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6期
通俗文学
作者：林秀琴
郑振铎在《何谓"俗文学"》说： "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就是民间的文学，也就是大众的文学。换句话说，所谓俗文学，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而流行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②概括之，其一，通俗文学与民间文学、大众文学〖JP5〗可粗略等同；其二， "俗"对立于"雅"并与之分流。
这种分流早已体现于《诗》中"风"、 "雅"、 "颂"的文体区别上。商、西周、春秋时代， "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这类创作、吟咏于民间的歌谣便是最早的诗： "风诗"。《诗》中的"国风"即风诗的精要，孔子说诗可以"观风俗，知得失"，指的就是风诗。在一定意义上， "风"与"俗"是不可分离的。由"风"而"雅"，一是从民间创作转入个人创作，二是形式、结构、情感的复杂化及篇章规模上的宏大化，并致使诗不再像"风"那样适宜口头传唱--这可视作"雅""俗"分流的肇始。同时， "雅"诗中功利意识的初步显露，表明诗歌是否承担官方或主流意识形态及价值理念，也是区分"雅""俗"的一个重要尺度。
孔子《论语》从诗教与政教合一的角度出发，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无邪指伦理、性情之正。《论语·阳货》说"郑声淫"， "恶郑声之为雅乐也"。因为郑声多男女情爱浮靡之音。雅即正，与"淫"相对。虽然他并没有把"淫"与"俗"相联系，然而郑声正是"风"之一种，当归于"俗"。另一部分"风"因负载了一定的社会现实内容而成为官方掌握民间动态的重要途径，则得到了孔子的肯定，纳入正统文学的范畴。
汉董仲舒使《诗》一跃而为《诗经》，孔子论诗的伦理、道德尺度，也发展为政治功利主义。在这种儒家诗教下，像风诗中吟咏男女情性的作品，要么被列为淫辞异曲，遭到彻底批判鄙弃；要么经过彻底的改造，一如《关关睢鸠》，成为"后妃之德"的经典注释。由《诗》而《诗经》，俗文学演变为雅文学，俗文学取得了经典化。
在孔子诗教中， "雅"诗须"事事醇素"，而曹丕《典论·论文》却认为"汉赋欲丽"，扬雄则从文体的角度提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对"丽"与"淫"的肯定，可以说是对两汉以往儒家诗教中视为"俗"的质素的肯定，陆机《文赋》甚至提出 "诗缘情而绮靡"的主张，把"绮摩"作为一种美学风格加以肯定。"雅""俗"分流已逐渐从道德旨归下解放出来返归诗歌的自觉意识。刘勰折中了儒家诗教和美学趣味，《文心雕龙·体性》篇排列了八种风格体式：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从这种排列中不难看出刘勰的好恶，其中，与典雅相对，新奇是"摈古竞今，危侧趣诡"，轻靡则指"浮文弱植，缥缈附俗"，固然输于典雅壮丽。③
此外，语言和文体也介入了"雅""俗"的分流： "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④五言诗从两汉乐府而来，虽然东汉已有成熟的五言文人诗，刘勰仍把之归入"流调"，恐怕一是由于五言与民歌的密切关联，二是对魏晋两朝"绮靡"之风的反感。与刘勰同时代的钟嵘则通达得多，认为"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⑤ "云会于流俗"表明了钟嵘与传统不同的文学价值观念：对"风"传统的肯定，对"流俗"的肯定。萧子显《齐书·文学传论》中也说： "言尚易了，文憎过意……杂以风谣，轻唇利吻，不雅不俗，独中胸怀。"明代陆时雍《诗镜总论》中更是强调，语言的俗难与否并非"雅""俗"的分水岭， "真"--是否有真情真趣--才是"雅""俗"的区别。他举例道， "古乐府多俚言，然韵甚趣甚"， "十五国风，亦里巷语，然雍雍和雅"，"晋人五言绝，愈俚愈趣，愈浅愈深"， 因为"古人佳处，当不在言语间也"，而在"神情妙会，行乎其间"。⑥至此，对"雅" "俗"的分流已日具较为自觉的诗歌文体意识。
显然，俗文学总是相对于雅文学而言的，并且总是处在变动不居的状态中。作为一个历史性的概念，不同的历史语境赋予俗文学不同的内涵及外延--这很可能导致另一个重要的事实： 一个时期的俗文学在另一个时期可能成为雅文学，即被目为正统、中心和主流的文学。就文体而言，诗歌向来占据着主导地位，唐代的变文(演绎佛教经义的通俗故事)、宋的话本、元的戏曲和明清的小说，都先后经历了由末流到独领风骚的地步。郑振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强调："俗文学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⑦
对俗文学的语境性定义同样说明， "雅" "俗"分流并不仅仅是文学内部质素的问题，相反，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控制。经典化的操作机制固然与诗歌自身的质素有关，但在很大程度上更和主流意识形态关系密切。因此， "雅"与"俗"的二元对立并不总是固定的，在某些特殊的意识形态目的下，俗文学可能凌越于雅文学之上，获得更为可观的权力。人们不难发现，尽管中国20世纪上半期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其核心似乎集中在语言的改革上，然而，在民族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语境中，文学始终背负着政治武器的使命，语言改革背后真正的主宰，先是抗日救亡的宣传使命，再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先是抛弃了"五四"白话文，继而是"通俗"借着"民族作风和民族气派"和"工农兵大众"的名义获得高度的美学肯定，如郭沫若所振臂力呼的： "通俗!通俗!通俗!我向你说五百四十二万遍的通俗!"⑧与这种审美取向有所相异的则统统归入"小资产阶级趣味"予以推倒。
政治的介入仅仅是一个方面。二战之后崛起的文化工业表明，经济因素正越来越强烈地介入文学艺术的生产。今天，我们时常不太严格地用通俗文化来指称大众文化--或许这仅仅是称谓的改变而已。大众文化用英语表示为Popularculture或Mass culture。这两个历史性的概念自然不能简单等同，正如不能把工农兵文学等同于俗文学一样。然而，与其强调二者的区别，不如说二者有着更多的相似和关联：Popular表示的"普遍、流行"或Mass表示的"众多"，难道不喻示着"通俗"，二者难道不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多数原则"的崇拜可以说是大众文化的一个典型特征。金庸作品的流行及最后的正典化，似乎都在证明这一原则。⑨
文化工业的批量化生产取消了艺术作品的独一无二性，同时，这种速食式的文化消费也忽略了艺术作品所要求的种种价值和艺术的尺度。因而，把大众文化归入俗文学或俗文化似乎并无太大不妥。大众文学或文化只提供一种替代性的经验和假造的感觉，把之看作一种欺骗或自我欺骗并不过分。换言之，大众文化意味着"审美的虚假化"或"美学不充分"。⑩
无论是工农兵文学，还是西方已然历时半个世纪的大众文化，或随着市场体制改革应声而起的中国90年代大众文化，都借着"人民"和"大众"的名义建立自身的合法性。不可否认，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化的一个强大消费群体来自底层民众。揭露内幕，渲染七情六欲、血腥和暴力的言情、武侠、侦探等"车站文学'就拥有一个相当巨大的民工群体。11然而，在广告、时尚杂志、电影周刊、网络文学、咖啡厅文化所营造的大众文化，似乎更乐于标榜其中产阶级的趣味，这一趣味有一个新潮的名称：小资。此外，文化产品的批量复制与大众消费群体的趣味各异在大众文化这一领域中不仅互不矛盾，甚至荣辱与共：流行意味着时尚，意味着成为时代的弄潮儿而非落伍者。
从发源于民间的风诗，到今天由上而下，经由一切政治、文化机构操纵的大众文化，我们不难看到通俗文学或通俗文化这一概念所具有的复杂含混性，以及在不同历史语境中"通俗"这一特质所具有的肯定性或否定性的力量伸缩。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这一"媚俗艺术"的批判自然切中肯綮，然而我们也不能忽略伯明翰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正名"--我们必须看到的是，这两种异道而行的观念及其推演，都表明了大众文化的某些事实。
①理查德·凯勒《垃圾文化--通俗文化与伟大传统》第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②⑦《郑振铎说俗文学》第1页，上诲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③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第257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④《文心雕龙·明诗》，《〈文心雕龙〉今译》第62页。
⑤钟嵘《诗品·总论》，陈延杰《诗品注》，第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
⑥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下册，第1406--1411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⑧《新兴大众文艺的认识》，文振庭编《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⑨1995年严家炎在北京大学开设"金庸小说研究课"，一些大学纷纷设立金庸作品研究室。
⑩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第246、249页，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11参见王晓明《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