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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记忆深处的审美意蕴
作者：张学昕
作家张锐锋将作家分为三种类型：记忆型作家、摹写型作家和先知型作家。他认为：“记忆者在过去的光阴里沉湎，并像考古工作者一样，细心地掘开生活的表土，收集着被人遗忘的碎片……①他还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记忆是价值的存储器——只有通过记忆才能使生活的意义释放出来。
我觉得，多年来，苏童就是这样一位凭借他天才的想像力和唯美的艺术表现力，追寻“曾经的现实——历史碎片”的提炼者或修补者，他努力地理解并表达记忆中的或心灵体验过的生活事件，并以小说形式进行独特的诠释。综观苏童近二十年的小说创作，我们看到，有近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小说是取材于“记忆”的，包括心灵记忆、“文本记忆”，仅有二部长篇小说和很少一部分短篇是直面当下现实的。
关于苏童为何如此沉湎于“过去的生活记忆”、“历史想像记忆”，已有评论者、研究者做过一些猜测或推断：或以为苏童的创作姿态与童年生活经历有关，或认为是其性格天赋使然等等。其中，学者陈晓明的说法比较令人信服：苏童、余华、格非等年轻作家的创作姿态和艺术选择是由他们步入文坛时所处的时代环境、条件和艺术氛围决定的。特别是他们在80年代后期崛起时所遭遇的“面对知青群体的历史晚生感；面对“大师”无法摆脱的艺术上的迟到感；面对传统他们所陷入的文化上的颓败感”大致决定了他们后来写作的路向。②虽然，其他作家的创作都在90年代初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转型，但苏童的艺术创作风格却执着地延续下来。可以说，苏童的小说既不是通过历史指向未来，也不是对现实进行某种隐喻，仅仅是艺术体验与表现的一种自然发散，一种生活的意蕴，若想在苏童小说中寻找某种“目的”肯定是徒劳的。
狄尔泰说过：“最高意义上的诗是在想像中创造一个新的世界。”③这里我还想提到狄尔泰关于体验的精辟见解。这对我们理解苏童的小说会有很大的帮助。狄尔泰认为，体验必须是从生活着的感性个体的内在感受出发的，并力图去把握生活的意义和价值，体验本身具有一种穿透的能力。生活着，不一定是体验着，但体验着，就必定是在生活着。一种是非体验的生活，一种是体验着的生活。体验需要有灵魂要求把生活的种种关系和基于这种关系的经验结合起来的内在要求。文学不仅仅是反映，主要是要造就一个有意味的世界，它来自于作家个人独特的内心体验，它取决于诗人感受生活时的意向结构，以及由此所决定的诗人感受生活的方式、向度和敏感性。我认为，苏童就是一位主动进入体验，不断体味自己的生活，寻找生活中有意义的情调，并保持自己内在灵性的作家。而多年来，我们许多作家最缺乏的就是发现、发掘和表现自己内在的东西，通过自己心灵之光照耀过的生活，突破了自己晦暗性的生活。
要理解这一点，不妨对苏童小说创作题材稍作回顾。从题材上讲，苏童小说大致有三种取材范畴：一是城市小说。严格地说，他选定的是差不多接近城乡结合部的“香椿村街”为故事背景，并以此展开大多为少年们的故事；二是以乡村为背景的“枫杨树”系列故事。这类作品明显受福克纳或者莫言的影响，类似于他们的“约克纳帕塔法”、“高密东北乡”系列；三是以30、40年代城市为背景的“妇女生活系列”小说。从这类小说可以看出，这些作品纯粹是苏童想像的产物。
从苏童近几年的创作实绩看，苏童仍对两个方面显示着不减的热情：一是继续以“香椿树街”为小说叙述背景演绎他的“怀旧”故事；一是继续不断地对短篇小说的艺术形式进行不懈的探索。如今，苏童虽然不时把目光和笔触停下来，“凝神谛听现实世界的声音”，④但他仍眷顾着“过去的声音”，我以近几年苏童为数不多的短篇小说为例，读解他小说的变化和发展。
我将涉及到的短篇小说主要是《白雪猪头》(载《钟山》2002年第1期)、《女同学们二三事》(载《花城》2001年第4期)、《点心》(载《书城》2002年第10期)、《人民的鱼》(载《北京文学》2002年第9期)、《骑兵》(载《钟山》2003年第1期)。
二
记得王干曾说过，苏童的小说大都是“借着画面来完成的，他的小说可以称为‘意象’小说”。我们不难在苏童的小说中觅到以庞德为代表的意象派诗歌的痕迹，尤其在他早期的一些短篇小说中。90年代，苏童曾在《妻妾成群》、《红粉》、《妇女生活》中营造了著名的“红粉”意象；在《1934年的逃亡》、《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逃》、《米》、《我的帝王生涯》等篇章中刻意表现着“逃”与“飞翔”的意象：而在另一些描绘南方生活的《南方的堕落》、《舒农》、《城北地带》中让我们从地域文化的氛围中强烈地感受着南方的“河”与“街”中所蕴含的诗性情感与意绪。苏童以意象这一隐喻性象征为表现载体，通过意象对生活、生命进行审美观照，以超越传统的写实情境而达到对现实具象的张扬与超越。在他的短篇近作中，记忆和想像铸就的意象已经很少在小说中有明显外在的痕迹，而仿佛溶进了小说的灵魂之中，在故事的韵味弥漫之后，在阅读中愈加明晰、澄澈起来。
前文提到，“香椿树街”是苏童为自己的小说“预设”的一个恒久的叙述背景。总览苏童近20年的小说写作，以“香椿树街”为背景的小说超过他创作总数的大半。可以看出，苏童特别喜欢在这个背景下展开他的文学想像，淘洗他记忆中的生活铅华，对记忆中的生活进行再次体验，从而，创造出一个又一个有意味的世界图景。对一位极有创作个性的作家而言，这无疑是一种坚守，而这种坚守，肯定会给苏童带来了创作上无限的喜悦和巨大的收获。
《白雪猪头》和《人民的鱼》仍然是两篇关于“香椿树街”70、80年代发生的故事。《白雪猪头》以逼真的文字再次将我们带回到60年代不堪回望的生活情境。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很难想像，一个有5个需要正常生长的孩子的母亲会如何面对他们身体的正常需求。小说中的母亲为能得到一只可以稍微改变一下生活的猪头，她愤怒了，她发现或者说强烈感觉到了生活中的某种不公，具体说，她为何买不到一只可以改善生活状态的猪头。在那个年代，人们的聪明和智慧同样具有狡黠和功利的品质。“关系”的处理是一条人情关联的秘密通道。这个60年代的普通城市妇女，在怒斥了肉铺店的张云兰获得了正义与自尊之后，自己的内心却刮起了强烈的风暴。这位善良的女性必须面对“当下的现实”，她收敛起仅有的一点锋芒，开始了“自救”行动。她曲折、婉转地得到了与张云兰修复，准确地说是建立“关系”的机遇，以她的勤奋和灵巧，赶在春节前为张云兰全家缝制了五条裤子。母亲丝毫不掩藏她的目的，并为这个目的艰辛地忙碌，生活的一点点美好愿望，则是她不折不扣的人生动力。作家给故事制造了一个突兀的变化，裤子做好了，交工了，而张云兰却调离了肉铺。“势利”的行为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但意味深长的结局再次显示了苏童天才的构想力。除夕风雪之夜，张云兰手提两只猪头的突然来访，将人与人所有的猜忌、怨忧、对抗、算计都顷刻化解、冰释了。两个女人之间的理解和宽容使她们共同远离了功利，共同找到了面对贫困的途径：人情的力量。阅读这篇小说，我们会得到另一些启发，很难用类似高尚、博大、无私这样的字眼来形容小说的主人公，那太过奢侈，精神和物质对立的思想显然是失效的，人要坦然面对物质，要相信物质是建立精神尊严对付贫困必不可少的基础。也就是说，富裕明亮的生活，才是一个人纯净坚韧品质的最好营养，而不是苦难贫穷的生活。摆脱贫乏的生活窘境不是罪过，也不是一件羞耻的事情。
故事结尾处，“白雪猪头”的出现，立刻给整篇文字带来了传神的色彩，它成为有生命力的物象，使张云兰的行动更具有感染性，也使叙述腾挪出整体与记忆，真实与想像等要素之间的张力，从而为读者预留下思考与回味的空间，获得传统故事的满足。所以，“白雪猪头”是苏童奉献给当代小说的一个独特的意象。
苏童是当代少数几个不会让我产生阅读惰性的作家，多年来，我对他的小说始终保持了强烈的阅读期待，我相信他的每一篇小说都会带给我一定的兴味或刺激。
《人民的鱼》虽然从题目上看不似《白雪猪头》诱人，但也叫人眼前为之一亮。
我始终感觉，对苏童的小说，人们很难对其进行重复性描述，它给我们留下的常常只是一种特别的阅读感觉而已。而这篇《人民的鱼》让我改变了对苏童小说叙事策略的看法。这篇小说同样是讲述“香椿树街”两位女性之间发生的故事，却被搁置于时代变迁的动态背景下，无形之中增加了叙事因素的多元性。小说通过主人公柳月芳和张慧琴对“鱼头”的好恶移换，演绎着社会、时代与世俗风尚的沧桑变化。鱼头的“命运”似乎主宰了小说中人物的命运，强烈地透射出主人公命运、生活形态的剧烈变化。房林生家天井里、水缸里那些活动的、僵硬的鱼，代表着女主人柳月芳的优裕而从容不迫的生活姿态，而张慧琴对鱼头独到、充分的享用，并没有使自己的人格产生卑微或遭受贬损。房林生家的兴盛与失落，张慧琴家的羸弱而至“崛起”，同样会让我们感到对物质存在的难以漠视。苏童在这篇小说里获得了一种眼光，在人们共同遭遇物质贫乏困境的岁月里，物质的力量是广阔、庞大的，但精神的耐性与真情的可贵一样不可忽视。柳月芳春风得意时没有“高扬”自己的尊严，小视张慧琴捉襟见肘的清贫生活，鱼头的馈赠也是情感的驱使；张慧琴发达后，力邀房林生、柳月芳一家到自家饭店赴宴，用真情还报真情，绝不仅是场面动人而已。两个主人公的心态在对鱼头的选择取舍中毫发毕现。与“白雪猪头”相比，鱼似乎更有余地带动起这两个家庭的起伏兴衰，文本中时隐时现，不断生发出世俗生活的人情趣味，我们在小说中体味到的也不仅仅是具体的鱼，恐怕还有象征人情暖热的情感之“鱼”。苏童将这篇小说命名为《人民的鱼》，“人民”这个概念或称谓有着更宽泛、更世俗且富于幽默感的含义。人民的鱼都会游向哪里?当然是游向人民自己的生活，它肯定会带给人们无尽的乐趣。“白雪猪头”和“人民的鱼”都让我们闻到了小说的气味和余味来。
三
苏童小说中有一些篇章是写残疾或有生理缺陷人物的。早期“香椿树街”小说《刺青时代》中的少年小拐就给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近期发表的两个短篇《骑兵》和《点心》就分别写了一个少年残疾者和一个青年生理缺陷者的生活状态。《骑兵》选择的是童年视角，这是苏童在表现香椿树街少年生活喜欢选择的一个角度。这虽然是作为成年人的作家苏童为小说找到的一个角度，但这个角度却为苏童的小说带来了独有的形式感。苏童自己也讲：“小说写来写去，事件是不变量的，固定的，但一到每一个个体的反映形式上就千奇百怪，富于变化，因为有了特定的角度，属于你自身作为一个个体的把握事件的方式。”⑤在这里，作家苏童的经验，也就是记忆中的动感地带，对故事或者说事件进行了整合。可以看出，在这类作品中，苏童对自己的想像力是有所“控制”的，想像的空间有意缩小，叙述中主要对旧东西进行重新发现，更注重个人情感的表现，并以此支撑起小说叙述的空间。少年左林的罗圈腿使他无法像正常人一样面对生活中的一切，过上正常少年应有的生活，而成为被正常人歧视、调笑、奚落、轻蔑的对象。外在的世界和生活给他带来了恐惧和屈辱，带给他无数的心灵灾难。这灾难注定了他要带着恐惧生活，因此，畸形的身体形成的畸形心理，渗透到他少年人生的每个角落里面。其实，他完全可以过一种妥协的生活，为了逃避心灵和肉体的深度戕害而牺牲梦想与愿望。但他偏偏生出不着边际的期待并且要立即在现实中付诸实施。梦幻中的骏马，骑兵的幻觉成为他执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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