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全球化语境与中国经验
作者：李明彦 苏 奎
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学及文学研究是否会终结？
探讨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其前提是文学能够存在和发展下去，这是我们研究问题的逻辑起点。美国学者J·米利斯·希勒认为电影、电视、因特网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取代印刷机，电影、电视、因特网产生的大批形象，打破了虚幻与现实之间的区别，破坏了现在、过去和未来的分野。新的电信技术越来越取代文学，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文学逐渐要走向消亡。对于米利斯·希勒的这个观点，北京师范大学的童庆炳教授首先给予了批驳。童庆炳教授认为，米利斯·希勒和许多学者把文学的边缘化和文学的消亡这样两个不同的问题混淆等同了。米利斯·希勒所论证的，并没有充分的理由证明文学必将消亡，而是说明了文学正在走向边缘。文学之所以在高科技时代，在图像艺术冲击下仍然不会消亡，最根本的一点是因为文学所创造的是一种内心的视像。一般而言，电视剧、电影是一种外视图像。文学的独特性在于它的语言。在文学作品中，语言是媒介，但又超越媒介。当一个作家在运用语言文字处理自己的思想感情时，实际上已经在悄悄变化，语言文字变成了一种气韵、气势，作家的一切都不自觉地投入进去，他的经历、体验、思想、感觉、感情、联想甚至人格都融化到语言当中去了。语言已经混为一个整体的东西，不再是单纯的、表达某种意义的语言媒介了，所以文学语言构成的这种丰富的体验就不是其他媒介轻易可以翻译的。其次，人类只要还有情感需求，还需要表达，文学就不会消亡。既然文学有自己独特审美场域，有自己独特的“指纹”，它永远会有文学人口，文学不论如何边缘化，文学是不会终结的，文学不会终结，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才会生存下去。
东北师范大学孙中田教授梳理了全球化的诸多提法，并指出即便是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的文学是不会消亡的，文学理论也不会消亡，但是它在变，它是一个动态的结构。我们研究文学问题不能从一个固定的概念、结构出发，把文学及其理论固定在某个框架下，那是不现实的 。所以，文学以及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应该打开封闭的状态，做到中西融通，突破狭窄的框子，扩大文学研究的视野。
《文学评论》杂志社胡明研究员则考证了“文学消亡论”的来龙去脉并从现实生活事件的考察否定了文学即将终结和消亡这一提法。他指出，“消亡论”的提出最早出现在哲学界，然后有人提出“历史的终结”、“文学的终结”。“文学的终结”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值得怀疑的。有人认为人类的文学能带给我们的创造性文明在网络和图像的侵袭文学之后就已经基本结束，这也是值得怀疑的。现在的英国和美国，经济上超过我们至少几十年，早就进入了影视时代和图像时代，但是，在英美等国文学是没有消亡的。英国人特别爱看小说，有许多人在坐着地铁上班的途中都是在读莎士比亚、狄更斯。
《文艺争鸣》杂志社张未民主编认为，文学边缘化是不争的事实。文学虽然边缘化了，但它没有一个确切的边界，而是一个边疆，是一个地带。边缘化的文学地带，它是诱人的和有探索价值的。南京大学王彬彬教授在发言中认为，“文学消亡论”是个“伪问题”，无论是从现实的角度还是逻辑角度都是不成立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李建军博士认为，只要人类有痛苦和灾难，人类就要表达，就会有文学生存的土壤，文学就不会消亡。
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的文学、文学研究现状的反思与对策
在全球化的视域下，如何立足中国语境来反思和观照我们中国的文学和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现状，这也是本次研讨会讨论的焦点。童庆炳教授认为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主要是研究文学事实、文学经验、文学问题的，而不是像某些学者所说的文学研究要消亡了，趁着文学还在苟延残喘的时候，丢开文学本身，用文学去研究城市规划、购物中心、街心花园、超级市场、流行歌曲、广告时装、环境设计、居室装修、健身房和咖啡厅。胡明研究员对当下掀起的改编文学作品的浪潮提出批评。他认为这些改编的电视剧、电影是无法超越文学作品本身的，被改编成影视作品的“四大名著”留下了不堪入目的硬伤和常识性错误。他还批驳了认为电脑能够控制文学，网络文学才是真正的文学这种观点。《文学评论》杂志社的王保生研究员深刻反思了我们当下的文学批评现状。他认为，虽然我们现在的文学批评处在一种众声喧哗的时代，可以把当下文学批评的话语分为四种：普通民众话语、权力话语、商业话语和专业话语。这四种话语中现在是权力话语和商业话语是主流话语，而起着真正提高文学水平的专业话语存在着各种浮躁、功利、技术化操作和虚假繁荣等问题，这是需要我们亟待解决的。张未民主编认为虽然是谈论全球化语境的问题，我们的立足点应该是面对中国的现实，关注中国语境的问题，立足点还应该是中国。如果我们以全球化的大视角并立足于中国语境来观照中国的文学以及文学批评，其现状是不令人满意的。
王彬彬教授反思了近年来文学走下坡路的原因。他认为文学走下坡路的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先锋文学以及先锋文学理论对当下文学不堪的现状负有责任。从50年代开始，虽然把现实主义作为一个唯一的、最高的原则，但是从50年代开始，文学就是处在意识形态的严密控制之下，是没有真正的现实主义的。80年代以来，现实主义文学刚有一个可以比较充分发展的外部条件时，这一理论马上被先锋文学及其理论宣布为过时了。写什么完全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写，作家不再关注现实而是去玩弄技巧；其二，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就有一些作家出来消解文学的神圣性。作家不再认为自己需要承担也没有资格承担启蒙的责任，只是认为自己是个码字的。文学开始逃离读者，不再关注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逃离中国人曾经和现存的最痛苦的一些问题和现状，许多读者思考的问题，在文学里找不到答案不说，也找不到丝毫的共鸣。李建军博士认为，当前中国文学所面临最严重的问题是情感的缺失。我们应该恢复一些人类最基本的、最朴实的对情感的敬意，比如爱、正义感、怜悯心、对恶的东西的仇恨和对善的东西的热爱。同时，道德水准的低下也是一个不容小视的问题。作家要深刻地体验一种道德的痛苦，体验道德的残缺和扭曲带给他的焦虑，反思人类身上的一些问题，然后给人带来一种人格的净化，带来人格升华的力量。再者，汉语的美感的缺失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许多作家对汉语的一种诗性意味的感受能力都丧失殆尽。《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王兆胜博士认为现在文学失去了仁慈与温暖，反而因为作家本身道德的迷失和价值的失范而变得不堪。文学作为一种无用之用，每一个从事文学事业的人都应该从内心去热爱她。作为批评家，应该重新拾起文学的常识，构建已濒临混乱的价值体系，而不是对此视而不见或者火上浇油。北京师范大学的赵勇副教授通过当下大学生质疑、消解一切文学经典以及不读文学经典的现状，分析了文学理论和文学的关系，反思了中国文学理论研究存在的各种问题。当下的文学理论、批评方法本身是存在问题的。比如流行的文化研究的思维模式就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青年学生。东北师范大学的程革教授认为，当下的批评，是“失据”与“失责”的批评。炒作的批评、随帮唱影的批评、党同伐异的批评、恶意攻击的批评、望文生义的批评、趋炎附势的批评肆意横行。韦勒克认为批评活动中对作品“意义的阐释”和“价值的判断”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批评家在阐释意义的时候不能放弃对价值的判断。当下许多文学赞美专制、歌颂暴力、美化无耻、艳羡腐朽、认可奴性、反对人道、蔑视人性、倡扬兽性，批评家却对此熟视无睹，这是批评家的失职、失据和失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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