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6期
自省．独白．拷问
作者：陈 博
通览全书，即可发现百名学者对这些问题思索之细致，探究之深入。他们不仅结合自己的体验回答了上述问题，而且还着力探讨了人性的弱点及阴暗面并对此进行了大胆地揭露，对历史上存有疑义的是非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见解，《世纪印象》一书将这些学者的观点汇集成册，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一份世纪之交的“文化文本”。阅读该文本，沿着各位学者掷地有声的话语循踪，我们就像进入了一个“尘封”的记忆世界，于是20世纪鲜活的画面就会浮现在人们的眼前，随着画面的组接，人们就会在脑中形成一个立体的“中国社会镜像”，等待人们去解读。当然，学者们的观点不同，人们所形成的“社会镜像”也就会有差异，但由于论题的同一性，这就使人能在丰富多彩的图像中把握其本质性、根本性的东西。那么，这个本质性的东西是什么呢？那就是编者通过与学者们的对话，通过学者们对知识分子这一群体的自省与拷问，从而达到关注社会现实、实现人文关怀的目的。
具体看一下《世纪印象》一书是如何实现这一最终目的的？首先看一下自省：
自省之一：知识分子的定位、定性问题
“知识分子”问题，是当下学界谈论的一个热门话题。什么是知识分子？过去曾以学历作为认定知识分子的标准，但我们知道学历有高低之分，这是否就意味着知识分子有优劣之分呢？再说当今学历、文凭满天飞，以及高等教育正在朝普及化方向发展的现象，不都说明以学历界定知识分子存在着欠缺吗？那么该如何来看待知识分子这一问题呢？《世纪印象》一书中的大多数学者认为应辩证地去看。
首先，知识分子不等于知识人，如杨守森教授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是首先有知识的人，但有知识的人并不等于就是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是对那些既有知识，又有高度人文修养的人的尊称，他们应该是人类的良心，应该是一种有社会责任感、人类责任感的人。同时，这里也存在着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的区别。刘锋杰认为，知识分子应分为两类：科技知识分子和人文知识分子，并且认为这两类知识分子有着不同的职能分工。科技知识分子只做研究，探索大自然的奥秘，唯真主义是他们的最高目标；人文知识分子他们也做研究，探索的是人文精神的奥秘，唯善主义是他们的最高目标。并且认为，人文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为社会的正义服务，敢于批判一切非人道的现象，他们是人类精神的传递者。他同时还认为这两类知识分子之间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认为当科技知识分子也同样关心精神，关注人的生存困境并试图突破这种困境时，他们才是人文性的。由此可以看出，如果知识分子只埋头于自己本专业知识的探求，不关心国计民生，没有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那么充其量他只是一位专业人士，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正如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所说的：“如果他的全部兴趣始终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充足条件。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之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这也就是说知识分子不仅要有知识，受过较多的教育，并从事与知识创造和知识传播有关的工作，而且更重要的是，还应有强烈的社会关怀，勇于承担“民族脊梁”和“社会良知”的责任。
其次，知识分子不能等同于平民百姓，与平民百姓相比，知识分子具有自身独特的特点，比如执着于探求真理，心怀天下，追求自由与独立等等。王学泰认为，从词源上来讲，“知识分子”一词最初源于19世纪60年代的俄国，指的是俄国贵族中形成的一批关心人民疾苦，关注国家、民族命运，强烈要求社会公理正义并有着先进知识的精英分子，如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他们有着为全人类受苦受难的精神，并且认为知识分子的责任是社会关怀。阎纲认为，在西方，知识分子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他们有学问、有勇气，以科学献身社会，一般也不从政，手中无权，不是政府的重要官员；在我国“五四”前后，出现了类乎西方社会的知识分子，手中无权，但一登龙门，身价百倍，自动退出知识分子层，所以他认为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称谓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当然，在我国，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而是社会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与其他成员相比，它有着独立的人格，始终承担着社会的使命和责任，所以社会应该更加尊重他们，给他们以更多的自由。
自省之二：知识分子精神是否存在？
关于这一问题，《世纪印象》一书中的大多数学者持肯定态度。因为我国自古以来就有“解民于倒悬”、“为民请命”、“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等关心人民疾苦的封建士大夫精神，又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济世”精神，更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探索精神以及“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着追求精神……，正如徐中玉先生认为，知识分子精神是存在的，过去有“士大夫”精神，但封建思想严重，“以国士待我，而以国士报之”，感恩戴德，山呼万岁，并且认为知识分子精神的发展可分为良性的发展和恶性的发展，前者是有良知的，“行已有耻”，不屑取悦献媚于人，有正义感，谦虚，好学深思，后者是在好听的名义下助纣为虐，落井下石，追求个人名利，几乎无恶不作。此外，他还认为有真知识并有高尚品格的人太少了。那么知识分子精神表现在哪些方面呢？通过细致分析，可综合为以下几种观点。
其一，主张知识分子精神是启蒙、救亡精神。众所周知，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人们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但由于几千年的封建帝制紧紧地禁锢着人们的头脑，使人们麻木不仁、安于现状。这时以鲁迅、陈独秀、李大钊等为首的先知先觉者们，首先担起启蒙的大任，高举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猛烈抨击封建专制制度，为人们的思想解放做出了贡献。启蒙之后，接着是救亡，可以说历史上历次重大事件中都显现、浮动着知识分子的身影。如黄修己认为，知识分子精神是启蒙精神，原因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知识分子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20世纪最有成就的一批知识分子，无论是激进的、保守的、还是自由主义的，都出现在那个时代，并且中国的现代学术也是在那一时期建立起来的。余开伟认为，知识分子精神就是要求成为时代的见证人，自觉地担当启蒙和救亡的责任，呼吁和维护社会民主、社会正义和社会公正，保持对黑暗势力和强权的抗议和批判，对弱势群体的关爱和支持，对自由、平等和光明的向往和追求。
其二，主张知识分子精神是探索、批判创新和理性精神。如钱谷融认为，知识分子最可贵的在于他们代表着中国人的良知，首先追求的是中国人的幸福和进步，凡是以自己的一生，不懈贡献于这样追求的人，都是他所敬重的，如鲁迅、胡适、陈寅恪。王元化则通过对近现代知识分子命运的反思，提出“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的主张，认为这种心态是对人的力量和理性的能力的过分信赖，而这种过分信赖乃至崇拜的心态会导致对人的自由的危害，原因在于将理性精神和人的力量加以绝对化、神化时，会使人自以为掌握了终极真理，这样他就会以真理的名义，将反对自己和与自己有分歧的人，当作异端；并认为，追求真理的态度是人文知识者的一种高尚的品质，但这些追求和信念并不只是一些光秃秃的冲动与形式化的口号，所以他认为，21世纪真正有力量的知识人，应当既有积极的理性精神，又有对理性的限度和责任有真实的了解。吕家乡认为，知识分子精神是探求，探求宇宙和万事万物的奥秘，探求社会发展的规律，探求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简单地说，就是探求真理。关于这一点屈原的名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可以为知识分子的这种探求精神做最好的注脚。李衍柱先生认为知识分子精神就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即知识分子要有为真理和正义事业，为科学、文化和文学艺术的发展而奋斗不止的精神。李新宇认为知识分子精神就是批判精神和探索精神，认为它应当主动承担文明的责任，因而对现实要持有批判的态度，并且要努力寻求更美好的可能性。而费振钟认为知识分子精神是一种历史事实和文化事实，在不同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中，理解不同，比如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恢复知识分子立场和人文信仰后，知识分子精神是批判精神，当他认识到知识分子的批判姿态往往会变为审美化的激情冲动，从而使批判成为新的思想工具而导向新的思想专制时，他认为此时的知识分子精神应为理性精神和创新精神。这些观点都表明知识分子执着于理想，敢为天下先的勇猛精神。
其三，主张知识分子精神是自由独立精神。如许觉民认为知识分子精神的最好概括是“自由之意志，独立之精神”（陈寅恪语），主张知识分子要以独立的精神、独特的个性去寻求真理，反对人云亦云、陈陈相因、唯唯诺诺。阎纲认为知识分子精神是继承中国古代名士而致力于启蒙运动的“五四”前后的知识分子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精神，代表人物是鲁迅，因而中国的“知识分子精神”就是鲁迅精神——彻底地、毫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精神。孙绍振认为知识分子的真正精神是从追随走向独立的思考，认为目前参与新左派和自由主义论争的知识分子让他心仪等等。这些观点表明知识分子无论在任何条件下，都要保持个人独立的人格姿态，不为世俗、金钱、权势所诱。
由此可以看出，知识分子精神不论是启蒙、救亡精神，还是探索、批判创新精神，抑或是自由独立精神，都无一例外地表现出知识分子应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独立的个性与人格。
拷问：《世纪印象》一书，还以百名学者的人生经历，来表现人类生活中的真、善、美并揭示出假、恶、丑的东西，从而让人更加珍惜生活中美好的事物，大力鞭挞丑恶的事物。比如通过提问“您一生中最痛苦和耻辱的体验是什么？”，让学者们把自己放在解剖的手术台上，通过对自我的剖析，或者表现荒唐历史中人性的扭曲与变态，或者揭露出人性的“阴暗面”；再比如通过提问“对您影响最大的书和人是什么？”，则让人看到知识在塑造人的灵魂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以及亲情、友情、爱情给个人的成长所带来的积极影响。
总之，《世纪印象——百名学者论中国文化》一书，可以说是一部展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史详实画卷，更是一部由百名学者共同书写的心灵独白史。它就像一张永不褪色的照片，记下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