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执着于乡土世界的温情体验
作者：张学昕 何 杨
老藤的小说取材几乎全部集中在辽西这块黑土地上，因而也就自然具有了鲜明的本土地域特征。可以说《无雨辽西》强烈地透射着他对这块土地极具个人化的温情体验。作者能对辽西这块十分贫瘠的黑土地进行如此执著的关注和书写，固然有他供职于此独特经历的缘故，更重要的是，他真诚的情感已经完全投入于此，并把它审美化地提升到文本之中。作者的经历、体验等感性认知，与其质朴、古典的叙事风格，朴素的乡土、民间姿态与创作主体意识相融合，以毫无保留的直面现实的手法，写出了当代中国乡土生活的现实状态，并形成了他独特的、乡土化审美的精神向度。
老藤大量小说中流露出对辽西生活的温情体验，体现出作者对现实存在的一种态度和立场。作者已明显超脱出对现实功利的追逐和非此即彼的二元叙事姿态，以同情的悲悯的眼光看待现实生活世界。因此，无论是表现困境还是展示美好，呈现现实还是寄寓理想，他都能以一种既冷峻又关切的视角呈现出乡土世界的物质、精神性存在。
我们注意到，收入小说集《无雨辽西》的二十篇小说中，有七篇是表现基层村镇干部生活和形象的。我想，对这些小官人们的书写，主要还是基于老藤的生活经验和他对现实意识形态及其背景的清醒观察和深入思考。官本位思想给人性造成了巨大扭曲，即使在相对闭塞、偏远的乡村，腐败的权力也会灾害性地生长，甚至在民间、世俗生活中形成一种普遍的心理趋向：无论是官还是民，他们都会向权力屈服，甚至成为了权力的祭礼。通常，一些所谓“官场小说”、“反腐小说”往往把叙述重点放在人物内部，或人物之间行为与心理的冲突上，因而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人物本身与现实处境的关系。而老藤在选材上虽然也把村镇干部作为主要描写对象，但他的着眼点更致力于表现如何艰难地对现实的改造。这种视角无疑是由他对现实的深刻体验和态度决定的。
作者从自己的实际人生体验中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是人与人种种社会关系的产物，所以，人更是环境的产物。对于中国当代的农村现实来说，尤其如此。所以，不同于其他作家写人与人关系复杂性，他更强调在更为厚重的现实土壤环境中表现人性，写人性中的必然性，写人试图要突破这种必然性的艰难选择。
把人物置于一种环境、背景中，无论是大环境还是小环境，人物首先就获得了对自身主体性的确证，同时也获得了主体自身的空间。环境与人物在此就具有双重意味：既可以在环境中看人，也可以从人身上去看环境。从环境中看人，无论如何人是无法逃离自身物质世界的；因而当外在环境成为一种重压作用于人时，就不可避免使人具有某种存在的悲剧性。这或许也是人的无奈选择。《名字之错》、《信访无信》、《无雨辽西》中，现实有时会对人构成一种生存和发展的直接障碍，倘若人物被束缚，一般也就无法获得精神自由。越挣扎就越带来内在的苦痛。从这个意义上看，作者对现实产生了悲悯的情怀，从而形成这类小说文本的底色。在这里，人无法逃避环境，那么人自身就被深深印上环境的色彩。前面提到的三部作品，主人公显然不能去选择生存的环境，但至少可以去调节、缓解、改变与现实的紧张关系。再加上作者对生活阅历的积累和感受体验的积累，体现在文本中的就是在这种悲天悯人的底色中融进作者对进取、乐观的生活的向往、期望。因而最终呈现出文本中温情的体验和体验的温情。
从环境对人规约的现实开始，经过人对环境的调节，最后向理想状态迈进，这几乎形成了老藤该类小说的情节主调。《人事》最为典型。小说开篇便提到曾经——而今只变成了理想的——“鹭飞鱼跃”的老哈河，滋润了七官营子这个“七万人口大镇”的老哈河，甚至带来“似是而非的江南般的灵气”的老哈河，因为造纸厂排污过重，已经彻底被污染，以致“逐水而居的百姓也失去了过去的温顺与平和，变得像那浑浊的河水一样难以调理”。内河污染，原本是个非常普遍的问题。但作品中却强烈透露出作者对现实中人心的切肤之痛。所以，孟庆有的责任与其说是“治河”，不如说是“治人”。原本淳朴的乡土风情，被工业文明侵占了；虽然工业文明——造纸厂，给七官营子带来了源源滚滚的税收和财富，却同样给以洪山为首的一批利益追逐者带来了“鹤立鸡群”般的物质享受，它同时侵蚀了人的心灵，让一些人同流合污。乡村的理性开始面临被践踏的尴尬局面。“七官营子好比这老哈河，要洁身自好，你只能站在河岸上当看客，要展开工作，你就得进入这条河，可是一旦你进入了这条河，你就别想清白了。”这是前任书记卸任前对孟的忠告，也暗示着孟对老哈河的涉足是个二难选择。那么结果如何？“庆幸的是，老哈河水变清了。”作者在正文前面的这句提示，有意与文本情节颠倒了顺序。小说在结尾处先写张书记发现河水变清，再写他暗示孟被诬陷。作者意图与文本在表现形式上好像产生了矛盾，其实这也正是作者面对理想与现实矛盾所表现出的叙述的机智。人事，表面是指在换届选举中的人事变动，而实际上写的是“人”事，是人对环境所采取的主动、积极的人生态度。其中有许多艰难、曲折，但作者依然怀着温情与人物一起面对生活。虽然作者没有刻意地致力于去如何解决现实矛盾，但从文本所流露的情感中，可以很清晰地感觉到，小说有意把人物的生活推到某种极端状态，然后直接切入生活的实质，关心人物面临的尴尬，进入人的心理层面。
问题在于，从情节上看，这类小说都体现为稍显硬性的戏剧化倾向。过多巧合与“光明的尾巴”，使人有时不得不对文本的真实性产生了质疑。而且，人物与环境之间的矛盾仅仅做简单化处理，使人物总是有单面化、类型化的特点。这样，乡村许多根深蒂固的劣根性和现实复杂性就被遮敝住了。我们看到的往往只是一些力挽狂澜式的单打独斗式的个人英雄。小说的深刻性也因此被大大削弱。但我们也看到了小说的另外一面，那就是创作主体强烈而不加掩饰的善良、执着的美好愿望，期待乡村早日步入理想的生存状态的自信和热情。
我们感到，更重要的是，作家没有忽视当代乡村中国生活的艰辛和苦难，而且，以朴素的民间意识和强烈的人文精神去透视乡村生活中底层人们生存的状况，礼赞在这种状态下人所积淀下来的坚忍、善良和淳朴的精神气度。这就更能凸显出作者执著于乡土创作和对乡土中国温情的审美观照。既有他对社会转型期村镇底层百姓生活艰难处境的同情，如《国家羊汤》、《烧烤》、《血债》等；也有他对乡村人情美、人性美的礼赞，如《四色谷》、《麻栎树》、《锤房》、《谱匠》等。实际上，90年代以来的现代乡村小说，基本都围绕以上两方面思路展开。着力表现底层百姓、下层人民在商品经济的大潮冲击下所产生的困惑、不适和艰难的转变。他们或否认乡村转变所带来的结果，如谭文峰的《走进乡村》；或忧虑左右摇摆中农民的处境，如曹子谦的“温家窑”系列，刘醒龙的《分享艰难》；或赞美与现代生存方式进行自觉对抗的质朴的乡土情怀，如李佩甫的《学习微笑》。其实，这是在城乡二元对立的情况下，人对田园的一种精神回归，是对都市的仇视与逃离。张炜的“融入野地”以来构成的乡土叙事及其象征意义，笼罩着后来大部分农村小说创作。老藤的指向却显得相对简单、从容而明快。他没有像《白鹿原》或《羊的门》那样去构筑庞大的意向框架。这固然有中短篇文体篇幅的限制，但更主要的在于作者出于纯然而质朴的对乡土的关切。另外，他也没有像张继那样将农村生活制作成一幅幅“年画”式的喜剧。因为老藤确实以自身的情感，体验到了现实中存在的沉重，从而不断打开一个个生活侧面，发掘乡土之墙下的生活死角，所以，对时下流行的农村小说模式而言，老藤始终是处于一种游离状态。这正显示出他独特的审美价值取向。我感觉，这种审美价值取向与赵树理的风格颇为相近，“他总是执著的盯着这块土地上蠕动着的那些小人小事不放，既没有《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那种描述时代风云的大手笔，也没有后来柳青式的充满理性思考的农村分析。”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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