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4期
２０世纪下半叶中国战争小说军人形象塑造新探
作者：陈思广
战争是军人的职业，战争小说塑造军人形象天经地义。最早出现在20世纪下半叶中国战争小说中的军人形象是《火光在前》里的师长陈兴才、师政委梁宾、团长陈勇和团政委蔡锦生等，他们都是老红军出身的指挥员。之后，周大勇、李诚、张文贵、崔克坚、沈振新、彭德怀以及包括国民党74师师长张灵甫等在内的一批具有典型特征的军人形象，纷纷走进战争小说的人物画廊，在50—60年代的军人谱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那么，战争小说家们是怎样塑造这些职业军人的呢?
以军人的自觉能动性为核心，紧扣他们各自所处的地位及其对战争的认识、指导以及实践过程中的作用，提升他们在战争中的自我能量，强化军人的战争职业本性。在长城边上一个小村里，教导员张培与周大勇促膝谈心，告诉他生命的价值与人的力量，告诉他人纯洁而高尚的品质来自于战斗的伟力，使他明确和清醒地认识到战斗主体的巨大能量。周大勇之后在战斗中发挥出超大能量的动力就源于此。与强调周大勇活动的认识目的与行动目的不同，团长崔克坚活动的计划、选择和主动性就显得更为重要。在崔克坚的脑海里，冥思苦想的是制订何种方案以及通过怎样的措施、方式和步骤去贯彻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如何适时地取舍、调整自己的行动方式，不断地在反馈的结果与目的的差距中，修正自己的认识与行动。制定以坑道作业的方式强攻小城的战斗目标，充分调动干部战士的智慧，保证坑道作业在上级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是自觉能动性的基本点。实地观察，设身处地，反复推证，多层设想，周密计划，使战斗方案更为科学，是主体能动性的进一步发挥。攻坚受阻后，坚持按原计划不变，保持高度的自信，审时度势，趋利避害，抓住战机，赢得胜利，是主体能量的完全释放。作者紧紧围绕团指挥员在具体战斗中的作用，最大限度地扩展主人公的自觉能动性，使他成为多种现实性组成的可能性空间的主动者。这一系列可能性与现实性的能动的实践过程，就是作家塑造这一人物的构思过程。
强化军人的自为超越性，凸显他们在战争中之所以为战争中人的本质规定性，由外而内地拆解军人的内心平台。崔克坚能赢得战役的胜利，固然在于他作为军人对自我优先、自我至上、舍我其谁等强烈的自为超越性的自觉感知，但对于他这位战斗在第一线的指挥员来说， 自为超越性常常体现在对战斗方案、战斗过程、战斗结局等自觉感知后的预测、推想、验证与意义的赋予。谢雪畴采取深入细致的拆解主人公心理平台的方式，塑造出职业军人有序的自为超越性，颇具艺术魅力。崔克坚制定好作战方案，仿佛看到了胜利的希望，不禁心花怒放。但他马上从喜悦的心情中冷静下来：万一坑道爆炸不奏效?假如突击部队在坑道爆炸口上被敌人打垮下来，该怎么办呢?这时，一双隐藏着微笑的眼睛，在他心上眨着，亮着。一句熟悉、亲切而又含着几分严厉的话在他耳边回响：“两军上阵，一胜一败。在打响以前，双方指挥员总都相信打赢的是自己，打输的是对方。如果事后从指挥员的决心和战斗部署上去检查的话，你就会看见，那输、赢、胜、败，相差总只有一点点……”“输、赢、胜、败，最初在指挥员的决心和部署上，相差只有一点点……”崔克坚将师长这句警语，在心头默诵了一遍，打开地图，又坐在桌前长久地思虑起来。他先把自己移到敌人指挥官的位置上来设想原定战斗部署的可靠性，推想可能出现的几种方案。随后又全神贯注地凝视着地图，再一次细审着敌人的阵地配备，思量着除了原有的坑道爆破之外还有没有更为有利的战术手段。地图上的标识显示，敌人的防御阵地相当牢固，火力配备十分周密，防御体系也相当完善，“是一张由狠心和精心结成的罗网”!如何找到它的薄弱环节冲破其罗网呢?崔克坚再次陷入沉思。调整一下思路如何——从单纯地思考我团与敌方的攻防转向我团和友邻部队协作与敌方的攻防?果然，崔克坚发现，敌人的兵力与火力，在整体打击下，在同一时间内，必然会向几个重点打击点集中，而一旦某一个点被突破，附近的点就会移动以求继续保持平衡，在这移动过程中，这个“环”就会出现一个小小的空隙，虽然这是暂时的、不大的，但却是可以由之撕开裂缝的关键战机。对，就要抓住这个战机!用一支小部队，像一把尖刀插进去，不怕你空子小，时间短，只要有空可钻，我就能把你撕成大的!崔克坚为这一新的发现欣喜起来。“他简直快活到陶醉的程度了，心上漾起一阵尖刀刺进一只野狼咽喉时的快感。”可是，用来撕开裂缝的尖刀部队放在哪里最合适呢?崔克坚又“陷进了一大堆琐碎的具体的计较中。他对于这些事务，斤斤较量着，并且觉得津津有味，似乎每一件都价值千金。”由此可以看出，作者以崔克坚对战争规律清醒的认识为基础，并由表及里地逐层反复地透视主体的自主意识和对象意识，这既是主体对客体的分解与打开，也是主体自为超越性的呈现与展开。作战计划最终虽然是在经过师长的小修订后才得以确定，但这一过程及其结果本身仍然体现了崔克坚作为职业军人的价值与意义的新构。如果再与周大勇行大于思且较为单一来比，崔克坚行思兼备且形象生动。作者对战争主体规定性深入细致的描写，使崔克坚成为50—60年代军人形象中最为成功的艺术塑造。需要指出的是，战争主体的超越性受制于主体间的互动关系。作家们对这一点的认识最为清晰，最为明晓，几乎所有的战争小说都表现出战争的胜利不仅取决于军人对战争本体规律的掌握与运用，还取决于主体间即民众、统帅及各级指战员的协调互动关系。只有各部分有机地整合为一体，战争主体的超越性才能得以真切的落实。再者，军人主体规定性的两个方面在人物身上和作家创造过程中，并非泾渭分明，往往是相互统一的，我们作此区分只是为了分析的方便。
突出军人自为超越性中对盲目主观性的超越。张灵甫形象的塑造就是较为成功的一例。张灵甫孤军深入，犯兵家之大忌，这是他盲目主观性的突出表现，也是兵败孟良崮的主要原因。但张灵甫得知74师被华野包围后，非但不惊慌失措，反而得意洋洋，果敢应战，又表明他认为他的超越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即：他深知自己的战略及部队的战斗力，也深知周边的战争势态与战役的地形对他极为有利——战前的态势也确实如参谋长董耀宗分析的那样对他们较为有利：以孟良崮为核心，形成了敌——我——敌的互围形势。之后国民党国防部的战略安排又增强了他的客观感，他也竭力保持着高度的自信以争取胜利理想的实现，但因国民党自身的腐败，相关作战部队围与攻不能同心协力，终使张灵甫未能逃脱失败的命运。小说对张灵甫的心意状态，如思维、情感、意志等给予一定的客观性描写，难能可贵。客观地说，孟良崮之战对国共双方都有自为超越性，关键就在于双方主体间互动关系的调和度。国民党军队的非协调性，葬送了张灵甫自为超越的最终努力，使其沦为盲目主观性的历史样本。这一形象的成功之一就在于，真实地写出了张灵甫自我超越的能力，即使失败也体现了一定的超越性。
如果说，50—60年代军人形象的塑造侧重于表现军人在战争年代作为战争主体的规定性，那么，80年代后军人形象的塑造则把军人作为战争主体的规定性延伸至和平年代。刘毛妹、梁三喜、于典(《清晰度》)、关山林等几类新型军人形象的塑造，就说明了这一点。他们不是单纯地生活在战争年代的军人，而是经历了战争与和平两种时代的军人。他们依据生活的目的和既定生活实践理想，调整自我，设计未来，推动自我能力的适度发挥和充分发挥，他们依据自身对生活规律及其他人的“定位”所做出的判断、举止，所赋予的意义——他们作为战争主体在战争与和平时期所呈现的主体规定性，显示出丰厚的新质，他们的诞生开拓了军人形象塑造的疆域，深化了军人形象的艺术内涵。
以历史的某个时段为视域，展示人物在战争与和平年代的主体性规定性，战争主体的自觉能动性转化为对自我需求与适度发展的深切表达，是新时期军人形象塑造的一个新变。刘毛妹、陈隆华、于典、梁三喜等人物形象是其中的代表。这些小说所着重表现的都是部队参加南线战争前后的一个时段，在具体的战斗过程中，他们充分发挥出作为战争主体的规定性。但是，作家并不重于表达战斗故事，他们为什么要参加战争和他们在战争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也不是作家所要关心的基本点，作家所要关心的是：战争主体在和平时代规定性所呈现的丰富内涵。试以梁三喜为例。在自觉能动性上，梁三喜依生活目的和生活的进程对既定生活内容与未来做出新的设计和调整。他身上的重任远不是周大勇、崔克坚那样只是打好仗那么单纯、简明，而是肩挑国家、社会、家庭、个人等多重重负，它们同时又凝聚着深沉的时代特征：国家，百废待兴；社会，千疮百孔；家庭，生活贫困；个人，心事重重。这样，他的自为超越性也就体现出爱国主义与忧患意识的双重超越。作为军人，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神圣职责，在国家需要的时候，义不容辞地走上战场，不惜舍身为国；也清醒地意识到社会的现状与人民的疾苦及一个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位卑未敢忘忧国”是他自为超越的核心意识，也是他估量自我与他人、自我与世界的精神指针。作者通过梁三喜忍辱负重、奉献自我所做出的巨大牺牲，来弘扬忧患、理解、报国、牺牲、奉献等新时代军人主体规定性所应有的多重的崇高特质。他的那封家书所透出的他对未来的设计和调整，以及韩玉秀、梁大娘倾其所有千里迢迢以至步行来部队还债，都是他主体规定性的崇高体现。但现实确实是令人感怀的，要使自我需求与适度发展等自觉能动性合理的转化，还必须铺垫他们对自我需求的克制与忍让、宽怀与坦白，对适度发展的调整与创新，消解与重构，这才能将悲剧的情怀最终释放在崇高的情操中。与此同时，以浓烈的情感不断地敞开、糅合二者之间的关系，由表象到本质、由外在到深层，使这一人物获得了独有的艺术魅力。
《清晰度》中于典的塑造有些特别。十余年前的中越之战，导致了一场难以说清的仇杀，也埋下了仇恨的隐患。虽然两国重新走上安宁，但在那场战争中受到伤害的个人的复仇行动却无法彻底解除。侦察兵元音为了给战友也为了给自己报仇，主动潜伏在草丛叶刃里，对方也出于同样的目的乔装隐蔽在山石掩体中。双方都在相互算计着如何置敌于死命。在一次行动中，当于典发现元音有可能被敌人俘获而他本人却无所察知时，毫不犹豫地呼叫了自己的炮群(实际上，敌人也出于同样的担心，呼叫了自己的炮群)。双方心里都明白，宁肯同归于尽也不能给部队(国家)、本人带来更大的耻辱。这就是战争的法则(尽管它有不合理的一面)。对于于典来说，战争是战争，和平是和平，双方各有法则，时刻保持自己清醒的角色意识，不为个人情感所混淆，是军人基本的也是起码的素养。作为外事活动，在每年的例行边境会晤上，于典按照礼节接待参加会晤的越南军事人员，尽管其中一位还是凶手；作为一名职业军人，他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保持军人所应有的清晰度。这也是他作为军人在新的时代下对自我的合理设计和必要调整。时刻明晰战争主体与和平主体的双重职责并将二者有机地互换与统一，是朱苏进塑造于典的成功与新颖之所在。
以编年体的方式纵向地展示军人的主体规定性在和平时代的困惑与矛盾，剖析其自觉能动性与自为超越性的错位所造成的悲剧，是新时期军人形象塑造的又一新质。较有影响的形象如关山林、李云龙、赵刚等，其中又以关山林的形象最为突出。对这类形象的塑造，作者一方面浓墨重彩地渲染他们在战争生活中所形成的战争主体规定性，一方面又极力突出这种规定性在失去必要的战争环境刺激后所导致的精神失衡，渲染出主人公难以从根本上修正、调整自我以求得适度发展的悲剧意识，审美意涵为之一变。为了更明晰这一问题，我们试以关山林的形象为例。
关山林是位有着“战争癖”的典型军人，听见枪响就不要命。多年的战争生涯强化了他作为战争主体的规定性，并植根于他的生命哲学中。按理说，作为战争主体的规定性就其哲学基础而言并无过错，众多从战争中走入和平的军人虽有短期的不适，但能很快克服并迅速适应新的生活。关山林为什么就每况愈下呢?这与关山林作为战争主体规定性的失衡有关。关山林作为战争主体的规定性的失衡，在自觉能动性上，表现为确立自我的意识强而反求自我的意识弱；在自为超越上，表现为内在超越强而外在超越弱。前者使他缺乏对自我与客体的有效提升，从而导致对自我调整的盲动性，影响了自我的适度发挥和充分发挥；后者使他失却了对“自我”所蕴含的内在尺度的正确衡量，从而导致对象关系的失衡及客体认识的固化，主观性大为增强，陷入日渐被动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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