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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神话的坍塌
作者：周 莹
由于男权秩序的坚不可摧，女性无力在强大的男权话语和规范中与之直接对抗，便转而从家庭内部寻找痼疾，通过解构男性压制女性的基本机制--家庭，来达到对父权价值的内向性拆解。反家庭叙事--从传统内部反传统，是女性在强大的男性菲勒斯文化机制下采取的一种更为潜隐的叙事策略。
一、父权的象征性消失和"不在场"的父权家庭
这类女性文本从女儿角度，采取伪装、潜隐的叙事策略否定家庭中的父性价值，以父权的"缺席"，父亲形象的"不在场"，父权场景的替换等，通过否定父权系统中的合法男人来否定父权家庭的存在。否定某种存在的最好方式是使其"死亡"，死亡意味着权力的终结。对于在父权家庭中挣扎的女性来说，父亲作为一种"合法的障碍"、权威的表征，父辈的"死亡"则意味着子一辈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和解放，因此体现在大多数90年代女性文本中女主人公的父亲或者是被象征性的取缔，或者是"缺席"和"不在场"。
陈染以具有革命性和先锋性的文本叙事来解构父系象征秩序，通过"恋父--惧父--审父--弑父"的话语策略，来达到对家庭中父权制的批判和解构。童年--少女时代的家庭破裂、父亲的缺席、父爱的匮乏、不完全的父权家庭，"家"的丧失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了人物生存悲剧性的直接注解和显在表征，"我"始终处于一种对父亲的迷恋和憎恶的双重冲突中，这种逆向的双重性产生一种解构式的力量，对父亲的迷恋渐渐被对父亲的憎恶所置换，而"我"却在这种转喻式的移位中，流放在破裂、分离的话语情景中。
《与往事干杯》是对女性俄狄浦斯的一次原画再现，表露出陈染对"理想之父"的迷恋。早年父母的婚变，导致女主人公肖蒙生活在一个不完全的父权家庭，父亲创伤性的缺席让母女场景取代了父亲场景。荒绝的尼姑庵是一个父权被搁置的女性空间，"我"以一个女儿的身份书写着与母亲、与乔琳之间丰富而繁厚的姐妹情谊，肖蒙不断重复着对父亲的眷恋，然而父亲形象的模糊和自我摧毁，使得这种"恋父"情结被女性无可排遣的"惧父"情结所取代，"我的整个童年都害怕着父亲，长期生活在代表着男人的父亲的恐怖和阴影里，因而使我害怕了代表着父权的一切男人"。②这种因创伤、匮乏而产生的心理情结，使得肖蒙在现实中寻找某种替代性的补偿，那位尼姑庵里的年长的男邻居，是肖蒙少女时代的性启蒙者，同时也是"具象之父"的象征性转换。而肖蒙与父子两代人之间有违人伦的两性关系，以女儿和女人的双重身份完成对男性菲勒斯神话的彻底冲决，这是女性在中心文明解体和价值失范时期的90年代进行的一次伦理意义上的自我救赎和精神反叛。
在《巫女与她的梦中之门》中对父权的否定则被一种更为偏执的女性心理复仇模式--"弑父愿望"所取代，"父亲"似乎也在文本中分裂成两个所指，"九月的父亲"是一个权力意志，象征秩序被幻化为一个有"尼采似羸弱身体与躁动不安的"具象之父--"我的父亲"，当"我"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身处无所不在的男性文化的罗网时，便主动逃离这罗网，在恋父的同时自觉或不自觉的开始"弑父"。"弑父"的过程是对社会、历史重新读解的过程，也包括对女性历史的二度确认。父亲在"我"16岁时以一个"无以伦比"的耳光打断了"我"对父亲的迷恋和向往，"凝固成夜幕里永远洗不掉的阴影，这阴影是我生命中无法穿透的男人的石墙"，这种"父亲"的阻隔，不仅是心理成长意义上的，而且是男权文化意义上的。
父亲们／你挡住了我/你的背景挡住了你，即使/
在你蛛网般的思维里早已布满
坍塌了一切声音的遗忘，即使/我已一百次长成大人／
我的眼眸仍然无法迈过/你那阴影。③
"我"在现实中寻找到"那个半裸着脊背有着我父亲一般年龄的男子"，这是"父亲"在现实中的替代性转换，是对"不在"(absence)的"补充"(supplement)，是我在对家庭的本源性破碎的认同中获得的转喻性的复仇情境，"我"在他变态的性蹂躏中体会绝望的报复快感，终于以一种极端地私人化的方式完成了对父权的否定，这个"废墟般的老态男人"在极度的性虐待中为死亡所放逐，而"我"终于充满快感地将一个"光芒四射的耳光"还给了"替代性的父亲"。女性在"弑父"中完成了对父权带有终极意义的否定，在对父辈阉割与补充的分裂式话语情景中获得一种"后悲剧时代"的双重快感，失去父辈的子一辈女性沉迷于这种后悲剧(post-tragedy)状态中，得到救赎与恐惧的欢愉。
"激烈的反叛者常是那些曾将既存秩序深刻内在化的人们……他们在反叛秩序与主流社群的同时，是在与自己厮杀拼搏。"④从某种意义上说，陈染小说中的"弑父"主题的深层是对理想之父的向往。文本中她极为痛楚地表达着作为一个"健康女人"对"真正看见男人"的渴望。
你要我仰起多少次毁掉了的头颅／才能真正看见男人/
你要我拾起多少次失去窗棂的目光/才能望见有绿树的苍空／
你要我走出多少无路可走的路程
才能迈出健康女人的不再鲜血淋漓的脚步……⑤
如果说陈染等私人化小说文本中以父亲缺席的方式完成了对父权家庭的解构和父性文化的阉割，那么到了"70年代后"作家群卫慧、棉棉、周洁茹等的文本中开始了对"父辈"的全方位阻击，"父亲"这个绝对的菲勒斯被一代叛逆女性以"遗忘'的方式完全扼杀在历史的缝隙中，父亲的缺席或被搁置，使得逃逸者真正具有了一种毫无着落的自由自在，卫慧们的作品对"父亲"进行存在意义上的消解，她们彻底否定了父亲及父权家庭，颠覆了父亲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哲学。在解构传统伦理价值观的同时也建构了自己的生活哲学，"那就是简简单单的物质消费，无拘无束的精神游戏，任何时候都相信内心冲动，服从灵魂深处的燃烧，对即兴的疯狂不作抵抗，对各种欲望顶礼膜拜，尽情地交流各种生命的狂喜包括性高潮的奥秘，同时对媚俗肤浅、小市民、地痞作风敬而远之。"⑥卫慧、棉棉们的作品一直以各种方式抵制"父亲"的存在，消解父亲的影响，试图割舍与父辈丝丝缕缕的关联，她们丝毫没有家庭的约束，父的权威以父亲的无限期缺失流放在历史的边缘，"像空心草一样在这个城市自生自灭"(卫慧语)，"父亲"成为一个苍白而乏力的历史雕像，一种可有可无的存在。在《像卫慧那样疯狂》中，那个不能给"我"精神皈依的理想生父却像影子一样在莫名其妙的"冤案"中消失了，而被一个"眼睛亮闪闪，浑身香喷喷，手指灵巧而下流甚至偷看我洗澡"的男人所取代，然后"父亲"的精神实质却在转换的瞬间消失了，"他不是我的父亲，他是一个住在我家里的陌生男人"，"他永远成不了我真正意义上的父亲"。而在《艾夏》中，"父亲"则被物化为一个消费的符号，他以一张张巨额的汇票标志着存在，是子一辈逍遥的巨额经费的来源。在《糖》里，"红"对父亲为自己确定的人生之路的象征--蒙娜丽莎画像感到恐怖与害怕，而"赛宁"则无视父亲的意愿学吉他，她们以拒绝父亲的方式消解了"父亲"存在的意义。
以卫慧、棉棉为代表的"70年代后"作家群对父权家庭及父辈生存意义的反叛，在更大程度上脱离了"父性法则"的阴影，以"更轻灵的美学"，更叛逆的姿态，用自己的青春、身体与性建构起自己的生存法则，一种远离父权传统的法则。生活的随意性与无爱之性、无婚之性使她们远离了婚姻家庭和责任，于是父权家庭以"空白"的方式被拆解。
女性文本中这种以女儿身份否定父权和父权家庭，是女作家深入到家庭本身寻找痼疾，是在"传统内部反传统"，文本故事以"遗忘父亲"为先决条件，以含蓄、伪装的形式否定了作为女儿们与之有血缘关系的父亲之家；父亲与女儿间这种特定的血亲关系，使女儿们对家庭的否定无法直接从女人的角度直白的采取敌视的反抗行为，而采用伪装的转换性手法站在女儿的立场，以父亲形象的"变异"或先验性空缺表现家庭的残缺。
随着父亲之家的消失，女儿与父亲之间的血缘亲情解除，女儿成为他人之家的成员时，女性对父权家庭的否定也成为公开的心安理得的行为。于是女作家开始从一个女性(妻子)的角度，直接地揭示男权家庭对女性的精神挫败和奴役，她们更自由的把自我流放到父性历史之外的广阔领域。
二、家庭中男女爱欲神话的拆解
走出父权家庭的阴影的女性们又不自觉地陷入另一种"父性权威"的遮蔽--夫权，夫权家庭是父性之家的转换性表现，家庭对于女性来说已然成为一个无法逃避的现实，"她姓他的姓，属于他的宗教、阶级，他的生活圈子，随着他的工作而迁徙。"⑦在家庭中女性由子一辈的女儿身份衍变为妻子的角色，由父／子(女)的血亲关系变为男／女的爱欲关系，父亲之家被转换成"他人之家"，女性对父权家庭的否定也成为公开直接的行为，如果我们把对父亲之家的否定看作是女性无意识的语言，那么，对他人(之家)的否定则可以看作是女性意识的"浮出水面"。通过这种叙述主体的转换，反家庭以妻子的身份，从男/女性爱的角度，颠覆男性英雄主义神话，将男性颓败的历史和萎顿的生命文本化。
"性"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折射出男权制度的全部统治关系，"性欲强盛成为男性的独有骄傲，成为他们维护自己权利地位的手段"。⑧性的能力是衡量男性生命强力的主要尺度，男性依靠强悍的性暴力征服和占有女性，"性"浓缩了男性中心文化的全部内涵--男人拥有着性的权力，他们可以任意支配女性，无论是妻妾还是娼妓，都是他们践踏和蹂躏的对象。文明史表明女性权力的丧失是由性权力的丧失而失却的，那么在家庭中，以女性为本位的两性关系的书写，无疑彰显了女性权力的复归，对作为性别主体的女性自我的建构具有极大的意义。反映在家庭中，女性作为丈夫的欲望对象和性的对象，是男性理所当然的合法"性"伙伴，女性是"性"的象征，既是"性"的主体，又是"性'的客体，这种男／女性爱中的主／客体身份，为女性在"他人之家"的反叛提供了突围的可能。90年代的女性作家看到，对强大的男性菲勒斯神话最彻底的颠覆莫过于对其性颓败展现。
张洁的小说《无字》以吴为和胡秉宸的爱情为轴心抒写了三代女性一个世纪的历史命运，文本字里行间贯注了女性对爱情的怀疑和不堪重负，对男女乌托邦的彻底绝望，张洁以对男权的怀疑和剥离的姿态，企图在文本语言的片断拼接中寻找女性神化自在增值的空间。然而在其对男女性爱的寓言式书写中并未向我们呈现一个两性和谐的前景，却导致家庭中两性关系的再度错位和女性在自恋自怜背景下的尖刻促狭、歇斯底里。胡秉宸，我们如果从客观的社会标准来评价的话，他无疑是一个优秀的、成功的、值得女人去托付一生的男人，但在胡秉宸--吴为--白帆这种一男二女的传统情爱模式中，无论是在与白帆最初缔结的婚姻关系，还是与吴为后来的家庭生活中，文本却没有为我们呈现一个理想中的男权英雄形象。胡秉宸在家庭男女的情爱关系中，是一个卑琐、萎顿、无能的男人，作者对他的否定大部分体现在男女两性的性爱关系上，通过对男性性能力的否定来达到女性在男／女性爱家庭中的反叛，而胡秉宸无疑是一个在性方面极端自私和无能的男人，一个苍老的男性历史肖像，一个颓败的男性历史表征。小说中以一种充满挖苦和鄙薄的笔调来表现已是古稀年龄的胡秉宸的性事：
像一个农村的好把式,非常熟悉土地上的耕作，他一寸寸开垦着手下的那块荒地……但是,当这农人的犁头正要进入土地的深层。她也几乎就要进入说知、却又不甚明细的地域时，情况惨变。那耕作的农人猝然倒在田里，额上沁出力不胜任的汗水，灰白的头发里，也满沾着田里的泥土和草棍……此时此刻一个男人的余生，就靠她这些话来判决。如果她应对的好，他也许还能继续燃烧下去，如果她应对的不好，就会"噗"的一下，吹灭他的生命之火。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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