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从叙事模式的转变到当代小说的转型
作者：季桂起
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一批被称为“新生代”作家的崛起，一次中国当代小说的转型又在悄然进行。追溯当代小说这次转型的历史过程，我们似应把目光回转到上个世纪的80年代后期。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后期，中国的当代小说曾经发生了一次重要的裂变，这就是以“先锋派”小说、“新写实”小说和“新体验”小说为代表的“新潮小说”对新时期文学传统的颠覆。在莫言、残雪、马原、洪峰、余华、苏童、刘震云、方方、池莉、格非、北村、孙甘露等人的作品里，人们发现了许多与我们以往所熟悉的当代小说的美学素质很不相同的东西。除了精神内涵方面的差别外，它们在叙事模式上所发生的变化尤为使人惊异。
中国当代小说美学传统及叙事模式的确立，实际上来自于意识形态对于小说的强力介入与干预。在我们以往的文学传统中，小说的价值是被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补充形式而确认的。自20世纪50、60年代开始，伴随着政治权威与意识形态的密切联姻，小说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生活中，其地位迅速提高，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小说的叙事因而也具有了一种来自于意识形态的神奇魔力。那时候，小说或荣或辱，都在人们眼中具有不容等闲视之的力量。荣者固然可以成为“革命斗争的嘹亮号角”，辱者仍不失为具有反面威力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小说的话语被纳入政治话语的权威系统，并由此形成了中国当代小说的美学传统。作为小说意识形态化或者说“神奇化”的一个结果，是小说叙事模式的“非个体化”。所谓“非个体化”，意即指小说的叙事并非由个体生活体验所形成的对生活信息的自然的呈现，而是一种由意识形态的某种意图所支配的对于生活信息的重新编码。在这其中，对于一种集体性人生经验或群体性命运感受的传递成为小说叙事的合法性依据。小说的叙事者不是作为孤立的个体而存在，而是一种集体性话语的代言人。这种叙事者通过对某类意识形态话语的转述，把一般的个体人生经历转化为社会化的宏大叙事，用一种对集体的共性的“生活意义”的诠释遮蔽了个人对生活的个性化的细微体验与品味。小说叙事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显示一种个体人生的存在状态，而是为了注释某类意识形态的“思想”内涵。小说叙事模式的基本结构属于一种“微言大义”式的结构。这一结构的外层是所谓“提炼生活”而得来的故事化情节，内层则是由“典型性”所规定的人物性格的展现过程。无论是“十七年”小说、“文革”小说，还是“新时期”小说，其叙事模式在本质上都具有这样的一致性，它们之间的差别主要不是小说美学自身的差别，而是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所支配的意识形态的差别。
在以往的当代小说研究中，有人曾经把新时期小说的出现看作是中国当代小说的一次“伟大的解放”和重要转型，认为新时期小说用对“现实主义精神的恢复”，带领文学走出了以往极左思潮所造成的“瞒和骗”的文学模式，打破了由传统意识形态所设置的“固定化的美学规范”，实现了中国小说形态的又一次“革命”。①时至今日，从历史长时段的眼光来看，这种判断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其实，新时期小说的出现虽然可以称为中国当代小说的一次重要的“转型”，但却并非是当代小说美学形态的转型，而只是当代小说的一种“精神导向”的转型。当代小说抛弃了那种由极左思潮所提供的“虚假”主流意识形态的导向，返回到这一意识形态的本来状态，但在美学形态上它仍然是这一传统形态的继续，其理由便是它们同社会意识形态和集体生活经验之间的那种割舍不开的亲缘关系。新时期小说的叙事模式无疑是以往当代小说“宏大叙事”在新的文化语境中的变种。在新时期小说中，那种纯粹属于个人化的人生经验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还原。小说的叙事内涵也还没有从那种对于集体主义的共性的“生活意义”的讲述中走出，走向如本杰明所说的自己的“真正的诞生地”——“孤独的个人”。②无论是小说的创作还是阅读，都还是作为一种“群众仪式”而存在。从叙事模式来看，新时期的“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改革小说”都是具有明显的政治化诉说倾向的小说。对“文革”十年政治黑暗的诉说，对“文革”前17年左倾政治错误的诉说，对现实改革中所存在的政治弊端的诉说，都相继是这些小说思潮所具有的特定的叙事内涵。它们所传达的无疑是一种集体性的生活经验和价值意图。“寻根小说”虽然不再局限于以往具有明显的政治诉说倾向的叙事内涵，开始把眼光抛向了更广阔的社会文化的层面，但骨子里并没有洗净其潜藏的政治意识。对民族文化根源的寻找不过是政治反思的自然外延，对民族历史文化的回溯也不过是为现实的政治变革寻觅一个更深厚的文化背景。所有这些动机的生成都不纯粹是基于个人经验表达的原因，而主要是对集体性的社会改革需要的追求。徐星、刘索拉、王朔等人的出现，曾经被人们看作是文学开始摆脱政治生活的中心地位和以往统一的政治文化的支配，走向世俗化的生活真实和个体化的生活体验的开端。他们的作品是作为对现实生活的失望和对现实价值系统的反叛的产物而出现，其中便包含着对政治生活的厌倦和愤激。但是从叙事意图来看，他们的作品依然保留着一种对集体性生活经验的诉说欲求。在《无主题变奏》、《你别无选择》、《千万别把我当人》等作品中，叙事者由对现实生活的失望与不满所产生的那种带有夸张色彩的迷茫、荒诞与戏谑，无不包含着一种特殊历史条件下“一代人”集体情绪的表演意味，特别是其中所透露出来的那种愤激心态更可以看作是一种群体化生活体验的产物。这种叙事策略同样是一种意识形态“情结”对小说的渗透，并不真正意味着小说的意识形态化模式的消解。
真正的转变主要出现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莫言、残雪、马原、洪峰、余华、苏童、刘恒、刘震云、方方、池莉、格非、北村、孙甘露等人的相继出现，一种新的小说叙事模式开始逐渐显露。这种叙事模式的主要特点就是小说叙事的“非意识形态化”和对集体性生活经验传达的淡化。在这种叙事模式中，叙事意图已经从一种企图对生活进行意识形态的干预欲求和对世界进行“理性修补的需要”转向了放弃这种干预与修补而专注于个人化的理解及阐释。对于这些作家来说，小说已不再承担着改造社会和人生、揭露时弊、抨击黑暗、匡扶正义、振兴国家与民族等等属于意识形态职责的历史任务。小说只不过是一种传达个体人生感受与体验的话语方式，一种个人用自己的人生态度去理解与阐释周围的世界的精神存在形式。小说的叙事结构也不再是一种“微言大义”式的结构，以往的宏大叙事逐渐消融在日常生活的琐碎细节和具有个人独特性的细微感受之中。尽管“故事”和“性格”作为重要的叙事要素被大致保留下来，但也已经脱离了以往的“提炼生活”与“典型化”的轨道，转化为一种对自然生活状态的个人化的感受与体验形式。如在莫言、刘恒、刘震云等人的小说中，以往由传统意识形态所规定的“集体经验”已经转化为一种个人诉说，“集体经验”中的宏大叙事被个人视角消解为不同个体命运的偶然的聚合。这些小说所强调的是一种个人化的对历史存在与生活存在的感受与理解，而不再是一种对“民族史诗”的转述。而在残雪、马原、苏童、余华等人的小说中，“世界”表现出的则不再是一个“集体经验”中的完整而具有理性秩序的世界，而是一个由个人的“白日梦”所构成的凌乱的臆想世界。这些小说打破了以往小说从“集体经验”出发对于整个生活世界的逻辑记忆的链条，把生活的存在还原为个人记忆中的原始片断的组合。同时，这些小说又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注重从对具有原生性质的生活细节的个体感受中形成叙事内涵，其叙事结构也尽量还原到叙事者的感性状态，并且特别注意隐藏任何具有社会化的价值判断和情感倾向，消解群体化的统一而明显的时代精神的色彩，把小说的叙事限定为一种比较纯粹的个人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