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6期
日常生活：９０年代文学的想像空间
作者：张 霖
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在当代中国文学创作中一直是一个倍受关注的问题。早在40年代，毛泽东就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生活是一切革命文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也是唯一的源泉。革命的文学家只有无条件地深入工农兵的生活，去观察一切阶级、一切人物才可能进行创作。①然而，在实际创作中，并非任何阶级的生活都可以进入文学。如果说，在40年代，毛泽东只是鼓励作家集中反映以“工农兵”为主的“人民大众”的生活，而没有坚决反对表现其他阶级的生活的话，那么在建国后，这一限制则愈来愈明确。在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扬进一步明确指出，“文艺可以描写一切阶级一切人物的活动，工农兵的生活和斗争也只有在与其他阶级的一定关系上才能被完全地表现出来。但是重点必须放在工农兵身上，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工农兵群众是解放战争与国家建设的主体的缘故。”②文代会之后，1949年8月，有人提出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问题。③这一争论在《文汇报》持续了两个多月，最后，这一问题的提出被视为有意无意地对抗“文艺为工农兵的方向”。
随着“工农兵文艺方向”确立之后，在当代文学中，“生活”就被打上阶级的烙印，开始服从政治和文学的双重控制。文学一方面是对生活的反映和模仿，另一方面又必须根据政治的需要阐释生活。为了证明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作家必须对“生活”进行提纯和典型化的改写，原本属于每个人的最基本的“日常性”的生活被抽离出来。“个人的”、“原生的”、“物质的”日常生活逐渐被“集体的”、“典型的”、“精神的”本质生活所遮蔽。
进入80年代，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知识分子试图重返话语中心。在启蒙思潮影响下，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仍然非常隔膜。文学虽然逐渐挣脱了政治的束缚，但是又摸索着进入“现代化”的空中花园。甚至80年代后期，先锋小说的形式探索仅仅冲破了“集体的”、“典型的”本质生活的想像模式，但仍然固执地迷恋着本质生活的“精神性”，只不过，他们的“精神性”不是指向意识形态，而是指向在日常经验之外的一个形而上的本质世界。因此，余华说，“在人的精神世界里，一切常识提供的价值都开始摇摇欲坠，一切旧有的事物都将获得新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他称自己的作品是“虚伪”的，因为“所谓的虚伪，是针对人们被日常生活围困的经验而言。这种经验使人们沦陷在缺乏想像的环境里，……这种经验只对实际的事物负责，它越来越疏远精神的本质。”④虽然先锋小说打开了个人化的多样的生活图景，但是他们仍然拒绝关注生活的“物质性”层面，与精神世界相比较，日常生活是一种虚假的、低级的生存状态。因此，日常生活依然被排斥在文学之外。
直到“新写实”小说出现，被遮蔽了将近40年的最基本的人类生活的原生态终于重新获得了关注。在对具体的个人的审视中，文学再一次与普通人发生联系。下岗工人、农民工、城市贫民和其他弱势群体逐渐进入文学世界。自方方的《风景》开始，反映“底层社会”日常生活图景的作品在90年代逐渐增多，比如反映城市贫民生活的窘迫和绝望的作品有刘恒的《黑的雪》，何顿的《我代表人民判处你死刑》、朱文的《我所负责调查的一桩案件》、《到大厂到底有多远》、《把穷人统统打昏》，庞余亮《教兔子如何骂人》等等；反映农民卑微人生的作品有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东西的《没有语言的生活》，鬼子的《农村弟弟》、《被雨淋湿的河》等等。
“新写实”小说的出现使日常生活中的琐碎事件重新进入作家的视野，文学开始认可一个普通人对世界具体而务实的理解方式，作家天才的白日梦和知识分子的启蒙情怀遭到排斥。正如刘震云所说，“生活是严峻的……严峻的是那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日常生活琐事……于是我们被磨平了，睡觉时连张报纸都不想看，于是我们有了一句口头禅：‘混呗’。过去有过宏伟理想，但那是幼稚不成熟的。一切还是从排队买豆腐白菜开始吧。”⑤与以往的启蒙神话和先锋幻想相对立，新写实在“历史——集体——启蒙”的宏大叙事结构之外重新开辟普通人的叙事空间，又努力避免先锋派“个人至上”的排他主义，他们希望在宏大叙事之外寻求一种具有“一般性”的“个人叙事”。但是，过分沉溺于“排队买豆腐”的新写实作家们在“一般性”的问题上显得十分保守。在他们笔下，日常生活显得单调乏味，其基本特征规定为 “琐碎”、“无聊”、“平庸”、“无意义”。他们无意超越这样的现实，在他们看来，日常生活原本如此，也应该如此，而且将永远如此。基于这样的认识，日常生活已经被沥干成一个抽象概念，一种“必然如此”的“元日常生活”作为新的规范，反而让文学更深地陷入了平面化、趋同化的境地。因此，尽管广阔的“底层社会”生活图景是由“新写实”作家开拓的，但他们却无意于对这一题材进行深入地挖掘。一方面，他们依然关注小人物的日常人生，但另一方面，却很少触及他们困境中挣扎的深刻痛苦，相反，更乐于表现他们的随遇而安和自得其乐，比如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或者热衷于表现他们逃脱困境的奇迹和发迹之后的志得意满，比如池莉的《来来往往》。在某种程度上，“在新写实小说的……非诗意化与50——70年代文学中日常生活的非日常化努力之间，又明显存在着一种对位的关系。”⑥因此，大大降低了日常生活题材作品的丰富性和批判性。
二、日常生活：美学意义的重新发现
成长在90年代的一批新锐作家并没有因为 “元日常生活”对现实的改写而裹足不前。他们反对“新写实”作家对日常生活进行“还原”，认为 “简约化”处理和“虚构”一样，都是对生活的不诚实的想像。“观察力”在他们的创作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毕飞宇认为，观察力的价值在于“它有助于你与这个世界建立一种关系：这个世界和你是切肤的，你并不游离；世界也不是你的想像物，它还是你必须正视的此在。”因此，现实主义不是想像力缺乏的标志，也不是一种小说修辞，“它首先是凝视和关注”。⑦而朱文则提醒自己， “我必须首先诚实面对的永远是我的生活。”
这些年轻的作家力图通过对现实进行近距离的细致观察，恢复对历史和现实的真实感受。在他们笔下，平庸的日常生活开始变得“丰饶快乐”。⑧在此之前，没有人像朱文那样兴致勃勃地观察过小市民的黄昏（《傍晚光线下的一百二十个人物》），没有人像李冯那样宽容而且真挚地写一出恶作剧式的爱情（《多米诺女孩》），更没有人像王彪那样在文攻武卫的背景里倾听来自身体的欲望之声（《身体的声音》）。他们不回避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立足于当下，取材于当下，通过对日常生活的重新发现来建立新的审美价值。
90年代文学之所以对日常生活的审美价值情有独钟，这与先锋派和新写实的创作实践有密切关系。80年代后期，先锋派非常强调文学对现实的超越性。余华曾明确提出“强劲的想像产生事实”的口号。④然而，在纯粹的内心生活使作家获得了主体性的绝对自由的同时，自我与世界的有机联系却被切断了，从而放弃了自我与他人交流的感性基础。在这个意义上，新写实作家对日常生活的鼓吹，正是为了抵抗先锋派自闭于文学内部的创作方式。但是，他们却落入了另一个陷阱。由于过分沉溺于对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的记录，作家几乎完全放弃了文学对生活的批判，无怪乎“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的实用主义哲学会成为新写实文学的招牌论调。
90年代的新锐作家既反对先锋派无视现实生活，过分倚重虚构的创作方式，也不满于新写实作家对日常生活无条件的沉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针对余华的“强劲的想像产生事实”的口号，他们提出“事实大于想像”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同时又没有放弃对现实的发言权，强调文学中的日常生活并不等于现实中的日常生活，实际上文学是对日常生活的想像。⑨他们的文学主张清楚地表明，日常生活在他们头脑中具有双重指向，一是“自在的存在”；二是“自为的存在”。前者是指未被人们认识的东西，是未经剪裁过的日常生活，它实际上只是一种感性的素材，是认识世界的基础。而后者是指以个人为中心的、经过处理和选择并包含了价值判断的日常生活，它是作家对世界的独特认识的具体体现。⑩
90年代的新锐作家对日常生活的重新定位纠正了此前文学实践的一些误区。对先锋文学而言，过度陌生化使他们笔下的事实脱离了其“自在性”的现实基础，而摒弃了“自在性”，“自为性”的强劲想像又到底能飞多远？实际上，高深莫测的形式实验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意义的传达，结果使得先锋文学丧失了交流的能力。虽然，神秘化也是处理日常生活的一种方式，但是它只属于私人，是唯美的，排他的。一旦妨碍他将日常生活“私人化”，那么作家必然采取回避的行动，我的日常生活与他人的日常生活失去联系，那么文学的社会批判性也就自然抵消。由于过度强调虚构的力量，先锋派将文学引入了“神秘化”的歧途，最终沦为圈子里自娱自乐的玩物。而就“新写实”来说，忽略文学对现实的“自为性”的认识，“自在性”的日常生活和虚幻的想像一样会发生偏离。正因为意识到了这一点，“新生代”作家对“自为的存在”的追求，就是对有意义的生活的追求。并且，他们的意义具有公共性，它可以拓宽到所有人。
在这样的观念指引下，作家笔下的日常生活开始具有别样的生机。鬼子在《上午打瞌睡的女孩》中，以异常平静的语气讲述一个普通人家由于下岗而引发的一连串致命打击。一个十五岁的小女孩默默承受着母亲偷窃、父亲出走、诱奸、流产、母亲自杀等一系列灾难的重压。面对接踵而至的灾难，她唯一的异常的表现就是在上午的课堂上打瞌睡。没人在意她的瞌睡，没人问她为什么，她的不幸被轻而易举地忽略掉了。女孩的瞌睡和瞌睡背后隐藏的巨大不幸构成强烈的反差，正是鬼子小说社会批判力的根源。他从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极小的异常事件切入对弱势群体的苦难命运的大思考，其深度和广度达到了新时期文学少见的高度。
而王小妮在1998年创作的一系列题名为《1966》的小说，则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对历史重大时刻进行横切，“藏匿”成为那个时代留给人们最为深刻的印象。我们看见有过花名的奶奶把她的金耳坠埋在榆树底下，看见小男孩把花花绿绿的小人书封皮藏在水塔顶上，看见医生将那个会说日本话的老师的照片藏在菜窖里，看见三轮工人要把他生龙活虎的儿子们藏在家中，省得出去惹事……人们努力地维持正常的生活，努力保存着那些曾经美好的记忆，就在那时候，连生活和记忆都可能是有罪的。在小说中，文革并没有开始，但它就要来了，它不是地富反坏右的文革，不是牛鬼蛇神的文革，而是老太太的文革，小孩子的文革，堆雪人的文革，看电影的文革，是一切人一切事的文革。日常生活题材的写作在这里具有极强的批判力量。
三、日常生活：个人写作通往社会和历史的道路
日常生活空间的打开以及其美学意义的重新发现，有效地纠正了“纯文学”观念对“个人写作”的严重束缚，从而使90年代文学的想像空间豁然开朗。1999年，青年批评家李敬泽与李冯、李洱、李大卫、邱华栋等曾对“日常生活”与“个人写作”之关系做过深入地探讨。他们认为，目前所谓的趣味趋同、平面化、碎片化并非“个人写作”的必然结果。在他们看来，真正的“个人写作”有两个必要条件，一为逼近个人经验的写作，二为它必须呈现个人生活的真实性。
与马原、陈染对“个人经验”的理解不同，他们注重观察的品格使其对虚构的神奇力量心存疑惧。他们不赞同以神秘的异域传奇或怪异变形的内心景观来激发人们麻木的想像、体验个人主体性的存在。他们也不赞同“新写实”将“个人经验”局限在吃、喝、拉、撒、睡之类粗鄙化的程序生活中。他们心中的“个人经验”来自广阔的现实。而“现实”并不是虚无抽象的概念，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就是现实的具体形象，它是个人与世界、与历史、与时代发生关系的直接场所。
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就是以“日常生活”为通道，将“个人经验”与历史、现实相沟通的佳作。《长恨歌》讲述了上海小姐王琦瑶的一生浮沉。与《叔叔的故事》不同，虽然王琦瑶也完整地经历了中国50年来的风云变幻，但是王安忆避免从正面直接触及这个历史话题，在这个作品中，她只谈人伦日用、饮食男女。历史的沧桑都浸透在普通人的生活起居当中，王安忆只从茶点、衣着、摆设、娱乐的小处着眼，将一部城市的大历史讲得踏实妥帖、切肤彻骨、充盈四溢。在王安忆笔下，1948年的春天，不是乱世风烟，而是爱丽思公寓的寂静；1957年的冬天，不是你死我活的 “反右”运动，而是革命时代对日常生活的谨慎享受：“屋里有一炉火，是什么样的良辰美景啊！他们都很会动脑筋，在炉子边上做出许多文章。烤朝鲜鱼干，烤年糕片，坐一个开水锅涮羊肉，下面条。”而1960年的“大饥荒”则“是个人人谈吃的春天。……在这城市里，要说‘饥馑’二字是谈不上的，而是食欲旺盛。许多体面人物在西餐馆排着队，一轮一轮地等待上座。”1966年，是躲也躲不过的程先生的自杀；1976年的历史转变， “带给薇薇她们的消息，也是生活美学的范畴的。播映老电影是一桩，高跟鞋是一桩，电烫头发是一桩。”[11]王安忆对个人日常生活描述就是对个人与历史之关系的描述。在她的文学世界中，个人和历史既不对立，也不隔膜。个人就生活在历史之中，历史对我们的影响就来源于当下，来源于此时此地的日常生活。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