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期
政治文化视角观照下的２０世纪文学史
作者：王 力
一
《非文学》以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的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该著之能够发现许多新问题、合理解释许多老问题，首先得益于政治文化视角的运用。这一视角使得研究者依据自己对20世纪中国文学本质特征的独到理解，确定了与以往文学史著作不同的研究重心。
这一重心清楚地体现于各章节的设计中，并且通过对不同时代文学的内在延承关系的勾连显示出文学史叙事的整体性和多层次性。如：“五四新文学的诞生与‘革命’话语”、“30年代文学论争的政治文化色彩”、“政治规范与制约下的40年代文学论争”、“新时期文学论争与政治文化”等章节，紧扣创作主体的政治心理和政治价值观与不同时代政治文化氛围之间的互动关系，不但梳理出文学论争在不同时代的主要话题的历史延续性，而且着重探讨了文学论争——政治文化诉求——审美追求这种多体复合的历史关系，这种关系的中心就是政治文化对人的影响和人对政治文化氛围的呼应。
“关系”是互动的，也在不断发展。不仅文学论争，每一题材的创作都有一个孕育、发展和转化的过程，对其发生期的各种重要特征、转化期的各种内在因素与外在条件的考察，最终决定了认识程度的深浅和结论的确当与否。《非文学》在这一点上给予了特别的重视。不同的作者虽然划分时段分别著述，却都能够打破时段分割的限制，都表现出“全史在胸”的气度，这一点比较突出地表现在对农村题材创作历史演变的把握上。农村题材创作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典型现象，非常深刻地反映了不同时代的政治兴替，富有文学史“原型”意义。农村问题并非30年代的中国所独有，而农村题材的创作却要到30年代才开始兴盛，直至今日仍为一主要流脉，那么对30年代此题材发生发展的原因详加考察，就等于抓住了这一流脉的“根”。
以农村题材创作为纽结点，不仅能够发现30年代文学的最重要的“政治化”特征，其意义还在于这一纽结点连通了诸多影响深远的文学史现象。因为它“对于20年代文学已涉及过的问题作出了不同于20年代的解释，对于20年代文学已涉及过的题材作出了不同于20年代的处理”。个人主义话语向集体主义话语嬗变的趋向，是作家政治价值取向变化的反映，人民大众作为历史创造和进步的主体成为文学主题，张扬自我个性的“人的文学”拓出了一片新天地，“人民文学”在民粹思潮的影响下开始萌生，人性的主题中复合了阶级性的主题，这是历史事实，也彰显了政治化氛围浓重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客观规律。农民由受害者形象过渡为反抗者形象，隐隐开启以后战争英雄和创业英雄形象的先河；对于土地意识的分析和“五四”启蒙传统的变迁轨迹勾画，则显示了一幅文学史发展的全景图像。这些都与30年代农村题材创作趋于政治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只有将对农民精神和思想状态的探索与对其经济地位、政治态度的考察结合起来，才能全面把握农民，才能理解和合理解释农村社会的一切变动”。这种思路使读者认识到，课题研究重心的确定，首先基于对研究对象的全面透彻的思考，也就是坚持“论从史出”的理性态度。
该著还将这一思路扩展到对“山药蛋派”创作的分析中，着重探讨了“赶任务”的写作方式和当时特殊政治文化氛围的内在关系，通过对作家真实而虔诚的创作心态的挖掘，所作判断符合史实而且揭示了某种文学规律：“在很多现实情况下，文学并不是完全自足的，无数外在因素会制约文学的正常生产，制约作家以实现文学的美学功能为惟一目的，并迫使作家们在许多文学和人生道路之间选择，这些选择可能就不完全是文学自身的，甚至有些是背离文学本质的。”50年代后农村题材创作的繁荣，高亢的抒情调门，包括各种“高大全”式人物形象的出现，在文学史的连续性和发展性上验证了这一判断。风起于青萍之末，文学发展的优秀基因和不良基因，都应该从其发生期去找寻，这样才有规律可言，也是文学史著述“鉴往所以知来”的主要任务。
二
观察和研究任何对象，总存在着选择最佳角度的问题，而文学史研究最佳角度的发现和运用总是在比较和积累的推进中才得以逐渐确立，藉此更接近对象的本质特征而达到研究主体、研究角度和研究对象的高度契合，看出一些从其他角度所难以发现的问题，所以角度的选择本身就是为学术研究“去蔽”，从而才可能以其独到的思考丰富和深化以往的研究。《非文学》以政治文化为视角，首先缘于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在20世纪的大多数年代里，文学的政治化趋向几乎是文学发展的主要潮流。文学与政治的特殊关系，无疑是最为显性的文学发展的特征之一。”由此确立自己的研究角度：“在研究上述年代的文学现象时，首先应关注的也许倒不是纯美学、纯艺术层面的东西。”这意味着对现代文学史研究思维的突破，跳出从“流行于一个特定的时期、决定着作品接受的关于艺术的思想”来思考文学问题的局限，将整个社会的政治风气、政治需求和普遍的政治心态对主导审美倾向的影响，作家的政治意识、政治价值观对选择文学题材的眼光、处理题材的方式及观照问题角度的内在制约等，当作一个大文本来解读剖析。政治文化既是总结规律的“纲”，又如水银泻地，融入对不同时代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的具体感悟。
百余年特殊的中国历史，使人们无法不正视“政治”对于文学的牵引和拘囿，但也正是这种历史的“特殊性”，使人们在评论文学时对“政治”采取或明白确认或有意疏远的姿态，很多文学史著中，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理解出现了制约（影响）与反制约（影响）的对应比附状态。这都源于一种“朦胧”的心态，或者说是对政治与文学关系的警惕（从另一个角度恰恰可以说明“政治文化”对文学的影响之深刻、之难以回避），由此导致的是研究对象在“政治文化”层面上认识的空白，也即理解判断时的朦胧感。其原因在于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客观‘活动’的‘政治’是如何与个人性、主观性很强的文学创作相关联的”（第6页）。认识对象的根本任务是回到对象本身，不仅在社会文化体制上，更主要是在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观念形态上重新认真检索史料，梳理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割舍不开的共生互动轨迹。考察角度的最佳选择，就是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契合时最好中介的确立。“政治文化”是该著作者们所找到的认识现代中国文学的“绝佳的中介”：它一方面契合了社会历史进程的根本特征，即政治通过政治文化影响文学，成为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无法避开的外因；另一方面则契合文学的根本特征，“即民族、国家、阶级或集团等政治实体所建构的政治规范和权力机制，是通过营造成某种流行的政治心理、政治态度、政治信仰和政治感情来影响文学创作的，而文学创作反作用于政治也主要是通过这些政治文化方面来间接实施的”。
《非文学》常用“结缘”一词指称文学与政治文化的关系，表明了一种追求历史真实的理论心态，因此他们努力展示出文学与政治文化互动变迁的“事实性”，以文化发生学为思辨根基，又有审美发生学意义上的独特发现。现代出版制度是20世纪文学得以蔚成大观的重要体制，对各种媒介与创作风尚、阅读趣味之间关系的分析，更能有力地说明现代文学生产的政治文化基础。他们紧紧抓住“人办杂志”变为“杂志办人”这一特殊现象，通过分析20年代的《小说月报》、《洪水》、《新月》，30年代的《现代小说》、《文学杂志》、《现代》等刊物编辑原则的不断调整，这种调整与刊物发行情况的消长、与作家创作变化之间的微妙关系，认识到：“读者的普遍阅读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和左右了办刊者的办刊方针和用稿选择。”人们心中普遍蕴蓄着的“政治焦虑”在对左翼和进步文艺作品的共鸣性阅读中得到了“审美性置换”。立足于政治文化视角，强调不同时代文学中的具体的“审美性置换”，是《非文学》的一个显著特色。以此视角对大量具体现象的分析，如30年代左翼文学之受读者欢迎、“十七年”期间政治抒情诗之流行等，则丰富和强化了读者对政治文化广泛影响社会审美趣味的认识。
三
文学史研究既需宏观涵括，又应该以精当的案例辨析参证。王瑶先生曾经总结鲁迅治文学史方法的精髓，在于“能从丰富复杂的文学历史中找出最能反映时代特征和本质意义的典型现象，然后从文学现象的具体评述中来体现文学的发展规律。”（王瑶《治学经验谈》，《江海学刊》1983年第2期）能找出“最能反映时代特征和本质意义的典型现象”，可谓史识；借对现象的具体评述来体现文学发展的规律，可谓史才。
《非文学》在这两方面都给人以很大的启发。始终抓住文化政策、文学出版、民众心理期待等体制性因素和作家（个人的和群体的）对时代精神的体悟与响应这种“互动性”勾勒不同时代的文学发生背景，是值得称道的历史叙述方式，因为发生期的各种复杂因素也许转瞬即逝，其影响却可能跨越不同时代转化成不同的面目。“人在历史中”的叙述主题显示了政治文化视角的独特价值，同时反映了这个非文学的世纪中人类精神是怎样冲突挣扎于各种现实羁绊里，社会现实既无法将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使之自足地发展，而人们也无法完全平静地沉入文学以创造一个文学的世纪。历史的悖论往往与历史的合力进程同在，总结历史者只能在时间沉淀下来的厚重事实中爬梳感悟，却不能一厢情愿地构架或“提升”。这种平静而理智的历史意识，自然产生了某种摆脱固有结论直面历史真实的形而上意义。
现代文学史家历来都将清末民初这一阶段视作解读的重点和难点，这是现代文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历史的过渡转型时期往往就是一个非文学独立的时代，而文学回归自身也有赖于过渡历史过程的完成”。这就抓住了晚清文学向现代文学演变的历史剧情主线，因为从晚清以至于民初文学自身所发生的一系列形式上的革命，归根结底由其深层的政治文化心理所致。依据这一前提，晚清诸子的行为就可以在文学的和历史的等多个层面上重新认识：梁启超的新民说、裘廷梁之首倡“废文言崇白话”、严复和林纾等的翻译活动、各种文化传媒与文学的联姻，都有着共同的政治心理基因，并且互相影响、迁流曼衍，融汇成当时复杂多变的文学情势，并揭示出此后更波澜壮阔的现代文学格局仍然与政治文化保持着深层呼应。
该著对不同时代文学社群生态的细致分析，则为厘辨这个非文学的世纪之“现代”性特征作了非常成功的示范。文学研究会在短短的两三年里率先提出或涉及了新文学建设中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虽然未能深入，“但因其顺应了当时普遍的政治文化心理，成功地不断制造出了文学的社会热门话题，从而获得了文学的先锋性效应和主流地位”。对20世纪中国文学历史的梳理永远离不开对文学研究会开创性贡献的思考，这一观点的意义就在于，从现代文学的发生期开始，作者与接受者就处于高度“政治化”的历史语境中，因此同时也就说明了政治文化视角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同时也提醒读者：任何一本现代文学史著，都会将文学研究会当作重要部分讲述，表明“政治文化”是今天乃至以后的现代文学研究者必取的视角；在更深的层次上，这又意味着研究客体的本质特征对研究思路的合理作用。对“异军苍头突起”的创造社和呼求“健康与尊严”的新月社所具的文学社群和政治文化群体的双重属性，以及基于政治环境、政治心理对其各自文学价值取向的外在诱导与内在规约等方面所作的分析，都令人信服地说明，20世纪中国文学从发生期伊始，就存在着这样的特征：“是政治文化的丰富类型决定了不同文学社群各自的特色，又是共同的政治文化环境推动了文学社群的聚合、散落和衍变。”
政治文化作为文学发生发展的潜因，其功能导向首先在个体水平上发生，而政治文化对个体的政治行为的作用则是内化的、互动的。这种分析在对30年代文学社群的考察中得到强化，并且总结出更加深刻的文学史规律。该著通过比较左翼作家与新月派文学观念的论战，认识到他们都有着消解统治者主体政治文化的积极作用，从而发现：“不同文学社群‘立场’上尖锐对立，而其内在理路上却有某种相通或相近，这正是30年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对于不同时代各文体类型的分析比较，从政治文化影响社会心理的角度探究那个时代特殊的审美追求，得出的结论也很有普遍性，如：“在近现代文化转型的过程中，现代小说叙事主要通过对饱满的社会政治热情的形象再造，具象地反映与民众的政治渴求相伴随的焦虑心理。从现实独特的叙事方式以及虚构的故事和事件及人物中，可以透视那个时代人们活生生的政治欲望和思想意识。”看出以往所没有看到的东西，正是政治文化视角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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