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5期
中国当代文学的版本问题
作者：黄发有
建国以后，不少老作家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了修改。典型如曹禺，是来自国统区作家中最早反省自我的作家，1950年10月，他在《文艺报》第3期上发表了《我对今后创作的初步认识》，把过去的剧作基本否定了，主动地进行自我批判，其中有这样的表述：“我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阶级’这两个字的含义直到最近才稍稍明了。原来‘是非之心’、‘正义感’种种观念，常因出身不同而大有差异。”他说《雷雨》中的鲁大海就是“穿上工人衣服的小资产阶级，我完全跳不出我的阶级圈子，我写工人像我自己”。他甚至责骂自己把鲁大海写得“可怕的失败，僵硬，不真实”，是“卖过一次狗皮膏药”。1951年，开明书店邀请作家编辑其剧作选集，曹禺对《雷雨》、《日出》和《北京人》进行了修改，其中《雷雨》和《日出》改动最多，在同年8月出版的《曹禺选集》中，作家在“序言”中对修改旧作的动机进行说明：“我没有在写作的时候追根问底，把造成这些罪恶的基本根源说清楚。……以我今日所达到的理解，来衡量过去的劳作，对这些地方就觉得不够妥当。”由此可以看出，作家的危机来自于极力地改变自己适应时潮的精神焦虑。为了克服《雷雨》中的所谓宿命论思想，符合阶级规律，作家对作品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删改，第4幕几乎是推倒重来。侍萍再次与周朴园见面时，作家让侍萍骂周朴园是“杀人不偿命的强盗”。而周萍的堕落成了周朴园教唆的结果，作品中有这样的台词：“有你这样的父亲就教出这样的孩子。”鲁大海被改写成了一个拥有“工人阶级的品质”的罢工领导者，作品中还添加了一个作为黑暗官府代表的人物——省政府参议乔松生，他和周朴园的交往成了官商勾结的铁证，鲁大海则戳穿了他们狼狈为奸的阴谋。周萍先同蘩漪私通，随后玩弄四凤，最后又要和蘩漪私奔。周冲没有触电死亡，四凤也没有寻短见。作品的悲剧意味几乎荡然无存。《日出》的修改同样有比附现实政治的倾向，作家为了突出阶级对抗，围绕着小东西增加了一条情节线索，增加了小东西的父亲以及田振洪、郭玉山等工人形象。金八是纱厂的总经理，其后台是日本帝国主义，小东西的父亲是仁丰纱厂的工人，是被金八杀害的革命烈士。纱厂工人为此开展罢工，而方达生则成了地下工作者，他与纱厂工人一起，将被藏起来的小东西救出了虎口。作家在这本书的“后记”中说：“改得很费事，所用的精神仅次于另写一个剧本。”耐人寻思的是，作家的修改如他自己所意料的那样“越描越糟”，读者难以接受这种改写，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曹禺剧本选》时，作家又改了回去，但也有许多重要修改，例如删掉了《序幕》和《尾声》等。1957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又据此出版了《雷雨》单行本。对这个版本，曹禺认为“剧本太长，需要大大删减”，1959年9月中国戏剧出版社印行《雷雨》第二版时，作者删掉了近十分之一的内容。随后通行的多为这一文本。
老舍在发表于1945年《青年知识》第1卷第2期的《我怎样写〈骆驼祥子〉》中，有这样一段话：“《祥子》自然也有许多缺点。使我自己最不满意的是收尾收得太慌了一点。因为连载的关系，我必须整整齐齐地写成24段；事实上，我应当多写两三段才能从容不迫地刹住。这，可是没法补救了，因为我对已发表过的作品是不愿再加修改的。”①对于作品的完整性与原创性，老舍是极力维护的。1945年，纽约的雷诺和希契科克公司出版了伊文·金翻译的《骆驼祥子》，译者删去描写祥子走向堕落的内容，采用了一种大团圆的结局：祥子重新回到曹先生家中工作，并从妓院中救出了小福子，祥子心满意足：“她还活着，他也活着，他们现在自由自在了。”老舍对译者的篡改与歪曲极为不满，明确地表示出自己的愤怒。在1948年3月29日赛珍珠致劳埃德（老舍在美国的第二任出版代理人）的信中，有这样的话：“他作品的译者伊文·金（笔名），在没和他打招呼的情况下，翻译了《骆驼祥子》。该书经雷诺和希契科克公司出版后，你可能也知道，入选为‘每月佳书’。……他（引者注：指伊文·金）着手翻译了《离婚》……但后来，使舒先生十分不安的是，他发现伊文·金的译文在许多重要方面大大偏离了原著，结尾则和原著完全不同。事实上，他对伊文·金在翻译《骆驼祥子》时擅自进行改动本来就十分不满。因此，当他发现伊文·金故伎重演时，他感到无法容忍这件事，并拒绝承认伊文·金的工作。……他（指伊文·金）还说，照他看来，要不是他在翻译过程中对原著做了进一步的完善，舒先生的著作根本就一文不值。他还通过律师恫吓过舒先生。”②意味深长的是，强烈地拒绝译者对作品进行改写的老舍，随后居然自己动手对作品进行改写，而且改写的路数如出一辙。开明书店1951年8月版的《老舍选集》中收入了《骆驼祥子》，老舍将一部16万字的长篇删节得只剩下不到10万字，第23段删去三分之二，第24段全删，这些文字正是集中描写祥子堕落的内容。1952年1月晨光出版公司出版的“改订本四版”中，根据老舍自己的主张，在原来的纸型上删掉了第24段开头的大段文字，只剩下八个自然段收束全书。在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修订本中，作家对作品进行了修改，删去了旧版中第23章后半部分和第24章的全部。此外，删掉了在书中出现过三次的阮明这个人物，因为在这个人物身上，作者表达了对政党的观点，同时删去书中有关性描写的文字。在修订本的“后记”中，老舍有这样的说明：“现在重印，删去些不大洁净的语言和枝冗的叙述。这是我十九年前的旧作。在书里，虽然我是同情劳动人民的，敬爱他们的好品质，我可是没有给他们找到出路；他们痛苦的活着，委屈地死去。这是因为我只看见了当时社会的黑暗的一面，而没看到革命的光明，不认识革命的真理。当时的图书审查制度的厉害，也使我不得不小心，不敢说穷人应该造反。出书不久，即有劳动人民反映意见：‘照书中所说，我们就太苦，太没希望了！’这使我非常惭愧！”
这些老作家对代表作品的修改是一种如老舍所言的“自我检讨”，是为了抛弃旧我寻找新我。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萧也牧，却在夹缝状态中努力保持自己独立的艺术判断，但微弱的个人声音最终被滔滔大潮所席卷。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发表在《人民文学》第1卷第3期（1950年1月），作品描写了城市出身的知识分子干部李克和边区农村出身的妻子张同志，从边区进入北京后，由于文化、兴趣、爱好的差异造成情感裂痕，夫妻关系的严重恶化促使双方反省，最终言归于好。率先批评萧也牧作品的“倾向问题”的是丁玲和冯雪峰，丁玲发表在《文艺报》4卷8期的《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给萧也牧同志的一封信》指责作品是“虚伪的”，“穿着工农兵衣服，而实际上是歪曲了嘲弄了工农兵的小说” 。在《文艺报》5卷1期上，萧也牧发表了《我一定要切实地改正错误》一文，作公开检讨，其中谈到了作者在1950年秋天对《我们夫妇之间》的两次删改：“张同志不骂人了，李克一进北京城那段城市景色以及‘爵士乐’等等删掉了，张同志‘偷’李克的钱以及夫妇吵架的场面改掉了，凡‘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等字眼删掉了。结尾处，李克的‘自我批评’中删去了‘取长补短’等字眼，在李克自认的错误之前，加上了‘严重’‘危险’等形容词，并且把李克改成参加革命才四五年的一个新干部等等。”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作者此前曾试图修改作品，但最终放弃了，原因是：“思索结果，除非要把所有的字句全部删去，才能不见到它的错误的痕迹！” 我们不难领会这句话中的言外之意。有意思的是，对于丁玲重点批评的原作第四节（在百花文艺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萧也牧作品选》中被改为第五节）的第四、第五自然段，作者仅仅删掉了其中的一句话：“‘他妈的’‘鸡巴’……一类的口头语也没有了！”因为这篇作品，萧也牧被调离原来的岗位，“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青春之歌》的改写具有典型性。作品1958年1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中国青年》1959年第2期刊发郭开的《略谈对林道静的描写中的缺点——评杨沫的〈青春之歌〉》一文，认为作品对林道静与工农结合的描写不充分，充满小资情调，《文艺报》1959年第2-9期以“讨论《青春之歌》”为题刊登系列文章，由此引发一场广泛的争论，茅盾、何其芳、马铁丁等表示对作品的公开支持，否定的声音才逐渐沉寂。受这场争论的影响，杨沫开始修改作品，1959年12月修改完毕，她在1960年3月出版的修改版的“后记”中，有这样的说明：“在主观上我曾经极力改正初版本中所发现的缺点或错误，并设法弥补某些不足之处。其中变动最大的是增加了林道静在农村的七章和北大学生运动的三章。而这些变动的基本意图是围绕林道静这个主要人物，要使她的成长更加合情合理、脉络清楚，要使她从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变成无产阶级战士的发展过程更加令人信服，更有坚实的基础。……提到修改小说，不能不提到今年《中国青年》和《文艺报》对《青春之歌》初版本所展开的讨论。这种讨论对我来说是非常有益的。”可见，《青春之歌》的修订受到了外部舆论的深刻影响，是作家个体的独立判断屈服于主流话语的结果。在作品增写的内容中，作者把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和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胡适当成学生运动的对立面，甚至骂他们是“恬不知耻的走狗”，成为林道静们要“一扫而光”的“魑魅魍魉”，这就违背了历史的真实，是为了当时批判胡适的政治需要的故意丑化。为了丑化余永泽的小资产阶级趣味，修改版中的余永泽也变成了一心巴结胡适往上爬的“走狗”。对这些修改，当时的评论界褒贬不一。以现在的眼光看，修改是不成功的，“是作者受到某种思潮的压力，顺应那种政治上是左倾，思想方法上是教条主义——唯心主义的文艺批评，运用政治概念，根据某些并非正确的‘原则’，随心所欲地臆造人物性格，杜撰历史”。③
二
“十七”年文学文本的变迁，多受制于政治潮流的导向与外部的批评压力，作家为了适应时势而修改自己的文本，遗憾的是，这种修改往往损害了作品在艺术上的完整性，但处于进退两难境地的作家依然有限地保持着创作的独立性。进入“文革”，文学写作的独立性受到进一步的遏制，“集体创作”得到鼓励和提倡，而“党的领导”、“工农兵群众”和“专业文艺工作者” “三结合”的集体创作方式成为政治时尚；另一方面，除个别作家获得发表权和出版权外，作家普遍地失去写作资格，而重版的著作如贺敬之的《放歌集》、张永枚的《骑马挂枪走天下》、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等作品都响应当时的政治要求作了修改与增删，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在“文革”中也被迫增加了儒法斗争的内容，并以此解释和评价文学史。《刘志丹》事件、《海霞》事件、《保卫延安》事件和《海瑞罢官》事件，是文学问题政治化的典型体现。在艰难的处境中，“改写”现象成了普遍性的生存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