗的做法的后果就是在捕捉到很多细节的同时又浪费了细节本身所可能蕴涵的力量，在将人物的所有经历和盘托出的同时却失去了让人物的精神面貌更加清晰的机会，于是在小说情节漫溢的同时牺牲了小说本身所具有的“空白”。或许换一个叙述角度，比如《跟渔民说话》的叙述角度换作徐伯本人恐怕更能产生无穷的余韵，而删掉结尾处对着徐伯坟墓所发出的感慨或许更能让“跟渔民说话”这个标题本身所蕴涵的丰富性达到极致。
这就涉及到写作者的声音，准确地说是隐含作者的声音的问题。尽管徐岩在近乎执拗地表达着自己有关道义和善良的理想，近乎执拗地用自己关东男子汉的声音呐喊，然而，在这样一个群响齐发的文坛，各种平庸而刺耳的声音都在大行其道，这种声音早已磨钝了人们的听觉，因此很难有一种声音能够真正地引起关注，除非在汽笛和摇滚中出现了一声狼的叫声，除非重新制造一种叙事的魅力。徐岩的写作路数更接近传统现实主义，他没有先锋小说的技法花腔，也没有新写实小说那种用一地鸡毛引发广泛共鸣的琐碎，因而他的经营更加有难度，因为早已熟知各种写作技法的文坛变得挑剔异常。对于徐岩而言，这种声音还有一种能够产生反响的可能，那就是这种声音比所有的声音都内力强劲，别人换气的当口这声音依旧回响，而这种回响能够在不经意间修正当代小说写作的某种“叙事伦理”，一如当年的莫言用“我爷爷”、“我奶奶”的故事让早已退化的后代重温那快意恩仇的旧日时光一样，徐岩要用农业社会、或者计划经济时代淳朴的人性和善良的民风重新唤醒人们心底沉睡了的道义和尊严，一种本能的、与所有外在物质因素都无关的、属于弱小者的道义和尊严。从《绥芬河》、《角色》、《北分场的秋天》、《下雪的三个夜晚》等小说中可以看到，徐岩的修炼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而且这种修炼已经露出了逐渐强劲的势头。
《绥芬河》是一个小短篇，或许正是因为篇幅短、涉及到的人物少，所以小说才显得干净、简洁而内力十足。陶马的善良和义气让“我”感动，而陶月对于爱情的坚持和独自承受爱情道义的执着让人动容。这个短篇的第一人称叙事角度的选取就恰到好处。《角色》则更好一些，这是从另一个视角写的《火焰熄灭的冬天》，甚至两篇小说的很多细节都非常相似，然而，《角色》更胜一筹，因为女主人公的演员身份与她在生活中的经历构成了某种映照，这种映照让一个婚外情、婚外恋的侦探故事带上了厚度和重量。让这个小说在不经意间产生了引人思考的余韵。还值得一提的是短篇《北分场的秋天》，这个小短篇采取的仍旧是“徐岩式的”典型情节：一个漂亮的女人开着一个接待往来客人的店面，左右集结着一些男人。然而，不同的是，这一次的大车店开在了监狱的外面，专门接待来探监的犯人家属，最后故事情节急转直下，原来这里上演的是一场侦察与反侦察的故事。同样是戏剧性的故事，这篇小说的叙述语言的选择就恰如其分。《下雪的三个夜晚》中的老许和《跟渔民说话》的徐伯可以看作徐岩笔下同一个人物的两个变体，也可以被当成人到老年的谢四（《酒肆》）。他同样善良、敬业、富有男子气概。在大雪纷飞的山坳里，老许与女人的邂逅让他体验到了孤单生活中道义与情意相互碰撞的温情，于是在大雪中目送着火车远去的老人、男人变得更加纯粹了。
实际上，无论是始于简单而终于复杂也好，还是戏剧性的巧合和偶然一再出现也好，都是小说的一种写法，而且任何一种写法都能够表达写作者的立场，或者更提升一步，是写作者的理想，因为在这个现实理想无从寻找的时代，文学往往是有理想者的最后堡垒。但是，这种理想的表达一定是独特的，或者说这种理想所传达出来的写作者的声音一定应该是独一无二的，它可以单纯、可以纯粹、可以青涩、可以直白，但一定要明确。然而，这仅仅是一种最低的要求，尽管这种要求时下的很多写作还没有达到。对于徐岩而言，写作者的理想和声音都已经具备，然而接下来的修炼会更加艰难，因为一切都是这样的，从无到有相对容易，而更进一步的提升显然会更加困难。而且对于写作者来说，心中理想再明丽、对人性本善的期待再殷切、对正义和尊严的呼唤再急切，都需要策略性的表达，因为写作的魅力、文学性的魅力就在于此。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