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4期
方方小说创作中的女性形象
作者：陈 宁
然而，写作者作为社会文化监控下的一分子，他（她）的性别观念或多或少都会有社会性别文化的烙印，只不过有着鲜明性别意识的作家会对这种烙印的合理性进行积极的审视和思考。从这个角度来说，并没有十分纯粹的“超越”性别的写作。不论题材是内视个人还是外视社会，不论写作视角是深陷其中还是超然物外，不论笔法是窃窃私语还是幽默练达，作品中都会透露出作者有意或无意的性别观念。本文力图通过解析方方二十多年来小说创作中的女性形象，从一个侧面勾画出这样一个视野开阔、风格洒脱的女作家在书写两性关系、女性生存境遇、女性情感等问题上所体现出的女性观念。
一
回顾二十多年来的小说创作，方方作为一名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女作家，她对女性形象和女性命运有着格外的关注。从80年代初的创作开始，我〖JP4〗们可以从中梳理出一条作者关于性别思考的大致脉络。
早在方方登上文坛不久的1984年，她的短篇小说《一棵树》就透露了一些与众不同的信息。作家大胆地将男性惯有的社会性别特征赋予了一个女性司机，而且让这位女性生活得自信而从容，并没有半点对这种性别形象错位的焦虑感。她爱岗敬业，为了让辛苦的装卸工能有更好的收入而加班加点；她脾气倔，不会温柔体贴，也不会哭；她的巴掌像男人一样有力……作者突破了传统性别规范对女性固有的印象，让这个和男人差不多的女人也找到了自己的爱人，全文一直笼罩在男友对她深切缠绵的思念当中。应该说，这种独特的女性找到爱情并不困难，关键在于这样一种有悖“常理”的男女感情将如何维系下去，这才是对女性性别规范的真正思考。作者努力了，但是努力得并不算成功。当男人不能忘怀女人那率真的可爱而最终决定为她洗衣做饭看孩子时，女人却为了挽救一个孩子而离开了人世。故事的结果遗憾地成为，女人以好人的形象、通过死亡的手段、用思念的形式留在了“他”和读者的记忆当中。这个光辉的“好人”实际上恰恰消解了作家试图重新塑造女性形象的可能。
这一点点性别建构的萌芽随着1986年方方整体创作风格的转变而改变。受作者个人经历的影响，这一年方方的创作风格从前期的纯真温情转变为一种悲悯中的讽刺和鞭笞。以“三白”（《白梦》、《白雾》、《白驹》）和《风景》为代表，女性和男性一起进入了方方的社会批判视野：不学无术如穆牧（《穆牧及其它》）、卖友求荣如苇儿（《白梦》）、依靠权势如李亚（《白雾》）、出卖肉体如大香小香（《风景》）、背叛爱情如杨家女（《风景》）……通过对这一系列女性形象的塑造，作品较为深刻地揭示了女性生存的可悲境地，反思女性自身存在的文化及道德修养的缺憾。但遗憾的是，方方这一时期的小说中充盈着过多的不平之气，作者将女性问题一起裹挟在社会流俗的批判中，以唯我独醒的姿态忙于社会解构。从这一点看，作品中并没有表现出对女性的特别眷顾，也没能以更为平和的心境为姊妹探索一条更好的出路。
90年代初期，我们从《一唱三叹》这部小说中重新看到了方方对于被主流意识形态所塑造的女性形象的反思。作者说：“我知道许多女人爱惜自己的自尊和虚荣甚于爱惜自己的生命。她们坚忍着自己，与孤独和思念为伴。她们总是鼓励丈夫或者儿女去闯荡天下，立下一份大业，哪怕他们吃尽辛苦也如她们一样地将孤独和思念作为生活中的盐，也不让他们回头。”②琀妈年轻时响应国家号召让儿女们奔赴祖国各地，虽然当时非常光荣，却在晚年尝尽了孤独、贫穷和被埋怨的滋味。她的同事盈月当年用苦肉计挽留孩子在身边，晚年却儿孙满堂，受人尊重。在小说中，女性真实的生命需求突破了政治话语的束缚被突现出来。作者击破了那层社会舆论给女性塑造的镇定自如、无私无畏的华丽铠甲，在那破碎声中我们听到了普通女性压抑已久的情感渴望。
如果说《一唱三叹》中更多的表达了一种对于女性苦难的温柔的同情，那么在世纪末的《暗示》、《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以及新世纪的《奔跑的火光》等作品中，方方开始以“死亡”这种醒目的方式警醒着人们对于女性现实压抑和生存出路的关注。《暗示》从故事层面看，母亲、姨母、叶桑、二妹、小妹几个家族中的女性互为镜像，展示着两代女人几乎雷同的宿命轮回：叶桑如母亲般只有婚姻的契约形式，叶桑又如姨母般对自己的姊妹心存插足的愧疚，母亲和二妹同样因为感情的伤害而精神分裂，而姨母和叶桑最终都以自杀了断了纷扰……面对这种无可遁逃的命运轮回，作者为叶桑选择的出路是一种诗意的死亡，她让叶桑在死亡中投入另一个男性无法理解的绝美世界：雾锁江面，红霞点染，昔日梦境如在眼前，江水欢快，涌动着无尽的召唤。叶桑投身船外的一瞬间呈现出一种夸父追日般的盎然诗意和义无返顾。
与叶桑诗意的死亡不同，黄苏子的死是自戕式的（《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一个看似诗书满腹的父亲代表了坚不可摧的女性规范和女性歧视，使得黄苏子自幼陷入了自卑和自负相纠缠的自我封闭之中，成为众人眼中的“僵尸佳丽”。即便如此，当少年时那个曾追求过她的男孩子重新风度翩翩地出现在她眼前时，一个多情温柔而略带羞涩的女子复活了！可是当这个男人的玩弄之心和报复之意暴露出来时，黄苏子那一夜绽放的真情彻底被摧残了。从此她便开始了一种白天白领夜晚娼妓的“疯狂的堕落”，直至最终被嫖客杀害。
这是两个以生命的结束作为新生的开始和压抑的反抗的女性形象。她们身上鲜明地表现出女性争取操纵命运权和表达欲求权的决绝和勇气。然而，与这种了断残生和自我堕落的“潇洒”比起来，能在这不平的两性世界中屡战屡败、愈败愈战的女性却要面对更为复杂的现实磨难，需要更多的生存执著和抗争毅力。新世纪伊始，《奔跑的火光》这部小说从一个更高的角度阐释了作者对女性解放道路的深沉思考。
英芝高中毕业，家中宠爱，崇尚自由，是个新派的乡村少女。然而，在封建男权意识极盛的乡村，受自身修养的制约，英芝一方面有着性别意识的初醒，一方面又没有相应的欲望自控能力和对现实处境的超越能力：她想要爱情，但是在性欲和物质的诱惑面前轻易地失了分寸，未婚先孕；她想要自由，又无法突破传统贞操观的束缚，只能草率结婚；她想要独立，就将希望寄托在经济独立上，但赚钱的手段仍然要靠卖相、卖唱到卖身……英芝从头到尾一直在追问“为什么男人和女人不一样”。她试图逃离男权的控制，但“卖唱”这一逃离的手段又将她推回男权世界中“妻”和“妓”的角色夹缝当中，使得英芝每一点希望的光亮都诱引她走向更深的黑暗漩涡，如此往复，无法抽身，直至灭亡。可以说，英芝的悲剧既是农村妇女解放与强大封建男权传统之间的矛盾，更是农村妇女自我意识的初醒与自我解放能力的匮乏之间的矛盾。从这个角度看，英芝这个女性形象深刻地展现了女性解放的现实复杂性和女性自我完善的紧迫性。《奔跑的火光》也堪称是一部对女性生存思考的力作。
二
方方二十多年来的写作重心一直围绕在对社会性话题的书写中。如早期小说中对于一群鲜活的青年工人的描写，其后对于社会浮躁现象的批判和对知识分子命运和思想状态的思考等等，都表现了她书写广阔人生的写作态度。有学者曾经这样来定义阶级问题和性别问题研究之间的矛盾：“当中国知识分子思考中国现实问题时，阶级和性别成为彼此缺席的误区。当从性别的角度去思考时，就不可能去关照中国的阶级现实。”③我们发现，在方方的小说中，当作者将视线从女性身上转移到所谓关涉国家、民族、政治的重大命题时，类似于以上的矛盾就出现了，完整独立的女性形象隐身而去，男性形象肩扛道义走上前来。
以处女作《“大篷车”上》为代表，方方写于80年代早期的作品由于描写了一群鲜活、立体的青年工人的形象而在较短的时间里赢得了广大读者的青睐。在这类作品中，她力图反映青年工人的生活苦恼，发现他们精神世界的闪光之处，为他们勾画美好的生活前景，给予了深切的理解和关怀。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作品铺排开来，就会发现一些惊人的巧合：小说中作为思考主体的人物绝大部分都是男性青年，而他们身边几乎具有相同社会身份和年龄的女性却仿佛生活得无忧无虑。她们只是见证着男青年思想成长的历程，扮演一个又一个抚慰者、鼓励者和应和者的角色。
《“大篷车”上》首先就定下了这样的两性关系模式：男性青工虽缺少文化修养，行为懒散，但是爱岗敬业，乐于助人，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是一群急需帮助的有望青年。而同样是青工的姑娘发现了这些小伙子的“可爱”，并热切地呼吁其他姑娘们为他们奉献自己的爱情。小说中女性的存在价值在于，她们可以和男性构成“爱情”这样一种足以鼓舞男性进步的社会关系。这本是一种最为私人和曲折的人类情感活动，在小说中却仿佛信手拈来，随意垫衬在重塑男性形象的主题之下。而女青工在同男性一样的生活境遇中有着怎样独特的内心波澜却无人知晓。
类似的两性关系模式在方方的早期小说一直保留下来：男青工为了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努力突破自我的惰性，各种心理变化微妙曲折，而女友们则在一旁用爱情加以鼓励和安慰（《班头儿》）；大学生史阳平卖友求荣遭到了舆论的谴责，相恋多年的女友便在最后时刻提出分手，分手的理由和道德谴责者的口径如出一辙，全然不顾这其中还有多少难言的隐衷（《走向远方》）；男青年金剑要从“英雄”的光环下寻找真正鲜活的自我，暗恋的姑娘的喜怒哀乐就成了他表现好坏的晴雨表（《寻找的故事》）；制片主任杜江帆这个“铁骨柔肠”的汉子在事业和家累的夹缝中上下求索，而身为教师的妻子却轻飘飘地被放弃了事业，仿佛女性从来不必有什么选择的艰难……
经过了相对稚嫩的初创期，方方的写作技法日臻娴熟，她也找到了自己较为擅长的写作主题：关注当代知识分子的现实生存状态和内在精神世界。遗憾的是，早期创作中那种两性之间主次分明的关系模式在这一主题中仍然有所显露。在这一类作品中，承载着对知识分子命运的思考，代表着知识分子典型形象的人物仍然是男性居多。“他们”的命运起伏是方方笔下知识分子生存图景中的主要画面。而围绕其侧的女性形象虽然有着相差无几的社会身份，但能够对这一群体的社会价值、群体命运进行认真思考的却寥寥无几。这一问题在几部反映高校教师心态的小说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定数》讲述了大学教师肖济东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对文化知识从疏离到回归的心路历程，我们能从肖济东的“定数”中体味到知识分子深沉的社会和文化的使命感。而那个“说话从来都入木三分”的老婆身上却散发着浓厚的功利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气息，与肖济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行云流水》中的夫妇两人具有几乎相同的学术地位。丈夫常常困惑于知识贬值、金钱至上、学术升迁等理性问题，而妻子的事业却做了淡化处理，作者让她以一种貌似达观的性格周旋在家务之中。《无处遁逃》中丈夫严航一心钻研学术，谋求出国发展，并认为只要事业有成，女人就会主动亲近。妻子安晓月虽然在事业上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坐标，却仍然要围绕两个男人作出今后生活的选择。这样的两性关系模式在堪称描写知识分子的力作《祖父在父亲心中》、《乌泥湖年谱》等作品中也并没有得到实质上的改变。
可见，在一个有别于女性一己世界的社会场域中，作者无意中将各种生活况味的体会权和人物历史命运的思考权赋予了男性角色。这体现出作者下意识的对男性思考能力的推崇和社会职责的依赖。她的近作《闭上眼睛就是天黑》曾经试图将男性从社会承担的重负中解脱出来，主人公武胜松就是个不愿意思考，只求能安静地随意地生活的男性。但是如果我们将另一个同样活得很随意的女性形象“滚儿”（《滚儿》）和武胜松相比就会发现，作者对武胜松如此这般浑噩地生活其实充满了痛惋和不甘之意。作者将“滚儿”定位在和猪一样“超然”，什么都能忍受，什么都能放弃，而且这忍受和放弃来的相当轻松，以至于行文间对女性这样“超脱”的活法充满了艳羡之情。而男人武胜松的忍受和放弃则充满了思虑和波折，左右摇摆又无从推进。看来，男人究竟能不能这样活着在作者心中还是个有待商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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