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后非典”时代与“后非典”文学
作者：张光芒等
小引人类文明史一直伴随着灾难，也一直伴随着对灾难的思考与抵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每一次巨大灾难的后面紧接着的总是思想史的飞跃，并且最终导致社会的变革，这样的局面自现代史以来表现得尤为强烈。爱滋病、禽流感，以及眼下的东南亚地震海啸，已经或正在改变着人们的许多观念。对中国而言，两年前的非典显得更为典型。非典的日子已经过去，但在那年春天，人们的生活是否因那小小的病毒而改变，包括文学？
这次对话，我们邀请了南京大学的傅元峰博士，以后，在我们的对话中，还会出现一些年轻的南京学人的面孔。一个动态的对话组合也许更能带来思想的活力。
汪政晓华
召集人：张光芒
参加者：晓华 何平 贺仲明 傅元峰
张光芒：对于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提起“文革”或许并没有多少痛苦的记忆，但一提起“非典”却真正是噤若寒蝉。短短几个月的“非典”深刻影响了整个社会，从政治、经济、文化，到世界观、人生观，直到每个个体的生活态度和心理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称之为“后非典”时代似无不可。
文学历来就是历史事件的见证者、历史灾难的反抗者，是一个时代最为灵敏的感应器。那么我们的文学是怎样感应“非典”的呢？非典又是怎样悄悄地影响了文学创作以及它的走向？或者说，在现在这个“后非典”时代，我们有典型的“后非典文学”吗？
何平：虽然距离2003年春天已经过去近两年，相信只要提到“非典”这两个字，仍然能够唤起我们惶惑、恐惧和无望的心灵记忆。光芒把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命名为“后非典”时代，显然是为了提醒我们关注“非典”对我们和我们所处时代造成的“影响的焦虑”。事实上，时代的转折和区分常常联系着这样的一些关乎民族集体记忆和心灵创伤的事件，回顾20世纪中国历史，这一点表现得很明显。但有一点也必须看到，并不是所有大的天灾人祸都具有这种转折和区分意义，甚至一些破坏力很大的灾难。所以我们没有把1976年之后的时代称为“后唐山大地震”时代，也没有把1998年之后的时代称为“后洪水时代”。因而，无论是所谓的“后非典”时代，还是所谓的“后非典”文学，作为一个概念被提出来是否成为可能？如果可能，他们又包含哪些自身的规定性？这些问题，首先值得我们讨论。
晓华：“后××”现在已成为一种惯常的命名方法了，它成立的理由简单地说就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当某个人或事过去之后，社会会不会产生变化。如果依然如故，那么就“后”不起来，如果截然两样，或者缺少必然的联系，那也“后”不起来。“非典”对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自从非典之后，人们对一些相似事件的处置与反应确实大不相同，比如禽流感，再比如一星期之前的东南亚地震海啸，这几天，从联合国到普通民众，都裹进了助援的漩涡之中，我周围的不少朋友，一边慷慨解囊，一边又疑惑地问，世界的反应是不是过于激烈？自然的灾难正在挑战人类的制度，从古典到当代，我们应该承认，人类尚未寻找到理想的模式，不过，是非典，促使人们开始紧张地、甚至神经质地在寻找与构建。
张光芒：二位的质疑十分有力。在我看来，“非典”事件较之“二战”和“文革”，其作为人类历史与文化界标的意义更甚。首先，它爆发于和平时期，与人们对灾难的承受力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尤其是其尚未被掌握的“非典型性”对人类自豪的高科技无情地进行了嘲弄。其次，它是一次真正的“世界大战”，那种病毒无影无踪、无孔不入，又似乎无处不在，使每一个生命都无处躲藏，也无法有效预防，陷入随时被吞噬的恐慌之中。再次，作为一场灾难，其性质又十分独特和复杂，相对战争而言，它更多的是“天灾”；而相对晓华提到的海啸而言，它爆发的原因又多了几分“人祸”。它既是一个社会事件、人类性事件，更是一个精神事件、心灵事件和文化事件。
刚刚发生的海啸就引起了许多主教和虔诚的教徒对宗教信仰对人与神的关系的重新反思，与之相比，非典这一疫情灾难所引起的心灵与精神的振荡自然较之还要大得多，尤其是它必将引出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的重新思考。正像刚刚去世的苏珊·桑塔格在其《疾病的隐喻》中指出的，长期以来，结核病、麻风病、梅毒、爱滋病等“从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被隐喻化，病人不但承受疾病的折磨，而且要蒙受道德批判的恐惧与隐痛。福柯在《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临床医学的诞生》等著作中对疯癫、监狱、医学等所进行“知识考古学”的研究，也对“疾病隐喻化”的缘起与过程作了深刻的揭示。在福柯看来，对于临床医学而言，个体病人就不再具有重要的意义，他只服从于一种更高级、更抽象、更普遍的疾病范畴，个体病人只纳入到一个抽象的疾病范畴中，才能获得他的疾病意义。这样一种医学知识和视野必定是等级式和深度模式的，它需要的是解释学工具，解释学匹配于这种深度模式。它是用抽象的知识来解释具体的病例，用高高在上的理论来解释日常经验中的个案，用同质化的模式来解释活生生的肉体。在这样一种深层关系与深度模式中，疾病渐渐从身体领域进入语言领域，上述流行的传染性疾病在其个案性色彩渐渐消弭后又被附上了不同的隐喻性：疯癫被禁闭不是因为它的非理性，而是因为它的反劳作、非道德；“结核病通常被想像成一种贫困的、匮乏的病——单薄的衣衫，冷飕飕的房间、恶劣的卫生条件、糟糕的食物”；“与此形成对照，癌症是中产阶级生活导致的病，一种与富裕、奢华相联系的病。”（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爱滋病人所遭受的厌恶、冷遇更无庸论及。当我们思考非典与文化、文学的关系以及“后非典”时代的特征这些问题时，隐喻及知识考古学的理论应该也是非常有效的考察角度。
贺仲明：我以为“非典”最主要的意义还在于它“人祸”的这一面，这也是它区别于唐山大地震、印度洋海啸等自然灾害的地方。因为现在是文明社会，人类最需要思考的，也是对人类生存影响最大的，不是大自然，而是人类文明的自身发展，发展的方向和程度。“非典”之所以成为事件，正是在这些方面出了问题。它的发生，是人类滥杀滥食动物，是自然对人类文明的报复；它的泛滥，则反映出现代文明在制度等方面的重要缺陷。它所造成的后果虽然还不是太严重，但它的意义却不小，因为我们一直习惯于把发展和效率作为第一目标，把文明的前景想像得一片美好。在这个意义上，我想，“非典”完全可以和上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并论。那两次战争促生了存在主义等哲学思潮，导致了人类对理性中心的反思和批判，“非典”应该能促进我们对人与自然关系，对人类环境问题和制度问题的深刻反思。
何平：某些灾难之所以成为世界性、人类性的事件，关键在于它为人类返观自身提供了一个契机，这样的灾难往往就会演化为人类历史上的精神性事件，成为人类思想史、心灵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以为只有这样的灾难或者社会历史的重大事件才可能不仅影响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以及外交格局，而且渗透到整个世界的精神建构中，在这样的过程中不仅被文学、艺术关注，而且这样的关注也才有持续进行下去的可能。因此，灾难或者社会历史的重大事件真正意义上影响到其后文学发展的前提应该是它广泛而深刻的精神化，就像“文革”之于中国，“二战”之于欧美，“广岛”之于日本。我认为要看“非典”对其后文学的影响也必须作如是观。
张光芒：社会历史的重大事件一般都会在文学中得到响应。非典当时，就有很多作家积极行动起来。网络文学、诗歌、小品、影视乃至小说都作出了迅速的反映。5月28日，中国作协领导向北京市非典第一线医务人员捐赠诗集《同心曲》。天津文联和今晚报联合编辑的诗集《众志成城的颂歌》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诗集一面世，即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在人们众志成城抗击非典的斗争中，《诗刊》6月号推出了抗击非典的专集，“决心用诗歌这种最快捷、最能鼓舞斗志的文学样式加入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人民文学》也在7月推出《珍爱生命，共抗非典》专辑。这似乎表明，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作家没有退缩，文学也没有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