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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化的历史叙事
作者：陈娇华
“欲望化叙事”的正式登场是在90年代。典型的是新写实小说及之后的写作思潮，尤其是“晚生代”写作。当然，历史小说中的“欲望化叙事”概念与“晚生代”们的“欲望化写作”还是有一些区别(这里“历史小说”概念是狭义的，指在真实的历史事件基础上加工创作的历史小说)。在“晚生代”们那里，“欲望化写作”是一种“欲望中心主义”的写作，其中的“欲望”“是被当作文本书写的本体来看待的，因此它不需要任何其他的附属说明，它自身便可以成为书写的唯一对象与核心”。而且“对欲望的书写不带任何文化意图，也不带任何价值拷问的目的论”。①而历史小说的“欲望化叙事”主要指对剔除意识形态色彩的个体欲望的书写。“欲望”的概念也较前者更为宽泛，它包括个体人的情爱性欲、性情操守及权力欲望等方面内涵。尽管，在一些现实生活题材小说写作中，如前面提到的“晚生代”的某些作品，“欲望”不仅成了情节叙事推进的主脉，也完全剥蚀了历史曾赋予它的所有象征意义，还原成一个与任何文化价值与意义无关的纯粹本能欲望。这种极端化的现象在历史小说中较少出现。历史小说中的“欲望”没有成为本体性的东西，在欲望之上的“人”的概念永远存在。“欲望”隶属于“人”的概念。换句话说，如果说“晚生代”们的欲望化写作是针对过去强加于人的欲望上的所有色彩(包括政治意识形态色彩、文化色彩等)进行反拨，那么历史小说中的“欲望化叙事”，则主要针对的是过去历史小说中遮盖在人的欲望上的浓郁政治意识形态色彩的去魅化而言。
一
回顾漫长的中国文学历史，“欲望化叙事”的发展历程曲折起伏。事实上，“欲望”两字在中国相当长一个时期内都是一个禁忌。不要说“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社会里，欲望遭致扼杀和扭曲的历史。相应地，在古代能够登大雅之堂的文学创作(散文和诗歌)中，对人的欲望书写较少出现，即使有也要么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欲语还休式书写，要么为“发乎情止乎礼”的中庸之道所遮掩。真正能算得上是对欲望书写的则沉潜到一些稗官野史式通俗演义或狭邪淫秽小说中，如明清乃至近代的《隋炀帝艳史》、《祷杌闲评》、《如意君传》、《品花宝鉴》、《花月痕》等，对宫廷权力争夺、帝王后妃间艳情秘史及君子优伶、才子佳人间恋情的书写，而且这些欲望化书写也都遮掩在封建社会“因果报应”道德观和“循环论”历史观中。就是在现当代社会中的某些历史时期，欲望也同样不能见诸天日和遭到遮掩、否定。欲望的最初合法化浮出历史地表，是在“五四”时期。只要翻开那个时期反映现实生活题材的作品，便可发现人的正常欲望得到了公开正视和尽情展现。比如郁达夫、张资平等人的早期作品，周作人的解放妇女言论，即提出性的解放是妇女解放的关键，等等。无疑“五四”先驱者们是把人的欲望解放看作“大写人”的解放一部分，当成“个性解放”、“人的解放”等宏大社会启蒙话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还没有也不可能来得及把欲望视作个体的“小写人”的生理或心理的正常欲求。只要回忆一下郁达夫《沉沦》中把青年的性欲满足要求与爱国主义思想的生硬牵扯，这一点便可以看得更清楚。而在以文化批判和思想启蒙为主要任务的所谓历史小说(其实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小说)中，更谈不上对个体欲望展开正面和赤裸的书写。论述至此，有必要提到三四十年代施蛰存的历史小说(虽然也非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小说，但由于它们对历史小说创作艺术审美的革新流变具有很大冲击作用，故在此论及)，如《将军的头》、《石秀之恋》等对个体欲望所进行的心理分析式描写。《将军的头》中对花惊定将军徘徊在种族与爱欲多重矛盾心态的揭示非常深刻尖锐。尤其是小说后半部分，作者把他置于军纪、种族与情欲多重矛盾煎熬中刻画其内在心理，作为汉人将军的花惊定必须严格遵从军纪，不能与美丽少女发生恋情；作为吐蕃人，他也应当返回自己故乡，不得与汉族少女发生任何情感牵连；但是作为一个“个体人”，潜意识中的情欲意念又使他情不自禁地拜倒在少女的石榴裙下，成为情欲的奴隶。花将军便在这些难以选择的矛盾冲突中经受灵魂的厮杀搏击，最终本能情欲战胜军纪和种族思想，并为之付出生命代价。《石秀之恋》也是在本能情欲与伦理道德冲突中，细致刻画石秀由于本能欲望得不到满足而产生的畸变心态。可以说，施蛰存借鉴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深刻地刻画了人物内在的本能意欲冲动，并且运用一些现代性手法、技巧挖掘人物内心深处的多重潜意识冲突，具有相当的人性深度，也丰富和深化了历史小说创作的审美艺术。遗憾的是，历史小说创作的这种倾向在随后的民族／阶级斗争运动中很快流失。
对人的欲望开始展开正面书写，是在80年代中后期历史小说中。随着现实生活题材作品对欲望书写的开禁，历史小说虽然在这方面比现实生活题材作品要慢几拍，但也慢慢挣脱意识形态束缚，开始书写个体人的情感、意欲，如王伯阳《苦海》、凌力《少年天子》、刘斯奋《白门柳》等等。事实上，早在新时期初一些历史小说，如《星星草》、《天国恨》、《李自成》(第三卷)等作品中，便悄悄隐现了对欲望的“犹抱琵琶半遮面”式诗意书写。比如，对男女爱情的朦胧诗意抒写，及对人物复杂矛盾的内心情感意欲的刻画。不过，由于受彼时社会意识形态影响，这些诗意化的意欲描写都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它们要么在情欲化描写中交织着社会宏大话语，也即情欲描写难以挣脱民族／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化阴影。如《李自成》中对慧梅婚嫁后内心复杂情感的细微描绘，不论其在亲情与爱情，起义事业与夫妻情感中如何矛盾、挣扎，最终选择的必定是前者，她的思想、情感永远是在阶级矛盾、集团利益笼罩下运转，纯粹属于个体私人的东西总是蜻蜓点水，点到即止，甚至根本没有触及到。还有《天国恨》中，对苏三娘内在“神秘的冲动”的描述也是。苏三娘听说张嘉祥来说亲，春心荡漾，情绪起伏跌宕。但同时，她又没有忘却自己的起义事业及义军姐妹，时刻提防张的暗算。尤其是她与张相亲时，作者对两人情欲心理的刻画更是工笔细描、真实微妙，写出了两人内心真实的生命春潮的蠢动，对异性的情爱渴求。然而，作者没有沉湎于纯粹生理、心理方面的爱欲刻画，而是时时交织着阶级立场和集团利益的对抗性因素。于是，小说对人物内在意欲的刻画呈现出色彩斑斓景象：既有男女相互间的情欲渴求，又有对立阶级的利益计较；既有相互潜意识的意欲冲动描写，又有对立双方清醒的阴谋诡计暗示。最终集团利益算计驱散了情欲，事业胜过女色，两人情断义绝。还有，要么作为对反面形象贪婪、残忍、私欲等阴暗心理的刻画，如《天国恨》中对降将张嘉祥叛变前内心矛盾心理的刻画，《星星草》中对曾国藩军事失败时痛苦绝望心境的刻画，等等。因此，出现了反面形象刻画的深度和真实性往往超过正面形象的现象。当然，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除了受强大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影响外，极左年代文学作品那种高、大、全形象塑造模式的潜在影响也存在着。而且即使写权欲也主要凸显反面阶级／集团内部矛盾、权力的争斗。如《星星草》中虽然也写捻军内部的意见分歧、队伍分化，但相比较而言，主要描写的还是清军内部官员间的勾心斗角和争权夺利，如僧格林沁骁将间陈国瑞、英翰、舒伦保等人间的争功邀宠，僧格林沁旗军与湘军、淮军间的互相残杀。相较而言，80年代中后期历史小说中，欲望化书写中的意识形态色彩则明显淡化了。比如凌力的《少年天子》，作为以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异常尖锐激烈的明末清初为背景的封建帝王题材历史小说，按照以往历史小说创作成规，它理应选择重大的政治、经济、军事事件，像农民起义、残明势力复明运动、清初名将的强征杀伐和重要历史人物，如体现主要社会矛盾的人物：起义领袖、残明势力及清初叱咤风云的将领作为其主要书写对象。但是，正如论者在谈到作者主体重构能力自由时所指出：作者“不按史家论列的各种矛盾去写，永历朝虚化，农民起义虚化，郑成功虚化，前台只是顺治、庄太后、董鄂妃、济度、岳乐这些帝妃重臣活动……不再让历史时间、事件牵着鼻子走，完全以主要人物福临的精神、性格的发展为脉络、为需要……最重要的是，罢三饷，整吏治，宽‘逃人法’，制止‘圈地’，等等举措在民间的反映也被虚化，而把满汉融合的文化主题推到突出地位，……”②换句话说，《少年天子》没有像过往历史小说那样不论选材构思，还是形象刻画等都蛰伏在社会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庞大阴影中，重视重大历史事件的铺叙。而是开始挣脱意识形态束缚，充分发挥主体艺术重构能力，进行欲望化历史书写，对过去枯燥干瘪故事重述的意识形态化历史小说写作进行反拨；将历史还原为人性化、情感化和生活化。《白门柳》也是如此。它摒弃了过去历史小说以民族／阶级矛盾斗争为主线结构小说的做法，选择几位江南文人与秦淮名妓间的情爱纠葛及他们颠沛流离的命运、遭遇为主线，刻画他们在国破家亡、民族危急时期的精神痛苦和心态转变。
真正褪去政治意识形态色彩的“欲望化叙事”是90年代以来的历史小说。不仅个人的欲望话语取代了以往的宏大社会话语，而且对欲望的书写也比较放肆和赤裸。这个时期的“欲望化叙事”可以分为：情感欲望叙事、权力欲望叙事和个人品性叙事三大类。情感欲望叙事如《白门柳》(刘斯奋)、《武则天女皇》(赵玫)等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女性作家写作的古代女性系列作品，凌力“百年辉煌”系列，张笑天《太平天国》等，主要刻画和突出人物间的情感纠葛和内在意欲。权力欲望叙事如《张居正》(熊召政)、《雍正皇帝》(二月河)、《汴京风骚》(颜廷瑞)、《武则天大帝》(葛思绪)等围绕权力争夺构筑故事情节。个人品性叙事如《曾国藩》、《杨度》(唐浩明)、《崇祯皇帝》(傅苍松)、《文天祥》(杨友今)等，着重凸显人物的人格、人品、性情、操守。综观90年代以来历史小说的“欲望化叙事”，可以发现，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基本消隐，大多数历史小说作家能够大胆正视个体的性情、心绪、意欲，乃至于潜意识的生理、心理欲求等，自由甚至赤裸裸地书写欲望。这里不说一些取材野史轶闻、宫闱秘史的带有“野史”性质的历史小说作品，如以慈禧的情欲艳史为主要书写内容的《水月》(韩起)，及一些“风流才子”、“风流天子”之类作品。就是一些比较严肃的历史小说中，对个体人的欲望书写也比以前显得较为大胆、自由和开放。比如就拿对人的情感性欲书写这类例子来说，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赵玫的《武则天女皇》和《高阳公主》。《武则天女皇》中，作者创作态度可谓非常严肃认真，不仅“翻阅了大量关于武则天的历史资料”，而且还不辞辛劳“从长安，到洛阳，凡是这个女人曾驻足过的地方”都追踪过。③作者尽力以一个女人的视角，从武则天为才人为帝妻为人母为女皇等多种角色展开对她内心情感、意欲、心理甚至潜意识等多重冲突刻画，使得作品不仅在整体上显示出了情感化和人性化的创作倾向，而且在故事情节叙述中，一些极具挑逗性的情欲化描写片断也随处可见。《高阳公主》中更是以高阳公主的情欲性爱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其欲望化的激情倾泻更是灌注全篇。此外，还有孙自筠的《太平公主》、《安乐公主》等作品，既有对历史事件的真实再现，也充满了对情欲和权欲的激情化书写，尤其是后者，主要描写安乐公主“在权欲和情欲面前的疯狂心态”，刻画其性格的演变和人性的变异。④
二
与现实生活题材小说中的“欲望化写作”不同的是，历史小说中的“欲望化叙事”仍然是从人性刻画的角度，从人的解放、女性解放角度出发来书写的。当然，这里“人的解放”、“女性解放”不完全等同于过去(“五四”时期和新时期)那种消融个体欲求，屈从于启蒙话语的宏大社会话语。它既承认人的社会属性，但也不抹杀人的自然属性；既强调作为整体的社会和人类的解放，也重视个体的解放。如果说80年代中国历史小说对人的解放、个性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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