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2期
写大千世界 显众生本相
作者：邢海珍
一
小说之道，未必像魏文帝曹丕所说的那样，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但墨迹来自作家笔下却是灵魂动情良知说话，有时痛心疾首，或者带血浸泪的，那是言情造境写人叙事的家常举动。作家不动真格的，可怎么去打动读者呢?在四部小说的后记中，流岚说过这样的话：“生活给我的感受
是真实的，我无法躲过这样的真实。当然，这种爱与恨的表达可能往往过于锋芒毕露，我也知道可能犯了文学的大忌，情感和语言的刀枪剑戟最有可能伤害红花绿草般的艺术，可是让我把几十年心中的积愤故意地掩藏起来而表现出谦谦君子般的含蓄和宽容，我当时无法做到。”不知什么原因，他的一些话一下子就让我想起了巴金《激流三部曲》这个题名中的“激”字。流岚小说是充满激情的，有了激情之后，激动是必然的，而当激情激动激活了一大片语言文字，我们难免看到一些激愤的情绪充溢其间。从作家写小说的角度说，有许多话憋在胸中，是不吐不快的。
先是一口气读完了《苦玉》，有一股强大的，几乎让我喘不过气来的寒冷和悲怆迎面向我扑来。与其说小说演绎的是一段悲剧故事，不如说作家是以流着血泪的笔再现了那些疯狂的年代。虽然人物故事极为单纯，但读来却在我灵魂的深处有一种特别强烈的震动。我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一切都似曾相见，我毫不费力地凭借小说的文字之路走进那不算遥远的历史，一段地狱般的途程，又让我痛苦而透彻地反思了一回。
小说不乏很重的传奇色彩，一群中国人在严峻的政治气候中跑到了异国他乡，聚居在一个偏远的山林中。一种非常特殊的境遇，使挤压中的生命变得乖张而局促，这里的人是被现实异化了的人。随着故事的发展，悲剧性愈演愈烈，甚至不由自主地从每一个不幸角色的灵魂中流出来。作家虽很
着意地塑造了杀人不眨眼的恶棍，暗中使坏坑人害人的歹徒，但小说主要还是画出了一大群人的善良本色，即使许多让人悲叹的人性弱点，也无法遮住那些微不足道的好人的名字。
到这里我该说一句话了，流岚的小说是真正的小说，是一个有良知有责任感有文学天赋并有很深艺术修养的文人倾注心血写成的小说，这是读了之后让我确实深深感动的小说。大概读过之后像我这样被感动者是不乏其人的，我相信这样的小说会有自己的读者。仅凭这些就足够了，作家写出文字来还求什么?那些整天自我感觉良好，总是期待传世或轰动什么的作家们太累了。我想流岚像一盆火似的捧着自己的小说不会这么想，既然胸中的块垒已化为笔底的激情，该写的写出来，那就可以长舒一口闷气，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是了。
所谓“真正的小说”，我最看重的还是作家笔下的那些人物。一个系列四本，众多鲜活的人物穿行于并不复杂的故事之中。那些动态的生活场景呈现出多种色调，丰厚的生活底蕴使小说具有现实的凝重感，而不是表达中那种流于概念化的浅薄。《嚣尘》是写文人的，是作家个人最熟悉的日常生活领域，也最是写得得心应手、心到笔随的一本。你看那些活灵活现的脸孔多么生动，在琐细平凡的生活表层往来奔忙。流岚很善于写“小人物”，尤其那些热衷名利的人物虽然着墨不多，但总能情态毕现，尤其小说能把人的无聊和庸俗的一面表现得极为充分，让人过目难忘。文联一干人等，争名逐利，庸庸碌碌之辈居多，把复杂而微妙的人际关系表现得极富情趣，真如身临其境一般。作者如果没有多年身在其中的真切体验，光靠一知半解或道听途说是无法写得这样真切动人的。如果说《嚣尘》不无几分喜剧色彩的话，那么《苦玉》则是在富有传奇性的描写中营造了足够的悲剧氛围。小说把白洁、哈蜜瓜等人物放在命运的刀刃上，让他们在生与死的炼狱中完成凄美而纯粹的人性升华。《寒地》和《浊浪》两本很接近正剧的品格，大笔挥写一大群优秀农垦人在灾难性的洪水面前所表现出的无私无畏精神，并入木三分地揭露了那些冠冕堂皇的贪官败类，忠奸美丑形成了极为鲜明的艺术比照。
可以说，流岚四部长篇构成了一个色彩斑斓的生存世界，我们透过一幅幅生动的众生群像画图，洞察社会人生的幽微和玄妙，引领人们进入了丰富而深刻的艺术世界。在让人获得足够的审美享受的同时，从历史和人性的高度弘扬人间正道，无情鞭挞丑类。流岚的小说无疑是属于拥抱现实人生、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的那一类。
二
从文学的发展态势看，小说是一个多元混杂的大空间。在大体规范的前提下，大家怎么写就无一定之规了，你写你的，我写我的，花样翻新，十八般路数，读起来大可以让人眼花缭乱。我说流岚的小说有极强的现实感，只是对其一个侧面的指认，直面人生，表现真实世界也必遵守艺术化的规则，失却了这一点，小说便不能称其为小说了。不论作家的生活经历多么丰富，不论真实的人生情节多么强烈多么感人，通向小说的路必是虚构一途，这几乎是谁都很难躲开的。
其实，作家的创造不可能是对现实世界的“复写”，不是像“书记官”那样去记录历史。不论是人物还是故事，一旦从小说中出来，那就不是生活自身的事，而是作家主体的一种表现。是作家有话要说，与诗歌中情感的表达相比只是方式的不同，小说是借人物故事来说自己心中的话。那么文学的乌托邦就是作家的心灵的工程，小说就是以虚构的方式在人的精神世界中搭建起来的艺术世界。《苦玉》写文化大革命的血雨腥风，无论从人物还是从事件的角度，都应当说是形神毕肖，凡是有过文革经历的人都会感到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真实。但小说毕竟是小说，流岚笔下那么多传奇性巧合与历史的纪实性资料明显地区别开来。作家所写的是远离文革“大剧场”的一个“小角落”，小说所演化的人物故事是文革主干逸出的一个小蔓小枝，而文革的历史性大事件成了小说的遥远背景。书中的“中苏村”，本身就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去处，作为事件虽有可能来自一定的现实性根据，但作家的笔下却无法离开虚构去再现真实的人情故事。“中苏村”是作家以小说的方式创造的另一个世界，即使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任何事实做依据，那在艺术的范畴中也是可信的，是小说情节发展到了这一步，所以“中苏村”作为“艺术的世界”，我对其存在毫不怀疑。或许在生活中，“中苏村”真有其事，但我想它也决不会像小说中描写的这个样子，因为作家是从人物和情节出发，是从小说的需要出发，而小说的话语本身又是作家要说自己的话，所以“中苏村”只能是一种艺术的存在，它是作家虚构的结果。
在人物的塑造上，流岚是从生活的逻辑出发，但他不被生活的物质性所粘滞，自由而简洁地使人物具有了艺术的高度。他笔下的人物充满了人间烟火味，但却不是那种生活的自然属性，而是创造使之血肉丰满，是作家在虚构中建立起了自己的艺术逻辑。《浊浪》的情节主线是抗击大洪水，小说则把几个人物集中在与抗洪有关的场景中，浓墨重彩，强化矛盾，把悲剧喜剧闹剧正剧皆上演得淋漓尽致声情并茂。正面人物高向民、方明华在大洪水面前想着大坝，想着百姓的生死，没有私心杂念，最后别人管辖的地段决口，却淹了自己辖区的土地。反面角色丁良、丁发兄弟一个是县长，一个是镇长，都是官场的势利之徒，他们相互勾结满足于为害百姓而坐稳了庸官贪官的位子，却能博取社会舆论的称誉，不断升迁。而那些任劳任怨的好干部却受到当权贪官的挤压和指责。作家把人物和矛盾聚集在尺幅之中展开情节，人物写得充分，很有艺术感染力。如果不是善于以虚构的方式强化艺术的内在活性，就难以写得如此动人心魄。《苦玉》中的白洁虽然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悲剧性，是那样真实而感人，但这个人物身上却涵纳了足够的小说情节的艺术因素，是通过巧合的方式虚构出来的，作家几乎把文革的时代悲剧都放在一个家庭来表现，这样自然节省了大量的笔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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